从无偿征敛向有偿购买的演进

盐业曾在战国秦汉时造就了一批“富埒王侯”的超级富豪，茶业则是唐宋时期异军突起生机勃勃的新兴商品经济行业。但禁榷专卖制度严密控制了其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将之纳入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体系，私人商业资本的自由活动空间大大缩小了，特别是基本上堵塞了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的途径，严重阻碍戕害了其生产、流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生产者、商人与封建国家间的激烈的矛盾斗争。又由于盐、茶、酒、矾、香药、醋等行业属于商品经济体系中市场广阔、利润较高、流通量较大的部分，禁榷专卖对于整个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以往的研究者们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对禁榷专卖制度痛加诟病的。

尽管封建国家插手这几项重要商品之生产和流通的主要目的是攫占经济利益，但经济现象从来都不单单取决于纯之又纯的经济因素。任何时期的重大经济问题，都首先是社会问题，都毫无例外地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关系、乃至对外关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封建时代尽管强权肆虐，但禁榷专卖制度的长期存在也不是封建官府的蛮横和贪婪这类简单化的概念所能解释得了的。因而对于宋代的这项重要经济制度的评判，也应当考虑到特殊的时代背景，从多方面的因素着眼，进行全面的具体分析。

如果我们把禁榷专卖制度置于宋代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之中，就会发现这项制度除了对于茶、盐、酒、矾、香药等相关行业的生产流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之外，对于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国防军事形势、封建国家的政治利益、社会关系乃至对外贸易等等，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一些消极后果，也有某些积极作用，还表现出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实行禁榷专卖制度的客观必然性。有必要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下面我们主要从禁榷制度与几项重大问题的关系入手展开论述。

禁榷制度与军事后勤供应的关系

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募兵制代之而起，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财政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府兵制下，服兵役者是均田农民，其粮食、马料、武器、服装等皆须自备。而募兵制下的士兵基本上是职业军人，各项军需物品皆由国家供应。养兵制度由府兵自养变为国家财政供养，军费支出愈益成为财政开支的重要内容，使封建国家的财政体制基本上变成了国防财政，即与财政有关的经济资源、制度和政策首先并大部分用于军事国防的需要。唐政府保障军队后勤供应的主要办法，一是组织财赋实物的行政调拨，二是实行和籴制度，通过市场购买军队需要的粮草等物资。为了和籴，唐朝一方面把赋税中的租米改折成绢布交纳，运输到关中等地用于和籴；另一方面强化禁榷制度，通过榷盐、榷酒、榷茶等，扩大货币财政收入。唐代禁榷制度的变革与兵制上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名臣陆贽就说：“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斯，可谓财匮于兵众矣”。[1]

宋朝北临契丹辽国的威胁，西北与党项西夏为敌，北部沿边警钟长鸣，战火连绵。在严重的国防危机面前，宋朝积极扩军备战，使军队数量一增再增，宋仁宗时达到了125万余众。这必然迫使宋政府不得不调动几乎所有的财政力量应付日益浩繁的军费开支。军费对财政的压力大大超过了唐代，国防财政的特点更加鲜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方面，禁榷制度受军费需求的牵制愈益强化，如曾巩所言：

自时以来，兵籍既众，他费稍稍亦滋，锢利之法始急。于是言矾课则刘熙古，深

茶禁则樊若水，峻酒榷则程能，变盐令则杨允恭，各骋其意，从而助之者浸广。自此

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犹不能以为足也。[2]

南宋的黄度也说：“无名苛敛不少蠲减，茶盐榷酤日求增羡，皆兵之为也”。[3] 茶法、盐法的变革明显地从属于国防财政的需要，围绕国防财政这个轴心转移，是宋代禁榷制度的一大特点。另一方面，禁榷制度在国防财政体系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基本上构成了军队后勤保障的最重要的支柱，宋朝为解决沿边驻军的粮草供应问题而建立的入中制度主要就是以禁榷制度为依托的。

除此之外，在宋代禁榷制度与国防财政的关系上，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与唐代有所不同。一是唐代的禁榷制度与沿边的市籴粮草在财政收支体系中仍然是分割的，前者表现为货币收入，后者是货币的支出，双方尚未形成直接联系。北宋时，茶、盐、香药等榷货作为入中的偿付之物直接变成了沿边市籴粮草的籴本。二是虽然晚唐的元和、长庆年间，唐政府开始将类似钱法的信用形式运用于沿边和籴，商人在边郡入纳粮草，从官府领取信用票据，到京师长安还钱。但信用票据尚未出现于禁榷之中，在沿边市籴中的应用也较少。宋代则不仅把钞引之类的信用票据广泛运用于禁榷制度，而且通过钞引把沿边入中和偿付茶盐等榷货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跨地域、跨时间的大规模商品信用交换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宋朝解决沿边军需粮草等物资的办法，除了利用当地赋税收入、附近地区的“支移”、以及政府的行政调拨之外，主要仰仗市籴入中制度。具体地说，市籴制度又分为三种形式：

宋时市籴之名有三：和籴以见钱给之；博籴以他物给之；便籴则商贾，以钞引给

之。[4]

所谓“和籴”，文献上又多称为“收籴”，[5] 是用现钱货币偿付入中。所谓“博籴”，就是用货币以外的其他物品折价支付。所谓“便籴”，其市籴的交易对象主要是商贾，它先是用钞引支付入中，然后商人再持钞引到京师或指定的其他地区或者换取现钱、或者换取茶盐香药等榷货。

如果从市籴的偿值方式的角度来区分，收籴、博籴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一手交货（粮草）、一手交钱（或博籴所用的物），是现场同时进行的商品交换。便籴，关键在于“便”字，它采用了便钱汇兑的方式，交货和偿值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在时间上是推迟的，它属于商业信用。

如果从偿值物品即籴本的角度划分，收籴属于钱物交易，博籴和便籴属于物物交易。博籴的籴本，通常有绸、绢、丝、绵、金、银、茶、香药等等。宋政府在沿边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地区设置了折博务主持博籴等事务。如河东的折博务在接受了商人入中的上述杂物后，偿付给盐、矾等当地土产，折博务再用入中的上述杂物“充备河东路并、汾等十余州军支折和籴”。[6] 据统计，河东路晋州的折博务用矾折偿杂物入中的情况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岁博缗钱金银计一十二万余贯，茶计三万余贯。端拱初，银绢帛二万余贯，茶计十四万贯”。[7] 宋真宗景佑四年后，改为“客旅并不入银绢见钱，只将茶货入纳。遂额定令客人每年于晋州折博务入纳茶一十万斤”。[8] 可见博籴实际上是部分用榷货甚至有时全部用榷货的一种籴法。便籴的籴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钱，再一类是茶、盐、香药等榷货。大致在北宋中期以前，以榷货类居多，用现钱者较少。

在北宋中期以前，收籴、博籴、便籴三种籴法并存，以便籴为主；在便籴和博籴二法之中，榷货都占了极大比重，都是主要以禁榷制度为依托的籴法。关于收籴、博籴我们将在下一章集中论述，这里主要分析便籴法与禁榷专卖制度的关系。

宋太祖时，茶盐等的榷利仍像唐代一样首先表现为由金银、缗钱、绢帛等构成的财政收入，与沿边购买军需粮草的关系是间接的。通过钞引信用证券的联系，使茶盐等榷货变成入中粮草的便籴籴本，用茶盐等实物直接购买军需的粮草等实物，则是从宋太宗雍熙年间开始的。

从资料上看，这项重大变革的首倡者是刘式。[9] 刘式，字叔度，曾担任过潭州茶场监官，取得了“岁终奏课倍前人”的好成绩，赢得了宋太宗的赏识。随后又知淮南利丰监盐场。刘式的这种经历，使他对当时的茶盐禁榷之利弊有深切的认识。宋太宗平定北汉之后，

是时初得并州，又绝和亲，诛灵夏叛族，边费多，有司不能给，颇以扰民。叔度

通轻重，以为此非长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迁化居，所以调有余不足，

便民赡国。臣前在潭州，见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今利丰监积盐复多，

有司无术以御之，但坐守视之耳。国家据山海之源而不能用，边寇小警，搜弊补败，

辄以劳民，至上下空匮，甚非计也。臣请通茶盐之利，被之河北关中，国可益赋而财

用足”。上异其言，即以驿召入问计策，语合意，因留判三司都磨勘司。[10]

宋太宗采纳了刘式的建议，“自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优为其直，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移文江淮给茶盐，谓之折中”。[11] 商人在沿边入中粮草之后，凭“文券”（钞引）既可以像唐末那样到京师兑换现钱，也可以到江淮兑换茶盐。我们前面从榷茶制度的角度把这种办法称为“交引法”，但如果从便籴制度的角度看，则可以按宋人习惯的说法称之为“折中法”。

这种入中粮草“以钞引给之”，凭钞引既可能换取现钱、也可能换得茶盐等榷货的便籴制度，自雍熙年间确立后，经历了多次变革。参见表1：

表1 北宋支偿入中的榷货与货币比重变化表

年代 籴法 创议者 偿值之物所占比例（％）

雍熙二年 折中法 刘式 缗钱或茶盐

至道二年 折中法 杨允恭 茶100

咸平五年 三分法 王嗣宗 香药40、犀象30、茶30

咸平六年 四分法 王嗣宗 香药犀象60、茶40

天禧三年 三说法 寇 咸 缗钱25、茶30、香药象牙45

乾兴元年 三说法 范雍 缗钱25、茶30、香药象牙45

天圣元年 见钱法 李谘 缗钱100

天圣三年 三说法 孙

天圣八年 三说法 缗钱35、茶40、香药象牙25

景佑三年 见钱法 李谘 缗钱100

康定元年 三说法

庆历中 三说法 缗钱30、南盐35、香药茶35

庆历八年 陕西见钱法 范祥 缗钱100

庆历八年 河北三说、四说法 董沔 缗钱20、茶40、香药象牙15、南盐15

皇佑二年 见钱法 韩琦 缗钱100

至和二年 见钱法 薛向 缗钱100

可见便籴制度中钞引的偿值之物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籴法之下是很不一样的。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如杨允恭创立的折中法、王嗣宗创立的三分法四分法，不管各种榷货的具体比例如何，全部都是榷货；第二类，李谘等创立的见钱法，100％全用缗钱；第三类，是介于上两种之间的刘式折中法、以及三说法四说法，既有榷货、也有缗钱。尽管上述籴法多有反复，特别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交相更替，但在皇佑二年之前，总的情况是用榷货偿值的比重大，折中法、三说法实行的时间长。

固然，无论是用现钱买粮草，还是用榷货换粮草，都属于宋政府财政分配的范畴，从这个角度看，这两种便籴形式并无本质性的区别。但这两种方式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毕竟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用现钱买粮草的情况下，榷利首先表现为财政的货币收入，购买粮草则是财政的货币性开支，这是财政的正常运作形式。在用榷货换粮草的情况下，沿边地区的粮草，与东南地区的茶盐及京师积存的香药犀象，通过钞引的联络、利用商业信用关系直接挂起钩来，则是财政收支的变通形式。禁榷制度不仅被纳入了国防财政的体系，而且成了军队后勤保障的依托；茶盐香药等榷货不仅是政府控制下的特殊商品，而且成了与宋王朝存亡攸关的重要战备物资。

宋政府之所以不用货币，而直接用茶盐换粮草，与当时货币财政收入较少有很大的关系。如天圣元年李谘实行见钱法，“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除了豪商巨贾因为不能利用虚估牟取暴利而群起反对外，朝廷上的大臣们，亦“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12] 庆历八年董沔请求在河北实行三说法和四说法时，三司也表示赞同，并说：“自见钱法行，京师钱入少出多，庆历七年，榷货务缗钱入百十九万，出二百七十六万，以此较之，恐无以赡给，请如沔议”。[13] 皇佑二年，根据韩琦的建议再行见钱法后，仍然存在着现钱支付严重困难的问题。“自皇佑二年改用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不能支入中之费，尝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久之，入中者寝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则至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例如，当时“河北入中军粮，京师给还缗钱、绸绢，商人以算请，久未能得，其钞每百千止鬻六十千”。[14]

或问：茶盐等禁榷利润不是向来就主要表现为货币收入吗？既然折中法、三说法有虚估之弊，使宋政府的财政货币收入大受影响，为什么就不能在禁榷制度上完全实行见钱法，“以实钱入粟，实钱售茶”，[15] 使榷利首先形成货币收入呢？答案或许是，宋政府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除了商人的抵制外，禁榷制度本身的痼疾也使榷货流通常常梗阻不畅，难以迅速及时地转化为财政收入。以茶为例，北宋中期以前，凡是茶法与沿边入中切断联系的时候，几乎都会发生官府茶场严重积压的问题。宋初的情况已如前引刘式的奏言所述。天圣元年李谘的入中见钱法、榷茶贴射法“行之期年，……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滞积败坏者，请一切焚弃”。[16] 天圣三年孙 建议废除见钱法、恢复三说法的奏议中也说：“十三场茶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17] 不独茶，盐也是如此。景佑三年，李谘再行见钱法之后，事隔四年，即康定元年十二月，欧阳修在其著名的《通进司上书》中说：

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茶自变法以来，商贾不复，一岁之失，数年莫补，

所在积朽，弃而焚之。前日议者屡言三说之法为便，有司既已详之矣，今诚能复之，

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矣。解池之盐，积若山阜，今宜暂下其价，诱群商而散

之。先为令曰：三年将复旧价。则贪利之商争先而凑矣。夫茶者生于山而无穷，盐者

出于水而不竭，贱而散之三年，十未减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贵者，以能为国资钱币

尔。今不散而积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18]

欧阳修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政府控制了茶盐货源之后，又积压着卖不出去，使其禁榷利润无法完全实现，必然严重制约着财政货币收入的增加。在军需亟急的巨大压力下，与其坐等销售茶盐的财政收入，倒不如直接拿它们来换取粮草更简单省事、更有效率。

事实上，折中法和三说法用榷货换粮草，虽然有严重的虚估之弊，使宋政府损失了巨额的禁榷利润，对宋政府而言却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其一，用茶盐香药等榷货偿付入中，由于在粮草和榷货折换的中间环节不再出现或较少出现货币这一中介物，使宋政府货币短缺财政拮据的窘况有所缓解。孙长卿就说：“本祖宗榷茶，盖将备二边之籴，且不出都内钱，公私为便”。[19] 其二，禁榷制度支持的入中使边地“切于馈饷”的状况明显改观，缓和了粮草供应的紧张局面，有利于巩固北宋边防。其三，减少了宋政府财赋调拨运输的开支，提高了周转效率。如宋高宗说：“祖宗茶盐之法，纳粟于边，请钞于京，公私皆便。不惟边面可实，而又免转输之劳”。[20] 其四，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交换解决军需的供应及运输问题，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边防军需的运输，如果完全采取行政调拨的方式，势必加重农民的劳役负担，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阶级矛盾。如雍熙三年，宋太宗大举攻辽，赵普说：“百万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邓州）约共出十万贯钱，乃可运二万硕粮至莫州。典桑卖牛，十闻六七，亦有鬻男女、弃性命者”。[21] 淳化五年，柳开知分 州时，见州县“调民送军储环州，岁已再运，民皆荡析产业，而转运司复督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且曰：力所不逮，愿就死矣。……今农蚕方作，再运已劳，老幼疲弊，畜乘困竭”。[22] 后来通过入中制度的调节，这种现象有所减少。“募人入粟塞下，给以池盐，商嗜其利，而农得以休”。[23] 此外，用茶盐换粮草既是财政的一种变通形式，更可以说是宋政府组织的跨地域、跨时空的大规模商业活动。它把当时市场上流通的粮食、茶、盐等几大主要商品皆囊括其中，在宋政府的主持、操纵下交换运转起来，对于商品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宋代市籴制度的独到之处，也是宋代商品流通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点，在下一章集中论述。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宋政府从维持统治的大局出发，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任了三说法虚估之弊及其造成的榷利流失。天圣七年，有“上封者言，天下茶盐课亏，请更议其法”。宋仁宗征询三司使寇 咸的意见，寇 咸说：“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法岂可数更？”宋仁宗深表同意。[24]

也正是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宋政府必须固守禁榷制度，强化对榷货生产流通的干预控制。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诏令凡违犯茶盐酒禁者可酌情以钱物赎罪。谏官余靖闻而大怒，当即上书道：“臣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谋者？徒知高谈而不知适时之变也！今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盐酒税、山泽杂产之利，尽归于官，尚犹日算岁计，恐其不足。民贪其利而犯禁者，虽死不避也。今乃一为赎刑，以宽其禁，三军之食，于何取之？”结果，诏令被驳回，“卒不果行”。[25]

然而，封建国家容任榷利在一定程度上的流失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同时禁榷制度的积弊陈疴也有必要加以改革。庆历年间北宋与西夏达成和议，北部沿边的大规模战争暂告宁息，军需供应已不像战时那样数额浩繁急如星火，这为宋政府整顿入中、禁榷制度提供了时机。庆历八年，范祥改革解盐榷法，废止官般官卖，实行钞盐制。商人在陕西、河东入中粮草官府付给现钱（主要是当地流通的铁钱），商人再用现钱购买盐钞到解池换盐。尽管入中仍然最终仰仗解盐支持[26]， 但入中与解盐切断了直接的联系，变成了间接的关系。又由于解盐钞法的成功，减少了中央财政向陕西、河东的货币支出，使京师府库的货币积累逐渐充实。如包拯说，范祥“通陕西盐法，行之十年，岁减榷货务使缗钱数百万，其劳可录”。[27] 这期间，北宋的财政货币收入增加到4500余万贯，比至道三年的2224万贯翻了一番。这不仅为薛向在河北推行入中见钱法创造了条件，也为茶法一度废除禁榷、实行自由贸易的真正意义上的通商之法创造了条件。入中见钱法在几经摇摆更替之后，终于稳定下来，成为此后军需供应的主要方式。

以至和二年薛向在河北推行见钱法为界，宋代军需粮草供应制度的演变过程可分成两个阶段：此前主要用茶、盐、香药、矾等禁榷物资折偿，此后主要用货币支付。前一种形式明显地带有过渡性，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种过渡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军事后勤供应方式，从实物（粮草等的）行政调拨过渡到粮草与茶盐香药等榷货的实物交换，再过渡到货币交换，这个过程既是禁榷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也是封建国家的财政分配制度逐步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商品货币经济的作用解决政治军事问题的过程。

宋代的军需物资中除了粮草之外，战马的供应也主要依靠榷茶制度。在古代，战马是军队战斗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军事装备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宋朝统治区内却产马很少，主要向西北的吐蕃、羌族和西南的少数民族购买。与西北少数民族开展的茶马贸易早在唐代就开始了，但那时买马所用之物主要是绢，茶的比例很小，且不经常。宋代的茶马贸易始于宋太宗时，太平兴国八年，鉴于以往用铜钱买马运输困难，铜钱又非“戎人”所欲之物，往往销铸为器，规定“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28] 宋神宗时，王韶开西边，占领了熙河地区，北与回鹘相通，西与青海吐蕃相接，为购买战马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但马的来源虽多，买马之物特别是茶却严重不足。“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29] 正是在急需战马的背景下，宋政府于熙宁七年在就近的四川地区实行榷茶，并对西北茶叶市场实行了官营垄断，设卖茶场和买马场若干处。在最初阶段，宋朝买马，仍然是茶、绢、银并用，而“蕃部所欲，大抵惟茶为急，自来将马中官，请到折价银、绢等，只是将三二分归蕃，其余往往却赴茶场，博买茶货”。[30] 元丰四年后，宋朝主要用茶易马。北宋时，在西北通过茶马贸易得到的战马每年有15000～20000匹。所用茶在元丰年间每年约15000驮（每驮100斤），宋徽宗时增至50000驮。[31] 在西南地区，开展茶马贸易的中心是黎州和雅州。黎州每年的买马数是四五千匹，用茶200余万斤。南宋时，西北地区陷落，茶马贸易主要在西南进行。建立在榷茶制度之上的大规模茶马贸易，不仅对改善宋军的战马装备发挥了巨大作用，也适用了周边少数民族商品交换的实际需要。这项制度延续到明清时期，对加强少数民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禁榷制度与财政货币化的关系

前面说过，唐中期以后，特别是宋代，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结构在价值构成和部门构成两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实物收入的比例逐步缩小，货币收入的比重愈益增大；直接来自农业部门的收入相对减少，来自工商业部门的收入明显增多。这两个变化既是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的结果，也是工商业经济取得结构性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全部的货币财政收入当中，来自禁榷专卖的收入占了大头，而且比重越来越大。

表2 宋代盐、酒、茶利占货币财政收入比重表（单位：万贯）[32]

时期 货币总收入 盐利 ‚酒利 ƒ茶利 ＋‚＋ƒ 比重（％）

至道年间 2224 300 185 285 770 34·62

天禧末年 2653 300 896 330 1526 57·52

治平年间 4400 1156 1286 117 2559 58·16

熙宁年间 5060 1200 1310 － － －

绍兴末年 8000 2100 1400 270 3770 47·13

乾道末年 7000 3000 1332 420 4752 67·89

从表5～7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宋代货币财政收入之所以持续迅速地增加，主要是通过禁榷专卖收入特别是盐、酒课利的增加实现的。而且如果货币财政总收入以至道年间的2224万贯为基数100，则乾道末年的7000万贯就是增加了315％；而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就是比至道年间的770万贯增加了617％。禁榷专卖收入的增加速度比货币财政收入要快将近1倍，这是禁榷收入在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原因。

禁榷制度构成了宋代财政货币化的重要支柱，宋人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欧阳修说：“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33] 宋贶说：“国家岁用至广，两税之外，仰给于鹾茗者为多”。[34] 宋高宗说：“国家养兵，全在茶盐以助经费”。[35] 陈从古说：“国家利源，鹾茗居半”。[36] 在宋代，禁榷制度对于维持封建统治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到南宋后期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孙梦观说：“今日之急务，莫理财若也。生财之路穷，独倚办于楮、于盐耳”。[37] 徐鹿卿说：“粮也、楮也，皆视盐以为轻重者。一二年之籴本粗足者以盐也，一二年之造楮粗省者以盐也”。[38] 诚如叶适所言：宋朝是“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愁苦议乎盐、茗、榷货之间而未得也”。南宋时更是“舍茶盐则无以立国”。[39] 如果说宋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宋政府财政收支的货币化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那么巨额的榷利收入则为财政货币化提供了物质保障。

通过禁榷制度表现出的工商业间接税与农业直接税的关系

表面上看，禁榷专卖收入主要是通过剥削榷货生产者特别是分割商人的利润而获得的。在这项制度引起的一系列矛盾斗争中，尤以国家与商人的矛盾表现得最为尖锐突出。这种现象使当时的许多人认为禁榷不过是与商分利，影响的只是商业，不仅对农民毫无损害，而且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好办法。典型的言论如范仲淹所说：

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尔，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省，岁入不可

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必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商贾？[40]

这种现象还使现在的一些研究者们得出了与范仲淹大致相同的观点，认为禁榷专卖制度是封建国家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部分，打击剥夺的目标主要是商人，钳制的领域主要是商业。典型的言论如傅筑夫先生将之称为“抑商政策的支柱之一”。“禁榷制度实现了抑商政策的预期目的。抑商政策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提出来的，是为了巩固封建关系免受或少受商品经济的扰乱而推行的，不管具体的措施是什么，都是为了在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上设置障碍，以窒息它的发展动力，缩小它的活动范围，最终的结果是使它不能发展”。[41]

禁榷专卖制度对于工商业经济正常发展所造成的危害的确很严重，这项制度也的确有打击商人的目的。但问题绝不单单这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禁榷收入的增加绝不意味着对农业盘剥的减轻。杨万里就说：

今之财赋，有地基茗课之征，有商贾关市之征，有鼓铸、榷酤之入，有鬻爵度僧

之入，犹曰非取于农民也。而取于农民者，其目亦不少矣。……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

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42]

另一个更明显的事实是，在禁榷专卖制度下官府和商人所分割的利润，不仅来自生产者和运输者创造的价值，更主要来自于广大消费者所支付的买价。禁榷专卖收入实质上是封建国家通过商品买卖的形式，向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商业者普征的一项间接税，是“寓税于商”的一种剥削形式。对于禁榷专卖制度的这个本质，宋人也颇有认识。如王岩叟就针对主张在河北榷盐者所说的“止笼商贾之利以归公家，而无所增于民”的论调，批驳说：“主计者但知能于商贾倍得税缗以为利，不知商贾将于民间复增卖价以为害也”。[43] 马端临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

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

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

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

详于征榷者，莫不以借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

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

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

或望户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

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

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44]

马端临的话深刻地揭示出，禁榷专卖制度并不是真正的所谓“崇本抑末”，国家榷利收入的承担者其实主要是广大的农民。在宋代，无论是“钞盐制”的利税结合，还是“长短引法”的以税代利，无论是官府直接出面，还是间接地借助商人之手，国家所要获得的利或税都是必须通过把茶盐销售到消费者头上才能最终实现的。在攫取榷利收入的过程中，封建国家尽管充分运用了种种超经济强制的手段，或“计口而课”、或“望户而榷”、或“计亩而征”，但并没有完全抛弃商品交换的外衣。交换是判断商品与非商品的界标。劳动产品“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45] 尽管盐茶酒矾等在销售的过程中渗透着国家的意志、政府的强权，但这并没有改变它们作为商品的性质。消费者要得到它必须进行交换，尽管这种交换可能是强制性的、不等价的，常常表现为勒索和掠夺。因此禁榷专卖制度本质上是“寓税于商”或曰“寓税于价”的剥削形式。它比公开的增加税收更狡猾，更具有欺骗性。宋代榷利收入的急剧上升，表明封建国家在贯彻自己意志、行施政府强权之时，越来越多地利用市场手段和商品买卖的形式。它还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矛盾，封建国家的统治不仅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推行禁榷专卖制度的目的并不是扼杀或消灭商品经济，而是把商品货币经济置于封建国家的控制之下，按封建国家的意志运转，为维护其统治服务。

“夫盐，食肴之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46] 由于盐茶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需求刚性和生产的局限性，使它们几乎天然地成为商品。不管穷乡僻壤多么闭塞，自然经济如何顽固，为了获得食盐等而进行的商品交换都是必不可少的。禁榷制度等于把换取食盐这种最基本最微末的商品交换，都纳入了国家财政的体系。

如果说宋代赋役制度的变革如二税折钱、免役征钱等具有迫使小农与商品交换市场相结合的客观作用，那么，禁榷制度的作用似乎可以理解为，通过政府操纵下的榷货买卖从另一个方面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趋势。

注释

[1] 《全唐文》卷474，陆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2] 《曾巩集》卷49，《管榷》。

[3] 袁燮《 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

[4] 《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

[5] “和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政府进行的所有市籴活动，宋人习惯上就往往不加区别地把和籴（收籴）、博籴、便籴这三种籴法都统称为“和籴”；狭义指的是用现钱购买。为了便于区分，本文把狭义的“和籴”一概称为收籴。

[6] 《欧阳修全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上，《论矾务利害状》。

[7] 《宋史》卷185，《食货志》。

[8] 《欧阳修全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上，《论矾务利害状》。

[9] 戴裔煊先生指出首倡者乃刘式是对的，但说李防也是首倡者则显然错误。查《宋史》卷303《李防传》，其关于令商人入钱帛京师或输刍粮于西北而给以盐的建议提出于景德以后，此前这项政策早已实施。郭正忠先生据《五代会要》卷26所载后唐长兴四年“应食颗盐州府，省司各置榷籴、折博场院”考证，用盐折付商民入中的“折博”之法不始于宋，而始于五代，或然。但余以为五代此制虽以粮换盐，其实仅是官盐就地出卖的一种形式，与边地入中无涉，亦未行信用交引。因此，用专卖品直接换取沿边军需并通过商业信用的形式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制度肇始于宋代，似可定论。刘式虽未必是唯一的首倡者，但从现有资料看是他最早明确地提出此法，也应是肯定无疑的。参见戴《宋代钞盐制度研究》第232～233页，郭《宋代盐业经济史》第472～474页。

[10] 刘敞《公是集》卷51，《先君磨勘府君家传》。

[11] 《长编》卷30，端拱二年九月戊子。

[12] 《宋史》卷183，《食货志》。

[13] 《宋史》卷184，《食货志》。

[14] 《长编》卷176，至和元年八月癸巳。

[15] 《宋史》卷292，《李谘传》。

[16] 《宋史》卷183，《食货志》。

[17] 《宋史》卷184，《食货志》。

[18]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

[19] 《宋史》卷331，《孙长卿传》。

[2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二月癸未。

[21] 《长编》卷27，雍熙三年五月丙子。

[22] 《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

[23] 范仲淹《范文正集》卷13，《范雍墓志铭》。

[24] 《长编》卷107，天圣七年三月甲申。

[25] 《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癸巳。

[26] 如《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40载：范祥在陕西“专置解盐使，岁课缗钱一百六十万，以计置沿边九州军、一百二十余城寨刍粟，量入计出可助十分之八，余则责办本路转运司”。可知仅解盐一项就承担了陕西军需的80％。

[27] 《宋史》卷303，《范祥传》。

[28] 《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壬申。

[29] 《宋史》卷184，《食货志》。

[30] 《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53。

[31] 《宋会要辑稿·兵》24之28。

[32] 本表有关数据参考郭正忠《宋代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第337～249页；漆侠《宋代经济史》第801页；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第358～361页。

[33]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通进司上书》。

[3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2，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壬午。

[35] 《宋会要辑稿·食货》32之22。

[36] 周必大《文忠集》卷34，《陈从古墓志铭》。

[37] 《雪窗集》卷1，《丙午轮对第二札》。

[38] 《清正存稿》卷1，《上殿奏事第二札》。

[39] 《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茶盐》。

[40] 《长编》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甲辰。

[41]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第647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42] 《诚斋集》卷69，《转对札子》。

[43] 《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

[44] 《文献通考·自序》。

[45] 《资本论》第1卷，第105页。

[46] 《汉书》卷24下，《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