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精神领袖的宣言

〔关键词〕 概念；主题；儒学

〔中图分类号〕 G633.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08）09（B）―0024―01

韩愈的《师说》是高中语文的传统篇目，应该说经过多年的研究讨论，关于其思想内容的理解已经是非常透彻而明晰的了，然而笔者却另有一番见解。《教师教学用书》（2003年2月版，以下简称《用书》）将《师说》确立为尊师之作。

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但是，就在同一篇解析中，《用书》又强调，韩愈所说的“师”，有其独特的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老师。这就是说，韩愈所说的“师”仅指老师中的一部分，“师”是特殊老师的概念。“师”的两个概念，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绝对不能混淆的。《用书》亦此亦彼，夹缠不清，这就难免让人迷惑不解了。“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在第2段中，文章写道：“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传其道解其惑者”是“吾所谓”，这表明“师”的概念是很个人化的，是有特定内涵的。“童子之师”并非“传其道解其惑者”，这就是说，“师”不包括“童子之师”，这就明确地表明，“师”是指老师中的部分，而不是指老师的全部。“师”是特殊老师的概念。这样，“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等原本难通的句子，也就通顺可解了。

“师”既然是一个特殊概念，就该立足于其特殊性来分析、解决问题，不能用一般概念来分析、解决特殊概念下的问题。可以认定，《用书》对《师说》主题的概括是有偏差的。

“师”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其特定内涵是“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之中“传道”是核心，“道”是儒道，“师”自然是儒师，这是定论，毋庸赘述。但“儒师”一词远不能揭示“师”的特殊含义。在文中“传道授业解惑”是对“古之学者”之“师”的解释，反过来，也可用“古之学者”之“师”来解释“传道授业解惑”。“古之学者必有师”是对汉代经学教育制度而言的。《后汉书・儒林传序》说：“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汉代治经，师称博士，生称博士弟子，博士以家法（私家学说）教授，弟子皆有师承，这种师承的制度是很严格的，弟子必须严守家法，不得随意更改师说，更不得立异端杂说。这就是所谓的“必有师”。韩愈所说的“师”指的就是被称为博士的经学大师。他们以授经为业（“受业”），他们是先圣之道的直接继承者（“传道”），他们具有经义的最高解释权（“解惑”）。在儒学被奉为正统政治指导思想的封建社会，这样的大师实是国师，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领袖。这正是韩愈之“师”的本质内涵。

有了这一认识，就能很好地理解“师”与“童子之师”的区别了，“童子之师”当然也是儒师，作者说：“小学而大遗。”“童子之师”所教的“书”与“句读”是小者，“师”所教的“道”、“业”、“惑”是大者，所谓大小之别无非是说二者在教学内容上存在着本末关系、源流关系。

魏晋以来，儒学在佛老的冲击下走向式微，经学传统也渐趋消亡，所以韩愈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言下不胜感慨，有希望恢复、重建儒学传统的意思。文章论述从“师”问题、批判社会陋习，都有这样的意思，如此，《师说》旨在“弘道”。但是，到篇末，文章写道：“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李氏子蟠”，已经“通习”“六艺经传”，但依然“学于余”，这是一种“行古道”的行为，也就是说，相当于古时博士弟子就学于博士的行为，这不是作者隐隐然以“师”自命吗？作者褒扬李蟠，其实就是号召全社会以李蟠为榜样向自己学习。这是全文的落脚点，因而成为全文的命意所在，正是古人所说的卒章显志。拿这一认识来观照前文，真是丝丝入扣，契合无间。在第一段中，作者说：“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又说：“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第三段意思与此同），这不是为自己“师”的地位而确立着理论依据吗？这些理论依据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情况量身定做的，指向十分明确。“师”有两个标准：可以贱而少，得儒道之秘有解惑能力。而韩愈少孤，时年35岁，正是“贱”而“少”者；韩愈向以儒家思想的复兴者自诩，为世所知，正是“道之所存”者。文章第二段批判“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是驳论，驳论是为了立论，依然是为结论张本。如果说正面的说理是苦口婆心的真情奉劝，那么这反面批判就是慷慨激昂的棒喝式教育。目的只有一个：奉“我”为“师”。文章就是这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番云遮雾罩之后，蓄势已足，借表扬李蟠亮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可谓水到渠成，一气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