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者”汪建

黎明到来之前，汪建走丢了。

那是2006年的一个深夜，在冲刺卓奥友峰的最后一段路上，汪建跟队友、向导失散。更糟糕的是，绑在手套上的探灯也掉了，他只能摸黑向海拨8201米的峰顶独自挺进。

不知走了多远，汪建看见前面有一盏灯。那是一个英国人，汪建和他搭伴爬到峰顶，才终于听到队友熟悉的中文。

与队友会合后，汪建掏出相机准备拍下晨曦，却突然被巨大的阴影覆盖。

那是几十公里外的珠穆朗玛峰，在极小概率下形成的奇景——只有在合适季节，天气睛朗之日，太阳初升的几分钟里，珠峰的阴影才能在某一个角度几乎水平地拉远，笼罩远方的卓奥友峰顶。

“从此，我确定了两件事，”汪建说，“第一，一定要到最高的峰顶上，不然总难免被挡在阴影里；第二，最壮丽的景色与最伟大的成功，机会往往都只存在一刹那，转瞬即逝。”

在他的主业里，汪建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但也最高最远的路。

如果说，雪山是地球实体高度的顶峰，那么，基因就是目前人类生命科学的顶峰。在这里，汪建同样是一个跋涉于黎明之前，等待阳光降临的“登山者”。

人类基因1%

在北京的中华世纪坛，有一条262米长的青铜甬道，上面用文字记载了从300万年前到公元2000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华民族的7000 多个重大历史事件。

最后一条记录是——“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

“这是我们干的。”汪建说。

在他看来，基因科学直溯了人类的本源。在螺旋状的DNA结构中，60亿个A、T、C、G元素的碱基配对方式，决定了每一个人从生理到性格的特征与病变。

1986年，美国提出与曼哈顿原子弹、阿波罗登月并称为20世纪三大科学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计划把人体内约3万个基因的密码全部解开，同时绘制出人类基因谱图。该计划于1990年正式启动。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有很强的英雄情结，总觉得一辈子应该做一些可圈可点的事留下来。”1994年，在美国西雅图从事科研工作的汪建决定回国，为中国的基因组事业做点什么。

但在那个时代，中国科技界对此还并不感兴趣，没有资源资金的汪建，只能一边以生产艾滋病诊断试剂为生，一边静待时机。

1998年8月，在科技部支持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在北京揭牌成立。杨焕明任主任，汪建任执行主任，于军、刘思奇任副主任。

但汪建随后发现，国内科技界多数依然不支持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无奈之下，他们“擅自”跑到伦敦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战略讨论会，代表中国正式加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完成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约占人类整个基因组1%区域的测序任务。

到了这一步，4人横下心来，决定一条路走到底。1999年7月，他们拿出几乎全部家当，从美国借来相关设备，注册成立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华大基因），与中科院等机构一起奋战一年多，最终于2000年6月完成了任务。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屏幕，只能挂起一张10米长、3米高的基因图，每天有人拿着笔和尺子在上面一点点填充，”汪建说，“感觉很伟大，就像是在指挥一场战役。”

只不过，对于基因科学来说，测序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从绘制图谱，到检测每一个基因代表的意义，直到通过人工干预基因，预防或治疗人体病变，还需要走一条看不见终点的长路。

从“志愿者”到“登山队”

2002年，汪建检测出了冠心病。

医院的建议是住院治疗，但受不了约束的汪建，决定锻炼身体保卫自己。

从跑步，到打篮球，到登山，汪建越爬越上瘾，最后只要几个月不上雪山，就全身发痒。

用他的好友、知名企业家王石的话来说，汪建登山水平其实不是很高，但很有激情。

在汪建看来，登山和做事业有很多的共同点。

比如，如果爬很矮的山峰，一般只要组织一帮志愿者，形成一个团，就能随便上；但要爬真正的高峰，就不能呼啦啦一拥而上，必须建立正规的登山队，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与团队精神。

“一开始，我们更多也是在逞英雄，为了理想来志愿地做这个事情，有很多次发不出工资，一些人甚至砸了自己的铁饭碗。”汪建说，“但现在，我们要继续发展中国的基因产业，就不能只靠理想，需要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才能更好地继续向前走。”

1999年，华大基因诞生于北京机场附近的一个工业园里。当时，汪建他们本来打算建立一个非营利研究机构，却发现当时的中国并不支持这样的私人实体，最后只能注册为营利性质的公司。

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华大基因没有董事会、股东和可观的回报，甚至差点在2007年倒闭。

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局面下，汪建也没有对无数找上门来的资本给过好脸。

华大基因刚创立时，他们向资本方求助，开始别人承诺了投资，最后却“除以二”再“除以二”，用汪建的说来说，“受尽侮辱”。

自此之后，华大基因对资本高度警惕。每当有投资人找上门来，汪建都先让他们讲，然后总结说，“你们说了不算，我不接受投票决定，我说了算，科学说了算”。

2007年，华大基因南下深圳。一位老领导带着汪建四处找落脚地，有企业听说了，指着一栋装修豪华的大楼对汪建说，欢迎你们过来，这个楼我免费给你们用！可汪建愣是没吭声。回去后，老领导问他为啥不答应，汪建嘴里蹦出5个字：“绝不当二奶。”

吃人嘴短，汪建不想被资本“包养”，他的目标是让华大基因以科技驱动市场。

最近几年，基因科学逐渐从科研实验转向产业化，让他离目标越来越近。

华大基因向《财经国家周刊》提供的收入数据是：2012年约11亿元，其中，政府科研项目占比约10%，海外收入30%?40%，国内科研服务占比20%?30%，临床收入10%?20%。

“未来，临床收入会大幅增加，和健康相关的收入肯定要占到99%。”按照汪建的预测，未来华大基因将创造一个巨大市场，“科技服务一百亿元，医学服务一千亿元，人人服务一万亿元”。

更“好玩”的未来

产业化只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汪建的真正目标是活得“更好玩”。

玩是他的一切。他不喜欢被人称为“老板”，行事有时像个土匪，有时像个顽童，反正是不屑被世俗限制。

创立华大基因之初，为了拉另一位创始人杨焕明入伙，他跑到杨的办公室“大闹天宫”，逼得刚评上正教授的杨焕明“走投无路”。最后，杨焕明把跟单位签下的7年合同和存折一把拍在汪建面前：“我认了，工作不要了，命交给你，钱也交给你，干吧！”

汪建一直对“Olympic Games”的中文翻译耿耿于怀，“怎么能叫运动会呢？”他认为，这样一个大众的节日，或许叫“奥林匹克嘉年华”会更靠谱。

在华大基因，上班时没有员工打领带，因为汪建反感，只要他看见，就会拿着剪刀去剪一个口。同样的还有LV、GUCCI等奢侈品，汪建只要看到员工用，就会“帮”别人卖掉，然后把钱捐出做公益。

不过，手下们也有办法“收拾”他。2012年，汪建从海拔7000米的高峰玩了一把高山速降，回来后，他的汽车钥匙就被没收了——熟悉他的员工说，只要没车钥匙，没人订机票，“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汪建就没办法自己跑出去冒险了，“看他还怎么折腾”。

对自己的性格，汪建不认为是白羊座所致，他更相信基因决定性格。他觉得，自己只是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2003年的“SARS病毒战”，从拿到病毒样本，检测，到拿出试剂方案，华大基因20多个小时就基本完成。

华大基因现在正与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合作，从基因层面研究疟疾、结核病等的防治方案，帮助非洲一些地区的人走出疫病阴影。

或许，也正是因为汪建的“好玩”，在2012年，竞争对手以“生物”抹黑他时，更多的人选择了简单地相信他，正如他也简单地相信，爱无国界，基因无国界。

“扣篮”挑战

登山路上，越到高处，越是艰险。

在汪建看来，基因技术对传统医学的颠覆即将开始。

比如癌症。为什么肿瘤切除之后，过了一段又会复发，而且复发在不同的部位，甚至转成别的癌？“过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哪个部位有了肿瘤，再去找药物，找靶点。”汪建说，以后肿瘤可能不再以部位来命名，而是以病毒种类进行分类，从而找到更准确的病因，并进行有效治疗。

汪建认为，未来90%以上的病不会通过医院来解决，因为在人出生前，就能从基因上知道未来最可能犯什么病，应该怎么预防，出现什么先兆时预警，治疗也知道哪些药更有效，哪些药没有效果，所有的一切都是个体化、精准化的。

“我们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大数据平台，大计算和分析能力，这是我们最强的竞争力。”汪建说，从大数据往上走，可以催生更多的科学突破，往下走，则可以带动更多的产业突破，“这是个几乎无缝的互动体系”。

问题在于，未来实现这一切的，一定会是华大基因吗？

2010年5月22日，汪建以56岁的“高龄”登顶珠穆朗玛峰。

在这一年，华大基因开始了全面的商业发力：斥巨资购买128台新一代测序仪，开始与医院合作推出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

但也从这一年开始，许多曾经默契的合作伙伴，为了更大的利益，悄然站到了他的对面。

此外，由于打通基因测序产业链，华大基因在越来越多的检测项目上充当了颠覆者的角色，也让他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或明或暗的压力。

2012年7月，面对上游企业的重重封锁，汪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坚持，在一场暴雨的洗礼中，在北京十三陵附近一个私人农庄里，向深创投、红杉资本、弘毅投资、摩根斯坦利等投资机构敞开大门。

同年12月，华大基因宣布出让旗下华大科技40%的股权，融资13.98亿元人民币。这笔融资，被用于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为华大基因的产业链条弥补关键的硬件缺环。

面对竞争对手的重重阻挠，汪建和最让他得意的接班人、CEO王俊带领华大基因的年轻团队，在3个月后，完成了他们的并购计划。

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完胜。在收购前，CG每年亏损5000万美元，对华大基因来说，它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用好则如虎添翼，用差则反成拖累。

这一切，或许将决定于国内市场。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宝贵的主场优势，让它有望成为华大基因进取国际市场的根基之地。

但前提是，中国对基因这一前沿科技的政策更加灵活，成为这个战略产业的助力，而非阻力。

“登山者”汪建也喜欢篮球，1980年代在美国念书时，就奉迈克尔·乔丹为偶像。

他常常想，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想来想去，最让他愤怒的，还是在大学打球时，被2米高的人盖帽时的无力感。

每一次，在众山之间，汪建于帐篷中听着风声睡去，总会进入这样一个梦境：他用力跳了起来，从对手的脑袋上飞过去，但却摸不到篮筐。

在基因这个赛场，他最终能越过对手的头顶，扣球进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