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重庆三千年

在中国历史上，因人获罪而改其所属地行政区名的事例恐怕莫出其右吧

渝中区临江路北侧，有一片夹在洪崖洞历史街区和重医附二院之间的老房子，这里是老重庆人熟悉的解放碑戴家巷社区。最新的规划是，这里将会重新打造，并围绕洪崖门城墙遗址建一条山城步道。

洪崖门只是重庆17个老城门之一。

古城郭的历史始于战国晚期

重庆建城的历史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巴国，《华阳国志》有“巴子都江州”的记载，从考古发掘的遗迹来看，古代巴人的生活器皿与埋葬遗骸沿长江两岸均有分布，但更多则集中于重庆主城到三峡沿途一带。

这也是因为古代巴人的主要活动区域还是集中于三峡地区，虽然重庆最终成为巴国的都城，但在巴人漫长的发展与迁徙历史中，重庆只是其由东向西拓展的末段。

在对重庆主城的考古活动中，没有发现战国以前城墙的遗迹，但却留下了一座经过后人反复修葺的巴蔓子将军墓及其传奇。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蔓子在巴国内乱时向临近楚国借兵，许诺以三座城池为代价。随着内乱平息，当楚王遣人索要城池时，巴蔓子不忍牺牲祖国，便自刎以头颅报答楚王。从此以后，巴蔓子就成为古代重庆的一个传奇，其墓地在明代时就被人祭祀。如今在通远门外的莲花池附近，还保留民国初年重新修建的巴蔓子墓。

史书上明确可查的重庆古城郭历史始于战国晚期，纵横家张仪率秦军占领巴国后在江州（今江北）筑城，设立巴郡。当时的秦军是自北而南攻入巴国，所以筑城的防御对象也主要是针对楚国及重庆南边的山地民族。

2005年前后，在重庆江北区嘉陵江长江交汇处一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型汉代建筑构件与城池排水系统遗迹，近年来在这一掘的汉代墓葬及器皿更加印证：此处正是史书中记载的北府城，也就是秦汉时期巴郡的郡治所在地。而今天在这一带尚存的城墙城门遗址，则是明清以后设置的江北厅所建。

由此可见，即便是重庆的行政中心迁至渝中半岛之后，江北嘴一带依然是拱卫重庆的重要军事要塞。这主要是因为重庆的地形呈丘陵起伏，二水环绕，作为天然要塞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描述刘秀与公孙述争夺巴郡（江州）的拉锯战时，《后汉书》以“城固而粮多”来形容其易守难攻。这里的江州城就是指的古江北城。

三国初定城郭，“重庆”得名近千年

到了三国时期，蜀国名将李严将江州的治所从嘉陵江北岸移至现在的渝中半岛，并修筑城墙，初步奠定了后来重庆城郭的基础。

从两晋到隋唐，重庆的行政称谓由江州变为渝州，一直是巴蜀地区的重镇。按照《元和郡县志》记载，此时的渝州是中等规模以上的州。

遗憾的是，在重庆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已很难发现隋唐时期的城墙城门遗址，史书上有关记载也不甚详细，这是多个因素所致。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社会大动荡与战乱重新改写了重庆历史，甚至包括城郭地貌。

关于重庆宋代的变迁，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当时的渝州改名为恭州，缘由竟是因为当地土著出身的国子博士赵谂因谋反伏诛。《宋史》上关于赵谂案记载寥寥，但在宋人的笔记中却记载甚多。尤其是王明清的《挥尘录后录》中，详细记载赵谂因同情苏轼、曾布等人而口出狂言，导致家破人亡一事。改“渝州”为“恭州”，朝廷用意颇为明显：让其恭顺，低首致敬。在中国历史上，因人获罪而改其所属地行政区名的事例，恐怕莫出其右吧。

但恭州这个惩罚性的名称为时并不长，到了南宋孝宗乾道十六年（公元1189年），恭州便改为今名重庆，并升格为府。起这个名，是由于当时的皇太子赵庆贺自己的双重喜事：先封恭王于恭州，随后又被定为皇太子。

元军在四川的梦魇

然而，最终注定重庆历史地位和城郭风貌的，并非戏剧性的，而是南宋后期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抗蒙战争。

在此期间，重庆成为抗蒙的西线指挥中枢和行政中心。随着蒙古人南侵彻底毁坏和占据成都平原之后，四川安抚制置司衙门便移至重庆。为了抵御蒙古人强悍的攻势，历任四川制置史从彭大雅、余d到张珏对重庆的城郭范围与城墙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与加固。

特别是彭大雅在四川制置安抚副使兼知重庆府任上，大力筑城，将重庆城郭向西拓展至通远门、浮图关一带。目前尚存的城墙以及出土的遗址都显示了宋代、明代、清代叠加的痕迹。

重庆城郭扩大，这使得重庆在抗蒙战争的洗礼中得以坚城严池的形象坚持到宋亡之后。连同重庆北面的钓鱼城，重庆城成为元军在四川的梦魇，甚至最后沦陷也是在南宋降帝的诏书和降将的游说下而逐步放弃抵抗的。

重庆城能成为抗蒙战争中“西蜀之根本”，除了将士百姓的坚持抵抗意志之外，与其依山傍水、城壁坚固、围而难严也有密切关系。南宋军民在四川境内沿江及沿山地区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该体系算得上是中国古代筑城技术的巅峰之一了。

城门布局明代确定延续至今

明代的重庆城郭基本延续了宋代的格局，但是在大规模筑城的基础上，明初的指挥使戴鼎确定了重庆城门延续至今的布局。这就是所谓的“九开八闭”。

据清乾隆《巴县志》记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通远门、临江门、千厮门为九开门。翠微门、金汤门、人和门、凤凰门、太安门、定远门、洪崖门、西水门为八闭门。”

之所以设置九处开放、八处封闭的城门，是因为戴鼎遵循中国古代风水学说，取九宫八卦的形意而设。希望能够顺承天意，阴阳和谐。

时至今日，这十七处城门的名称已经深深定格于重庆城的土地和当地人的生活中。

由于重庆城三面环水，最西边的通远门便成为陆上出入重庆的必经之地。

而通远门外紧邻的浮图关、二郎关则为重庆最后的屏障。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生动描述了浮图关与通远门的战略地位。实际上，明末张献忠攻克重庆就是由浮图关攻入通远门，而清末革命党人夏之时率领新军800余人也是从通远门进入重庆的。今天的通远门虽已淹没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但是立于城门之下，依然有巍峨与沧桑之感。

重庆最为世人所知的城门当属朝天门。自近代以来，朝天门码头已经成为重庆的地标性景观，而朝天门也因为其两江交汇的地貌成为水路进出重庆的必经之地。

其名称的得来源自有地方官在此处跪接圣旨的传说。但朝天门距离江边尚有一段距离。按照《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城东三里才有朝天驿，那里才是接待使者乃至钦差的地方。后来，随着长江水位的变迁以及清末时期码头的兴建扩建，朝天门外沿被推至江边。

如今整个两江交汇之处的陆地都被称为朝天门，甚至有一座连接南岸与江北两区的、与朝天门及渝中半岛无任何关系的大桥被命名为朝天门大桥。可见朝天门的概念是何等宽泛。

除了通远门与朝天门，重庆城门还有两处特别有名，一是千厮门，另一处为南纪门，这两处在九开八闭的城门体系中都是开放的城门。

这两座城门乃重庆的一北一南的水路门户，也见证了重庆作为商业中心的繁茂景象。千厮门名取自《诗经・小雅・甫田》里的“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这是因为当年城门内有不计其数贮存沿嘉陵江运入的粮棉仓库而得名。所以当年的民谣唱道“千厮门，花包子，白雪如银”，所谓“花包子”就是指打包的棉花。

紧邻千厮门还有一处从不开放的闭门“洪崖门”，是因为地处洪崖洞而得名，洪崖洞地势险峻，遇上下雨天，雨水沿崖而下，形状如飞瀑，非常迷人。所以当地人定“洪崖滴翠”为古代巴渝十二景之一。今天的洪崖洞一带已成为重庆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其仿建的吊脚楼景观是外地游客必然驻足的胜地。

而千厮门的城墙城门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连接渝中半岛与江北嘴的千厮门大桥，依然见证着当代重庆金融商贸的繁华与变迁。

至于南纪门，也是得名于《诗经》中“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诗经・小雅・四月》）。大概是因为其濒临长江又地处城南，为水路交通之要冲，故以此命名。

以前的民谣唱道：“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这是缘于附近的菜园坝种植的蔬菜经此运入城中售卖之故。实际上，南纪门一带更为活跃的商贸活动乃是木材和药材销售。尤其是1890年重庆开埠之后，外商货物经长江南岸停靠卸载后，再由水路转运至南纪门一带与药材、木材销售一道促成南纪门的商业之繁荣。南纪门目前依然是重庆最大的药材批发市场。

中国西部最早的开埠口岸

清代中叶之后，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和社会经济的繁荣，重庆城的人口开始急剧增长。重庆的聚居区域早已溢出传统城墙之外，分布长江南岸与嘉陵江两岸。当时所谓的“九开八闭”的城门多已演变为联系城墙内外的通道和兴旺码头。

到了清末，重庆渐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所以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以来，重庆于1890年成为中国西部最早的开埠口岸。重庆的城市职能已经由一座军事要塞彻底转变为商业中心与交通枢纽。而当时的重庆城中心既有四川兵备道衙门、重庆府衙门，也有巴县县衙，其日益重负的城市职能也对城市范围的拓展提出了迫切需求。

民国时期，沿海沦陷，重庆在动荡与变迁中艰难迈出了拓展的关键步伐。随着国民政府迁渝和大量沿海工厂、学校、专业人员的涌入，重庆城市的区域和职能得到显著扩充和提升。尤其是大量迁渝的工厂沿两江分布，其配套的生活与教育设施机构把重庆的繁华远远拓展到渝中半岛之外，并逐渐形成了现代重庆主城五区的多中心布局。

近几十年来，这种随着经济活动的繁荣与国家战略的部署，重庆的拓城势头更是引人关注。

今天的重庆已很难再现古城墙内的生活记忆，但在已经保护修缮和正在发掘的古城墙城门遗迹面前，我们无法回避历史的叩问。虽然这里已经是繁华都市中的寻常巷陌、记忆碎片，但是这座三千年的古城却理应有一段被珍藏与缅怀的历史印象。而这些浸透历史风尘的城墙与城门是最合适的见证者，它们诉说着这个城市曾经的辉煌、萧条、毁灭，以及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