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他们死于“对文化的敌意”

1971年，已近八十岁高龄的郭沫若出版了晚年最后一部作品《李白与杜甫》。它更像一部精神自传，或者说更像郭对自我的心灵剖析 ，“是一部借历史的亡灵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总结的文人与政治关系的沉思录”，是“借助于李白与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向人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一代诗雄， 在盛唐时代，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幸结局”？

张炜认为，郭著最具天才式的独特发现，就是“发现诗意”，就是对李、杜诗歌中那种最微妙的、最能代表个人生命特质的诗意的发现。他在巨大的丧子之痛的情感驱动下，写作了《李白和杜甫》。对于郭著写作意图，政治迎合说与精神自传说，可以说是学界最具代表的两种观点。但张炜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触及郭著的本质，都过多纠结于时代和个人等社会性问题的考量，而对他们作品中“惊人的力量和诗意”视而不见或者就根本就没感受到。张炜在《也说李白与杜甫》说：“评论者对诗意一无所感，根本体察不到一个大悲伤或大喜悦的生命，感觉不到任何人性的温度，这还怎么进入诗境？”

在《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与 “杜甫很忙”的背景下，张炜认为，在网络化时代，阅读李白和杜甫，应该回到他们的作品里面去，从一个词汇开始，感受每一个词汇里流淌的血液与激情，发现并感知这些词汇里的“严整的姿态，幽默感，爱与温情暖意”，或者那“惊人的力量和诗意”，并一步一步地抵达作者的灵魂深处，才是阅读和评判李白和杜甫的起点。

张炜说过，作家的心中应该有永恒的诗意。对一个网络化时代的阅读者来说，心中应装有“永恒的诗意”，并能发现李杜诗歌里“惊人的力量和诗意”。这太重要了！因为它标志着你是否唤醒了内心的生命，是否真正睁开了内心里的那双眼睛，是否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诗意地栖居过。

在张炜的笔下，李白是一个“形只影单的文化猛士”，而杜甫则是“隐伏了血性的好男儿”。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记录者、感知者和反叛者。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在恃才傲物、狂放不羁这些方面却不相上下。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而杜甫流落四川时，曾依附剑南节度使严武，一日，竟“登武床，瞠视曰：‘严挺之（严武父名）乃有此儿！’”。说李白是“道教徒的诗人”，说杜甫是儒教的徒弟，这些都是皮相之论，李、杜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他们的诗歌“全都多趣和浪漫”。在此，张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只有浪漫主义”。他认为，没有什么“现实主义”，更没有什么“批判的现实主义”，这些都是政治化了的诗学观念，一切好的诗歌，都是浪漫主义的。诗的写作是主观的，是“化学反应”而不是“物理反应”。而诗人，主观性的或者诗意性的感受越强，就越能发现和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痛。

他说，李、杜都是有着“大孤独”“大寂寞”情怀的人。这样的孤独者“不再是一个搅在一团世俗生活中的人，而是一个目击者和思悟者”，他得忍受这种无边无际的寂寞感。张炜在《也说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李白诗中的寂寞，常常是一个人面对浩瀚宇宙时的状态；而杜甫的寂寞，更倾向于一种人生的况味。”但是，在网络化时代，喧嚣的传媒以其无所不在的力量，使整个文化界变成了一个缠绕在名与利当中的热闹场。张炜在书中讲到：三五个披头散发的年轻人，自称是诗人，忽然闯进办公室里，瞪大眼睛，说：“我们是咬人的。”然而，他们并不咬人，只是瞪大着眼睛看着你。等你被他们看得头皮发毛，他们忽然又转身走了，声称要到街上去“咬人”了。这些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咬人派”诗人。可是，真不知道这样做对他们写诗有什么帮助，他们只是喜欢表演，喜欢热闹，喜欢被人谈论着。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伪李杜们”很多，他们动辄自称李、杜，胡言乱语，装疯卖傻，自以为是喝了酒，跳了舞，就能诗兴大发，就能写出李、杜式传世佳作。在这本书里，张炜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是给这些狂徒一百坛酒，让他们喝死，他们也写不出李、杜式的诗歌。因为，真正的诗人都是有着大孤独、大寂寞、大同情心的人，他们，绝不是热闹场上的一群小丑。

关于李、杜之死，张炜思考的，更多的是他们文化意蕴。为什么如李、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最终也只能“一生坎懔”？对于这些问题，张炜用了一个词，“对文化的敌意”。诗是什么？诗是真理之花，是人类精英文化里的最柔弱而又最宝贵的一部分。诗人正是这部分精英文化的缔造者和守护神。然而，不幸的是，人类社会很少时期是文化本位的，更不要奢谈什么“诗本位主义”，从古至今，从上到下，一种对文化的敌意深重地包围着、弥漫着。其原因就是官本位文化对精英文化尤其是对诗本位文化的驱逐和。郭沫若在写《李白和杜甫》时，不断反复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摆设”。而在唐玄宗李隆基眼里，李白和李龟年等乐师一样，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弄臣，都要“以倡尤蓄之”。“倡尤”论、“摆设”论，其本质都是对诗人的歧视，对精英文化尤其是对诗歌的敌视。李、杜之死，不是死在酒里或者什么发霉的牛肉里，而是死在这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无物之阵式的“对文化的敌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