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领”而非跳蚤

这是一段师生间的平等对话。杨斌，致力于领导力的研究与实践，也做着一些要与人打交道的组织管理工作；任，从国企、外企到自由职业者，十年后，重回校园。清领，是在课程教学中引申出的一个概念，以下与此有关的对话，你可以认为，是两个有着浓郁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对于管理、组织、个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次漫谈。我们不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不敢妄谈藉此指引他人，我们甚至还未说服彼此。在构念的过程中，曾有诸多争论，更有颇多自省。实录于此，只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有些许启发，并愿意加入我们的批判与思考。

“清领”还是跳蚤？

任：人们经常说“蓝领”、“白领”、“金领”，这又冒出个“清领”。这个概念该如何理解呢？

杨斌：“领”字，说明了个体与自身所处组织的工作契约关系。但我提出“清领”这个概念，却不是要说明某个阶层的区分，而是想刻画组织与人的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清领”，是一个在组织中工作着的旁观者的分类。旁观者不是漠然处之，而是积极参与，他们会有温和的批评，显于言，亦机于行，未变成集体意志的奴隶。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追求自我解放。

任：自由的心？这让我想到了韩第《大象与跳蚤》中的跳蚤。如果心是自由的，或者说，追求心的自由，那为何不去做个跳蚤？离开组织，选择成为一名独立工作者，真诚地面对自己，岂非更自由？

杨斌：韩第是有创造性前瞻的。跳蚤，确实描述了实现个人成功的另一条可欲可求的路径，实际上他自己也正是这么做的。在此之前，组织人被认为是必由之路；但韩第也是逃避的，他对跳蚤的描述就是个“个体工作者”。跳蚤脱离组织的束缚，“把安稳的工作换来了自由”，他们真的拥有一颗自由的心么？

任：虽然我也对此存疑，但我更愿意把韩第对跳蚤的描述，看做是一种生活态度，他讲求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终身学习以及个体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不过，确实连韩第本人，都会觉得缺乏归属感。可是，一旦回到组织中，以“有效性”为目标的现代管理制度，无一不是在通过淡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啊！正如彼得・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所说，“现代工业中的工人缺乏作为个体的社会身份和功能。对具有社会身份和功能的个人存在的否认，其实正是这种新生产方式的本质。”处于组织内部的清领们又如何来保持一颗“自由之心”呢？

杨斌：不仅仅是工业化，甚至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体都是“合乎情理”地被逐渐湮灭的。归属感，常被组织和个体作为某种积极因素来追求，但究其根本，仍是一种个体在组织中寻求安全、认可的心理；这种心理过于强烈，就变成一种依附感，很容易使独立意识黯淡，并成为组织的附属品，失去真正意义上自我实现的可能。以组织为家，这是个人对组织不切实际的奢望。商业史上，我们看到了多少企业由盛而衰，新经济时代，企业的生命周期可能更短。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投入全部身心的组织，不得已把你边缘化甚至裁掉，或者组织本身将不复存在时，这些个体的心，又将归于何处呢？从心理的角度看，清领个体之于组织，是互相依赖的。“有节制的倾心，可持续的热情”，应当是清领们对待组织的态度。清领在组织中投入情感，用心做事，并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内在驱动力使然，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抱有坚定的信念，但同时又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并理解所处情境的复杂性，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也绝不把自己看得比组织整体更低。

任：所以，清领应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喽？可跳蚤也并不消极啊？跳蚤们遵从自由意志，当发现自身与组织的价值观无法吻合时，选择离开，用另一种方式去创造价值。可做一个清领，却要在组织价值观的影响之下，坚守内心的自由，岂不更难？清领们是不是会遭遇更多两难的伦理选择呢？

杨斌：清领的伦理问题是个好问题。组织的行为最终还是要落在个体之上，很多真实的案例都印证了，个体的伦理选择常常会成为组织伦理选择的显性表达。往往也正因为组织价值观对个体疏于关照，导致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进而造成了道德责任感的下降。至于难或易，要看如何来衡量。从个人能力、专长、偏好，所从事行业的局限性这些维度来看，选择做跳蚤，门槛可能很高。

任：您还是没有回答，选择做一个清领是不是更难的问题。试想我为某个组织服务，努力工作。但当我的价值观与组织的价值观产生冲突时，我所选择的行为方式不仅不被组织接受，还可能得不到同侪的理解。这种坚守的结果，不也将是个体被边缘化，最终难逃被迫离开组织的命运么？

杨斌：你说的是一种可能的现实情况。清领们也确实会在理性选择和内心真实想法出现矛盾时，产生某种不安的情绪。而恰恰是由于这种不安所带来的张力，会成为某种改变的契机。黑人纺织女工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共汽车上为白人让座，由此掀开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新帷幕。当时，她是否就想到了，这个行为会如此“伟大”呢？她可能只是很累，在那一刻，她只是想让自己和别人一样，可以好好休息下，但这成就了她的“领导力决定时刻”（leadership moment）。“清领时刻”也与此类似。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的“清领时刻”，当你开始聆听自己，审视内心时，它就会出现。从这个角度讲，清领对于组织，应当有“创造性毁灭”的效应；同时，当个体开始有意识选择做一名清领，也应当有理性的思考。清领不是把组织价值观作为假想敌的“斗士”，他们追求的，是心之安。这体现在行为方式上，更类似一种支持性反对 （supportive confrontation），这种支持，不是为了让别人一定要接受自己的观点，更多是出于对每个人的尊重。

“清领”能否在组织中成为主流？

任：您说到了清领的心理、伦理的问题，以及清领的存在之于组织的意义。那么组织呢？组织难道没有责任做些什么？在每个个体都被符号化、标签化的组织中，何时才能出现个体的“清领时刻”？更不要提，当这些时刻出现后，个体可以继续为求“心之安”，留在组织内部。

杨斌：组织当然需要有所为。你所想要表达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有没有对组织中个体生态的关照和探讨？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罗素说，上帝造了每一个人，把他们的模子打掉了，世界因其多彩多姿而美；但在旧式的管理中，多彩多姿却是一种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管理要整齐划一，要规范化，要有可预测性，通过消磨每个人的差异性来获得机器般的美感。许多管理教科书通常只看有效性而太少关注人文性，人对组织依附的需要被认为是有效性的一种必须而存在，却未曾试着去理解，在人对组织的依附中，是不是丢掉了这个世界需要的其它东西？这里想说说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评价一个组织，什么样的组织是一个好组织。其中包括符合组织目标的一些可被衡量的产出，但还应有另外两样东西：组织对个体的发展有何作用，以及可持续性。这两点中，组织对于个体发展的关照尤为重要。组织对人的发展负责，不应是无节制的使用，而应更多地着落在积极的培养上。而现实却是见群不见人，只关注组织的业绩而忽视了组织中个体的平衡与发展，研究个体对组织的一致性和承诺性，还是出于对有效性产出的关注。

任：我完全认同您的观点，也理解您的担忧。即便在西方，工会这样的组织也不过是对显性利益的保护，而并非对隐性的个人意识发展的保护。更何谈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组织对人的关照了。

杨斌：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批评，而是在想，这里是否有其它可能。清领不仅是道德范畴的选择，还应当包括个体存在于组织的价值。随着知识型工作与创造性产业的发展，未来更多时候，创新会是一种无心插柳的结果。当个体难以独立思考，一个组织的思维变得同一化，组织中的个体陷入群体盲思时，创造力又将何在？因此，一家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要有对人性的关怀，这个核心价值观越普世，个体就越可能在其与公司价值观两者中找到共性。组织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二者的核心越趋于一致，清领就越可能成为组织中的主流，这样的组织就是创造型组织。我想举的例子是谷歌，你不应只关注它的产品与股价，也应看到自由选择的工作时间，个性化的工作环境，和不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容错机制。组织与人不就应当是那样么？这里我愿意借用一个说法：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再加上“有效创造”，作为组织的理想状态。

任：问题是，就连在更加重视人文关怀的西方社会，类似谷歌的公司也不多见。回到中国的商业环境，科层制印记强烈主导的央企、大量以蓝领工人为主的制造型企业、热衷于采用各式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外资企业，等等，难道清领们要等这些企业都变成谷歌，才可能开始在组织中崭露头角？该如何鼓励更多的个体，去发现自己的清领时刻，找到自己的自由清领心，并主动地在组织中展现出来呢？

杨斌：社会的变革将形成一股推动力量。这使得在组织内部，组织与个体间权力转移虽然仍只是个苗头，但必将成为大势所趋。个体生态受到社会变革中很多因素的影响：独生子女政策给予个体主义以发展的空间；90年代中期后，以欧美大片引进为标志性事件的文化交流活动，使宣扬个性、提倡自由民主的北美价值观开始对中国社会造成冲击；互联网，尤其是web2.0之后的互联网，使得每一个体都有机会成为意见参与者，社会阶层更加扁平。

任：我的一点体会是，当下中国企业所宣称的价值观，与真正在组织管理和商业实践中呈现的价值观，常常会有偏差，这本就削弱了找到个体与组织价值观之间共性的可能。同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个体又很难做出脱离组织的决定，部分原因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从社会学的角度，也似乎可以给出另一种解释：在霍夫斯坦德的国家文化模型中，有关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一观察对象上，中国社会更崇尚集体主义。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集体主义更加重视群体，重视与他人相互依赖，重视个人需求让位给群体需求，重视强调忠诚与承诺。因此，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当个体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西方社会中的人，容易产生脱离组织，做个跳蚤的想法，而在中国，清领则更有可能成为一种自我意识解放后的理性选择呢？

杨斌：做这个区分，得有证据。清领概念的树立，我的一个初衷是让很多与组织价值观始终不能合拍而又不能或不愿离开的人，理解这中间的合理性，既积极参与组织实践，又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并不以为忤。理解现实，理解现实的合理性，人才能更有效地去行动，而非浑浑噩噩或者盲目纠结。

任：我会试着去发现一些证据。但对于您刚才的话，我还是隐隐觉得，有人会质疑个体为什么要主动去理解这种合理性？这很有可能被说成，“分明是打着自由意志之名，行招安之实嘛。”

杨斌：我觉得这种对合理性的理解是有追求的人必然的一种行动基础。如果你有这样的担心，那就写出来检验这个担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