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黑案”改判,司法纠错须有勇气步入常态

黑社会性质组织为害一方，让普通百姓人心惶惶，因此，“打黑”本身是应该点赞的。但极个别地方的“打黑”运动，很大程度上带有“黑打”的味道，这就值得警醒和反思了。

“黑打”首先表现在不科学的“打黑”指标上。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在某一个地方是否存在，在多大范围内存在，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按照摊派的做法就能定下来的事情。极个别地方的政法委给当地公安机关下达“打黑”指标，并不具有事实基础。司法指标犹如司法中的一根指挥棒。当地公安机关为了完成“打黑”指标，获得政治、物质上的奖励，出现打击范围扩大化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黑打”的另一表现在于不依照法律的规定来“打黑”。每次司法运动前中央都强调“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犯罪，但是这一政策到了个别基层就简化成“从重从快”，“依法”不再是前提和重点，“打黑”运动也是如此。事实上，刑法关于何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有明确规定的，它要求有稳定的犯罪组织，该组织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该组织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该组织在一定区域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显然，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黑恶势力或街头犯罪。

一桩被刑法学者称为“见过的最离谱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吉林长春孙氏兄弟涉黑案，日前获得改判。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此案被告人的身份――“钢材生意人”，也更凸显了将此案办“铁”的多重动因。不局限于吉林、当然也不局限于东北，许多“生意人”在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被陷于“打黑”的漩涡之中，其中有不少“生意人”因涉黑案件而被连带剥夺财产。

吉林孙氏兄弟涉黑案，一度是当地、尤其是公安机关大肆宣传的涉黑案件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案一审判决出台、二审仍在进行期间，大量关于该案的打黑宣传已经铺开，在二审判决之前进行的各种打黑表彰，是否客观上影响和左右了司法的最终认定？

现在看彼时当地对案件的各种报道，对照此时最高法提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很清晰可以看到，其中对个案的认定、判断和裁量，掺杂了太多司法之外的因素，措辞中出现了、民愤等字眼，案件结束移送司法期间，还有对侦查人员所谓“硬汉队长”的褒奖。

与上述案件一样，在所谓涉黑案件中，许多“生意人”的企业被判定为黑社会组织；企业活动被判定为黑社会活动；经营活动被判定为黑社会犯罪行为；经营活动收入被判定为非法收入……而所有@些判定，都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剥夺这些“涉黑”“生意人”的财产。

有别于其他再审纠错案件的是，“孙氏兄弟”案并非完全出于对案件罪与非罪的争议进行，而是对一桩案件中存在明显错误的一部分内容予以纠正。由此也可看到，司法纠错从样本式的沉冤得雪，逐步开始进入常态纠错的轨道，这也让人看到司法公正真正落实到普通个案层面的希望。

司法需要有勇气纠错的，可能并不全是罪与非罪的根本性大问题，或许那些司法判断中部分出错的案件，承认更需要勇气。微小的个案对错，对当事人而言也兹事体大。

一些涉黑“铁案”的存在，正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一，也是“意见”所谓“依法纠正经济案件中的冤假错案，尤其是甄别和纠正一些典型的、社会反响较大、存在较多疑点的案件”的指向所在。1月19日，国家发改委官员披露说，在“抓紧甄别纠正一批错案冤案”方面，国家发改委已牵头包括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最高检和最高法等相关部门，以期形成合力。

如果将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再审孙氏家族涉黑团伙犯罪案，作为“抓紧甄别纠正一批错案冤案”中的第一起案件的话，那么，“一批”中的其他案件也应尽快被列入、完成相应的司法程序。

摘编自《晶报》、《南方都市报》、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