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雄鹿》说开去

摘要: 本文以美国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短篇小说《雄鹿》为分析文本,从不同视角分析作品,对二十世纪的西方批评理论的特点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 欧茨《雄鹿》二十世纪西方批评理论

一、引言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是当代美国最多产作家之一,同时她也是最强烈地反对自然文学这一写作体裁的批评人士之一。她曾在专门登载自然写作的杂志《安泰》中发表过一篇文章《反对自然》并引起了巨大反响。她在文中指出,自然在“所谓自然作家心里激起了一系列极为有限的回应――报复、敬畏、虔诚、神秘的唯一性”。她抵制自然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并指出:“除非作者能将个人观点巧妙地虚构为小说的内容。”说到做到,欧茨在1991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Heat and Other Stories”中发表了《雄鹿》(“The Buck”)的故事。乍一看内容,它好像是探索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欧茨抵制“自然文学”的态度,坚持“巧妙地将个人观点虚构为小说内容”这一做法,无疑拓宽了短篇小说的阐释空间,瓦解了“自然文学”只能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时身体和精神体验”的无形束缚。一位作家尚能摆脱体裁束缚,有权为自己的创作进行辩护,那么千千万万个读者也能突破各种局限性,从各角度诠释作品。正如加拿大批评家弗莱所说:“批评的公理必须是: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换言之,二十世纪的批评家迎来了他们的时代,他们往往把一篇“可读的”作品变成“可写的”文本,积极参与到阅读中去,体验阐释的乐趣。当然,文本越是像中国画那样留白,就越容易使读者作出多种可能性的阐释。笔者认为,号称“女福克纳”的欧茨,其短篇小说《雄鹿》也颇有《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的味道,可读可写性非常强。笔者以此为文本,在阅读中蠡测一下二十世纪西方批评理论。

二、生态批评视角

《雄鹿》之所以被普遍认为是探讨人与自然的主题,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打猎与禁猎的故事。老妪梅勒妮是她的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终日守着已过世的兄长们留下的农庄过活。在猎鹿季节,绰号“木墩・昆斯”的家伙因追捕一头已被他射中一箭的雄鹿而闯入梅勒妮的田地。后者为了保护动物而喝退木墩,拼命设法拔出穿透雄鹿颈部的弓箭。最后由于受惊,雄鹿撞入老妪家中,在人与鹿的努力营救与不断攻击中,双方同归于尽了。72小时过去

了,木墩向警方报案后才发现这个骇人的场面:“人与动物的尸体被肃杀的死神钳在了一起。二者的血浸透梅勒妮的衣服且牢牢地冻结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将其分开。”

人与动物的话题当然会引起生态批评家的关注。比尔・戴维尔在《深生态学》中指出,深生态学旨在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并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认为人应对世界各种生命形式不分轩轾地加以认同。主人公梅勒妮就是个有着生态关怀的人物。尽管家族已经衰败得只剩6英亩土地,她还是警惕地保护着仅有的田产。如果说这些只是出于她保护财产的私心,那就错了。她赞美自然,憎恨破坏者。她甚至把白尾鹿称之为“造物主最美丽的杰作”。在她看来,“杀死动物只是杀死另一个人类同胞的代替”。在小说中,梅勒妮已对大自然有了深层的认识:动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存的权利,人无权杀害动物。与善良的梅勒妮形成对比的是木墩的形象:身着萤火橙色背心,脚蹬一双纳粹冲锋队员那样的长靴,配备了一袋子的人造尾羽箭。全副武装的木墩就是工业制度下的异化者,他那小嘴、大肚、被太阳镜遮住的双眼正是人类被高傲自大的雄雄野心所蒙蔽后看不到心灵窗口的自画像。木墩似乎对落单、静寂有着十足的恐惧感。殊不知,他正在进行一场杀戮游戏。杀光了与人类平等的动物,他终将落得一个人,那时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可是他心灵蒙蔽,只知道看到雄鹿的第一眼便是盘算收益。眼前的利益使他越过法律约束,仍对受伤的雄鹿穷追不舍,甚至在一位老妪面前还力争猎物。令人欣慰的是,木墩象征的人类良心犹在,在老妪的道德说教下放弃了雄鹿,并在思想斗争了72小时后报了案。故事似乎在提醒我们,在荒野中生存的人类(以独居的梅勒妮为代表)本来是有平素的生态意识(eco-consciousness)的,并与环境和谐相处。而当人类(以入侵的木墩为代表)在科技引领一切的今天,被自我意识(ego-consciousness)所左右,私欲无限放大,利用武器强行打破生态宁静,征服蹂躏弱势物种,其结局就是人与动物(自然)同归于尽。尽管死去的不是闯祸者木墩,但被迫害的自然的力量是无法抵抗的,带着善意的无辜人士也会受到报复。庆幸的是,人类在最后一刻还是觉醒了,对自然的报复感到心灵的震撼。这种以“生态批评的眼光来阅读文本”是读者不难发现的阅读方式。毕竟,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态批评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发表于1991年的这篇《雄鹿》正好赶上了人类的“生态意识”觉醒的年代。

三、形式主义批评视角

生态批评这种用文学形式唤醒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独特新颖的文学批评流派在形式主义批评看来是不合适的。因为作为内部研究的后者,宣称要与文学以外的有关学科划清界限,研究的对象只是使文学之成为文学的“文学性”。《雄鹿》这篇小说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学作品呢?它写得好还是不好才是形式主义批评需要关心的事。美国女诗人埃米莉・迪金森在谈及诗的感染力时曾说:“要是我读一本书,果能使我全身冰冷,无论烤什么火都不觉得暖和,我便知道这就是诗。”在笔者看来,欧茨的《雄鹿》正是一篇从头冷到尾的佳作。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故事”、“情节”、“陌生化”概念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核心故事只是发生在某一天,作者却没有按时间顺序向我们娓娓道来,而是通过创造性变形,呈现给读者一副陌生画面。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将读者的心揪住了:“这是一个骇人的故事……这件事深深地梗在我心里……像一只横插在脖子的箭。”然而这种让人感到暴力的语言并没有戛然而止,欧茨发挥了她惯常在行的手笔,用它继续描绘了雄鹿被击中的过程,最后在梅勒妮和雄鹿的对峙纠缠中达到高潮,直到两败俱伤、血肉模糊的地步。核心故事还不停地穿插了梅勒妮已故未婚夫的介绍,木墩的不快往昔。于是,人与过往生活中不愉快的经历,人与动物的对抗及拯救相互交织,使整个文本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形成了一张复杂的网。然而这张网究竟能网住多少意义,这些意义有多少是真实可信的,我们无法道明。因为就像康拉德在《黑暗的心脏》中安排马洛这个人物一样,欧茨在故事开头也虚拟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我”。由于叙述者不是目击者,文中大量的逼真描写不由让人疑心,许多空白叙事也让人捉摸不定。比如对于梅勒妮的未婚夫是什么原因被军队免职,并且单方面取消婚约,梅勒妮又为何总是离群索居这样的问题,读者都不能得到肯定的答案。于是怀疑与困惑始终伴随着读者的阅读过程,整个文本变得迷雾重重。正是在发送信息、接受信息、解码信息的过程中读者体验到了障碍,从而更好地理解了文本中即对“难以畅快沟通”的几组关系:梅勒妮和兄长、梅勒妮和未婚夫、梅勒妮和上帝(宗教)、梅勒妮和贝瑟妮镇的人、梅勒妮和木墩、梅勒妮和雄鹿。于是,读者感到与其说梅勒妮死于跟雄鹿的纠缠,不如说她是充满“困惑”世界的牺牲品。

四、女性主义批评视角

那么,梅勒妮是怎样变成一个孤老婆子的呢?这个问题引起了女权主义者的兴趣,也只能通过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解读才能分析得淋漓尽致。从十九世纪西方女性解放运动自觉兴起之时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名噪西方学术思潮之时,再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生态女权主义这朵奇葩绽放之时,人类对两性之间的关系已有越来越充分的认识。然而,无论是何种理论派别,他们都承认女性受压迫与被压迫的历史事实,并以此作为探讨性别问题的立足点。《雄鹿》中梅勒妮这个唯一的女性是在父权社会受压迫受排挤的女性形象。年轻时她算不上是个美女,直到爱上了一位传教士,才努力营造出一种闺秀气质。可是未婚夫只会像“蝶翼一样局促而虚弱”地亲吻她,当随军牧师时也只是恭敬地写信给她,内容只有牧师的使命。最后他被部队免职,单方面悔婚,三位兄长都以温和而轻蔑的语气让妹妹不要再纠缠个中原因。梅勒妮心碎了。首先,她作为家中的唯一女性,从小并没有得到兄长们太多的疼爱。其次,当人们和她自己把社会性别有意无意地强加在她身上时,她表现得十分顺从,既成为了一名“淑女”,又做好了一个接二连三生孩子的基督徒妻子的准备。可当恋爱的时候,她还是没有得到恋人如火的激情,在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后居然没有知情权。心头的压抑使她改变性格,深居简出,营造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拒绝成为社会规定的女性形象。就在木墩私闯其禁地时,梅勒妮脸色变得像皮革,白发僵直,穿着兄长留下的大好几号的羊皮夹克和捕鱼靴,对压迫自然的行为做好了抗议准备。在这一场景中,梅勒妮已把自然和自己认同起来,挑起了反抗斗争。同时她也已经失去了性别特征。她的装束、果敢、义正言辞完全吓坏了木墩。在梅勒妮与雄鹿来回纠缠的过程中,雄鹿这个自然象征又发生了变化。它体现了雄性之美,代表了人类男性的阳刚之美。但是,雄鹿与梅勒妮不能相互理解,最终触目惊心地死在了一起。就在停止呼吸前一刻,梅勒妮意识到自己并不后悔拯救一只野兽的行为。可以说依照这样的性格,梅勒妮也不会后悔自己的一生。从一个无知少女到一个自立自强的妇人,我们看到了一幅女权主义从无知、懵懂、觉醒、抗争的曲折画面。梅勒妮淡定坚强的性格、桀骜不驯的处事态度已经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她所追求的女性价值。即使最终老妪在一次纠缠中结束了生命,但这纠缠绝不是恶意的搏斗。看来,梅勒妮似乎是成功地证明了作为一个屋主占得的骄傲,她的果敢与细腻、坚强与爱心也似乎证明了弗吉尼亚・伍尔芙提出的“双性同体”(androgyny)这种两性融合的完美精神境界。但她的结局是凄惨孤寂的。正如萧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提到的那样,双性同体象征心理上的退却,是对他人要求的逃避。梅勒妮反复念叨自己“终将成为老姑娘”的强迫行为,正是对感情的一种否定而不是积极的把握。雄鹿作为自然的雄性力量,势不可挡,可以看作是男权社会的另一种延伸。梅勒妮年轻时试图营造的“闺秀气质”,年老时努力达到的“双性同体”都被外界事物所阻扰。笔者认为,死亡的结局不仅会永远梗在了叙述者的心头,而且会给读者的心灵带来不小的回音。

五、结语

本文以故事本身为立足点,分别从生态角度、形式主义批评角度、女性角度对《雄鹿》进行了解读。这种解读顺序的安排也符合笔者阅读文本后的反应顺序,即从字面的,一眼就能看出的生态意识转向文本写作方式的研究,最后结合写作技巧对女主人公命运的思索与探讨。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理论方法能给读者完全不同的解读结果(如生态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分别注重外部、内部研究),也能给读者留下不同批评相互渗透的印象(如生态女权主义是生态批评的发展,也是女性批评的深化),同时还能使读者意识到即使是同一批评流派内部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如女权主义批评中萧瓦尔特批判伍尔芙“双性同体”的理论)。即便如此,读者面对众多文学批评方法时,不应该力挺某一种解读而完全诋毁另一种分析。因为百花齐放、错综复杂正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特点。毕竟,它们让读者开拓了视野,使作为“人学”的文学扩大了张力。就文学解读而言,正如欧茨在《雄鹿》开头部分对“讲述故事”所作的评价那样:“每一次讲述都是对前一次的否定,于是每一次都是新的讲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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