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和谁的“共谋”

某天晚上，一个同学在他的QQ空间里晒出他父亲在一家医院住院治疗的清单：22天，18万元！

这远没有结束，他父亲目前还在ICU病房里。我本想说一两句安慰的话，但有用吗？这个时候，钱才是最管用的，但我有钱吗？

想到这些，我悄悄退出。

父母健康，就是为子女挣了大钱。我一直无法想象，如果灾难来临，我拿什么去应对？

这些年，这种不安全感一直伴随着我。如今，随着父母年龄增大，我常感到：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在我稍微平静的时候，便狠狠掐我的脖子，让我透不过气来！

所以，当我从医的朋友、做公务员的同学每天都在微信圈里抱怨当下社会的戾气如何重，患者如何不理解医生，刁民如何为难政府时，我在更多的时候，选择沉默。

客观地说，医生收入还不错，就是比较辛苦。所以，医生认为，自己累死累活，适当多拿点也是应该的。我不想在收入上和他们争执。问题在于：看病确实太贵了，大病真看不起。即便挤入了中产行列的白领，也都在感叹：病不起！

那么，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不焦虑？

我们很清楚，白领西装革履上班的背后，一旦家中有人患重病，房贷面临断供，他们的整个人生就会灰头土脸。

对医生个体而言，他们认为，收费高，那是医院的事，挣钱也是医院在挣。医院则认为，自己抬高药价、过度检查的理由是：医疗成本很高，仪器很贵，而政府又没有足够的拨款……

总之，无论是医生个体，还是医院本身，面对社会指责，他们都认为所有的坏，和自己无关，自己只是在兢兢业业地做事，但社会却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自己头上。

平心而论，我们反对一切的暴力行为。但很多时候，我更多是理解患者的无奈。这种无奈，并不是说这个医生本身有多坏，有多故意要求患者去做乱七八糟的无关检查――尽管在当下，一旦停电，很多医院的医生就不知道如何看病了。而是说，这根本就是一种“共谋”！

对患者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我这么一点病，就花走我大半生的积蓄，至于我的钱给了医院后，你们如何分配，谁拿大头谁拿小头，那不是患者所关心的。患者没有能力去讲道理，他们只能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医院和为他看病的医生身上。他们认为，医生为医院服务，其实也是既得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他们合作“共谋”，完成了对患者个体的一次次盘剥――全然不考虑患者的家庭处境，不顾他们是如何砸锅卖铁，如何吃尽苦头，坐尽冷板凳，才讨来了这么一点点的医疗费。

是的，让医院去顾及这些感受也不对，但谁来顾及患者的感受呢？他们的委屈、无奈、苦楚，又能向谁诉说呢？

我有个师兄，曾是一家报社教育版的主编，但现在却辞职去给一家民营医院做策划，收入比在报社时好。他向我坦承：“很多门诊，其实都是搞钱的，骗那些民工，小病说成大病，尽量开贵的药，不断重复检查。”这个潜规则，稍有点见识的，其实都知道了。

我的好奇在于：师兄，你作为一个曾经的记者，本来是充满正义感的，怎么就去干这种坑蒙拐骗的事？他的回答很坦然：“我只是做策划的，又不是我去骗，骗也是那些医生在骗。”我本来想说“你的收入从哪里来？”但还是憋住了，这涉及一个“共谋”的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做的环节，没有任何问题，但当这些环节组合起来后，就变成大家一起合谋干了一件件不光彩的事。

这样，当医患关系出现时，医生要和患者个体去讲道理（当然，医生很忙，没空），但患者已经不想和某个个体讲道理了。患者始终认为，你们怎么分赃，是你们内部的事，是你们合谋完成了对我的一次次掠夺。

其实，包括公安等公务员群体在内，在公共事件中，多是遭到公众谩骂的群体。这不是公众不理解，而是当他们和这些权力部门打交道时，都充满了委屈和无奈。即便遇事时隐忍了，也在内心里种下了满满的愤懑。它无关民众的素质，因为民众认准的只是曾经或是不久的将来，“你们曾是或终将是共谋残害我的一分子”。

这种“共谋”的指控，不只是在医患领域存在，也存在于某些权力者对下层的掠夺事件里。甚至同为下层的弱者，也聚集起来，通过“共谋”实现对更弱者的掠夺。

“共谋”的行为和思想广泛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减轻了人们共同作恶的罪恶感。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只是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环节，同结果的恶完全没关系，即便有关系，自己也是那最轻微的部分。

这样，大家都变得越来越脆弱了。每个人在进入别人操控的领域时，都强烈地感受到被剥夺感。比如，人们常抱怨，小孩上学要交赞助费，看病要给红包，办事要走关系，得送礼，等等。

但我们在抱怨别人领域的同时，别人也在感叹我们的领域。结果就是这样了：各领域之间不断封闭与隔绝自我，我们不愿和其他领域的人交流。我们生活在“指责别的领域胡作与被别的领域指责非为”之中。“共谋”的行为和思想，让我们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信任。

必须打破这样的“共谋”，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好起来。

（来源：《南风窗》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