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体系研究

摘 要：通过运用调查法、分析法、德尔菲法、数理统计法等从3个不同的层面对传统武术的传承进行现状调查，结果显示相关主管部门部分功能缺失，认知度低对传承影响较大，技术传承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调查对象对传统武术“申遗”非常关注，高校具备传播传统武术的基本条件。还通过运用描述性统计、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41个影响传统武术传承的构成指标进行分析，共得出7个公共因子，帮助本研究从7个方面对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依据，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对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进行验证分析。最后从“保护-传承-传播”3个递进层次对传统武术的发展思路进行深入探究。

关键词： 武术；传统武术；传承体系

中图分类号： G 852 文章编号：1009783X（2013）05038907 文献标志码： A

党和政府历来对传统和民间文化的保护十分重视。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保护我国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务院也明确指出：到201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深入人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1]。在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武术作为一朵最灿烂的奇葩，也是“最大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武术逐渐被划分为“竞技武术”和“传统武术”，2008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竞技武术被推向了至高的位置，但“申奥”的失败，使得竞技武术的发展让人堪忧。从“申奥”到“申遗”，从竞技武术繁荣到传统武术的逐渐消亡，传统武术传承发展也开始堪忧。传统武术是我们民族的精粹，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脉搏。传统武术传承的是一种民族文化，拯救的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而当下传统武术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一套完整的传承体系，缺乏一套符合传统武术传承的新体系、新方法、新手段。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解决传统武术保护的相关问题、挖掘传统武术存在的现实价值，对确保中华民族文化特性，保护文化资源和扩大影响，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主要研究对象为影响传统武术传承的因素及传统武术传承的方法与对策。

1.2 研究方法

主要运用了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德尔菲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首先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法对现有的大量文献进行分析[37]，通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影响传统武术传承的因素进行归纳，通过运用德尔菲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影响传统武术传承的指标进行筛选和调查，研究最后通过应用国际通用的SPSS 17.0统计软件形成了调查数据基础，并采用AMOS 17.0软件对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分析。

1.3 问卷发放

本研究从3个不同的层面，采用简单直接随机抽样和分层分级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专家和14所体育院校的硕士生和本科生进行了关于传统武术传承影响因素的调查。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03份，回收有效问卷450份（其中专家问卷52份、硕士生问卷128份，本科生问卷270份），有效回收率为89.47%，问卷信度检测克伦巴赫值α为0.952，KMO球形效度检验值为0.959。

专家问卷发放对象涉及男性37人（占71.2%）、女性15人（占28.8%），共52人。被调查中教授12名（占23.1%），副教授15名（占28.8%），讲师22名（占42.3%），助教1名（占1.9%），其他相关行政人员2名（占3.8%）。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41岁，专家工作单位所在省份共分布于国内20个省市和1个国外城市。

硕士研究生问卷涉及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和武汉体育学院等9所体育院校128名学生。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24岁，男生71名（占55.5%）、女生57名（占44.5%），共128人。其中2008级研究生20人（占15.7%），2009级研究生35人（占27.3%），2010级研究生73名（占57.0%）。

本科生问卷共涉及全国14所体育院校270名学生。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21岁，男生180名（占66.7%）、女生90名（占33.3%），共270人。其中2007级本科生46人（占17.0%），2008级本科生194人（占71.9%），2009级本科生20人（占7.4%），2010级本科生10人（占3.7%）。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传统武术传承现状分析

2.1.1 相关主管部门传统武术传承工作发展现状

从表1可知，专家组、硕士生组和本科生组意见较为统一，皆认为目前各级武术主管部门对待传统武术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态度还需更加积极。被调查者认为“非常满意”和“很满意”的仅占调查总人数的23.5%，而认为工作“一般”的高达51.1%。从调查结果可知，武术相关主管部门应加大工作的力度和透明度，优化现行机制体制，实现资源一体化建设。

2.1.2 高校传统武术传承工作发展现状

从表2可知，被调查者所在单位对传统武术保护和传承的重视程度较高。被调查者认为“非常重视”和“很重视”的占调查总人数的46.0%，而认为“不重视”和“非常差”的仅占调查总人数的5.3%。被调查对象专家组多数在高校工作，而硕士生组和本科生组均为在校学生，由此可知，高校可以作为传承和传播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战场”。

2.1.3 调查对象对传统武术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程度

从表3可知，被调查者对传统武术拳种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非常关注。被调查者表示“非常关注”和“很关注”的占调查总人数的67.1%，而表示“不关注”和“没必要”的仅占调查总人数的5.1%。从调查结果可知，武术能否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牵动着无数“武术人”的心。

2.1.4 目前传统武术传承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表4可知，对传统武术传承影响较大的因素依次为“认知度较低”“重申报 轻保护”“武术搭台 经济唱戏”“申报内容不严谨”“类别归属不清”“传承人有争议”。专家组、硕士生组和本科生组3组之间的结果与调查结果基本相符合，其中专家组认为“传承人有争议”在武术传承中的影响仅次于“重申报 轻保护”而存在。

2.1.5 目前我国体育院校学生掌握传统武术拳种情况

从图1可知，被调查的本科生中在选择“学过的传统武术拳种”一项中选择1～2个的共48人，3～4个共85人，5～6个共64人，7～8个共30人，9个以上共28人，没学过的共15人。针对硕士生的调查结果显示，选择1～2个的共30人，3～4个共42人，5～6个共22人，7～8个共15人，9个以上共11人，没学过的共8人。被调查的本科生中在选择“熟练掌握的传统武术拳种数量”一项选择1～2个共102人，3～4个共81人，5～6个共37人，7～8个共11人，都忘记的共36人。针对硕士生的调查结果显示，选择1～2个共56人，3～4个共32人，5～6个共13人，7～8个共1人，都忘记的共18人。

图 1 体育院校本科生、硕士生掌握传统武术拳种情况

从统计结果可知，体育院校硕士生学过的拳种虽然略少于本科生，但其能够熟练掌握的拳种概率却优于本科生。本科生

中学过“9个以上”拳种的人占10.4%，但是能够熟练掌握的却仅占本科生人数的1.1%，而硕士生能够熟练掌握的比值为6.3%。通过调查还得知本科生平均习武年限为8年，硕士生为7年。本科生中25.6%通过师承形式习武，与研究生25.0%的比重相差甚小。本科生中10.4%为指定传承人，而研究生略低，占比5.5%。本科生中37.4%的学生高中就读于武术馆校，18.1%的人就读于体校，43.3%的人就读于普通高中。研究生中34.4%的学生本科就读于体育院校，41.4%的学生本科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38.3%的学生为体育教育专业。被调查者中65.2%的本科生毕业后愿意从事与武术相关的职业，而研究生略高，占75.0%。

2.2 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5可以看出，影响传统武术传承指标中，文化传承的影响最重要，在所调查的指标中得分最高，达到8.6378分，可见文化传承在传统武术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武术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对传承的影响得分为8.6200，也进一步指明了下一步武术主管部门的工作重点和大致方向。紧随其后的是专门的挖掘和整理活动、传统武术文化节、亚运会全运会等赛事、传承人对传承内容的公开度等对传承的影响。传统武术技术传承、对传承人进行奖惩制度、对未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进行重点保护等整体得分值偏低。从调查结果不难发现，传统武术技术传承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武术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其核心即是技术，传统武术传承更应该将技术传承列为重点。

表 5 影响传统武术传承的各项指标描述性统计

2.3 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的因子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41项指标被很好地分配在7个因子之中，这7个公共因子（维度）对原变量的解释能力达到了85.254%。按照旋转后指标因子载荷度大于或等于0.5进行统计，指标中不合理条目“对急需保护的项目进行重点保护对传承的影响”“师徒传承的影响”“自主化传承的影响”3个具体指标由于载荷度低于0.5的水平，难以构成因子的具体指标，应被删除。

表 6 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的因子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因子1基本上反映的是传统武术传承途径，因子2反映出传承人与传承组织工作指标的评定标准，因子3反映出传统武术的发展定位，因子4反映了传统武术传承的主要方法，因子5反映出传统武术传承的主要形式，因子6反映了传统武术传承的主要内容，因子7主要反映了传统武术传承的有效对策。根据内容分别将因子命名为传承途径因子、传承主体因子、传承定位因子、传承方法因子、传承形式因子、传承内容因子和传承对策因子。通过因子分析，发现该问卷量表效度较好，除删除3个条目外，38个条目比较清晰地对应到相应的因子中。因子分析所得出的7个方面内容，可以帮助本研究从7个角度剖析影响传统武术传承的因素。

2.4 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体系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

本研究所构建的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体系模型是基于结构方程原理对传统武术传承现象内在结构理论上进行分析，根据针对传统武术传承现状的实际调查，确定了观测变量38个，潜变量45个，共83个变量。通过整体模拟拟合度检验，模型拟合卡方值（Chisquare）为10.251（P=0.256），CMIN/DF为1.281（CMIN为卡方值），未标准化假设模型整体残差RMR值为0.374；近似误差的均方根系数RMSEA为0.031；另外，TuckerLewis指数TLI为0.955，标准配适度指标NFI为0.929，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67，模型适合度检验GFI为0.941。以上数据显示，传统武术传承模型与数据具有理想的拟合度，没有必要进一步对模型进行修正。

从图2可以看出，潜变量之间关联系数以及与观测变量系数均大于0.60，说明整个体系各变量之间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潜变量传统武术传承方法与传承对策两者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82，呈显著关联。其中观测变量VAR27“学校武术的发展对传承的影响”关联系数为0.73，与传承方法密切相关，指标标量VAR35“传承效果评价体系的完善程度对传承的影响”关联系数为0.79，与传承对策相关系数较高。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工作的不断推进，各地传承学校也不断兴起，学校在传承中的作用也逐渐显现，而目前传统武术传承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瓶颈即缺乏一套科学的、合理的评价体系。传统武术的传承首先要从传承方法入手，完善传承手段，拓宽传承路径。通过各种大型体育赛会、文化节、研讨会、挖掘与整理活动等有效传承传统武术，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行之有效的传统武术传承评估体系。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传统武术传承主体与传统武术传承对策两者之间的路径关联系数为0.81，仅次于传承方法与传承对策之间系数，说明了传承主体的确定在传统武术传承工作中的重要性。通过对调查对象关于“您认为下列保护工作中哪项应优先考虑执行”（多选）题目中，调查者的选择依次为：“成立专家委员会使专业人才公平公正公开地对传承人进行认定”“尊重传承人的权利，明确传承人的义务”“制定完备的操作程序使法律能够较完善地得以落实”“制定法律把保护传承人上升为国家意志”和“介入传承人的培养过程优中择优”[8]，其比例分别为63.8%、56.9%、50.9%、41.1%和33.3%。在调查者参与的题目“您认为传承人应优先履行哪项责任和义务”中：37.6%的人认为首先应该“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等”；30.7%的人认为应该“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传播、展示等活动，参加各类公益性的展示、教育、研讨、交流活动”；其次分别为“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传承人”和“在不违反保密制度与不损害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向政府或学术研究机构提供资料”。传承人与传承组织在传统武术传承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传承人与传承组织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必须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利于传统武术传承。

图 2 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体系结构模型路径关联系数

在传统武术传承影响指标体系模型中潜变量与观测变量路径系数最高的分别为变量VAR21“传统武术社会贡献对传承的影响”和变量VAR23“传统武术教育价值对传承的影响” [9]，变量关联系数分别为0.89和0.85，与传承定位潜变量密切相关，说明了传统武术的传承必须结合时代的大背景，发挥教育价值，积极为社会作出贡献。通过对调查对象关于“您认为下列评定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标准中应优先考虑哪一项”（多选）题目中，调查者的选择依次为：“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群体或地方文化特征”“具有杰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具有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或社区文化传承的作用”“具有见证现存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具有精粹的技术性”“符合人性具有影响人们思想情感的精神价值”“其生存呈现某种程度的濒危性”[8]，其比例分别为67.6%、63.8%、56.7%、55.6%、43.3%、43.1%和21.6%。由调查结果可知，调查对象更关心的还是能够反映民族或地方文化特征的文化遗产。

2.5 传统武术发展路径探析

2.5.1 传统武术保护路径分析

传统武术保护路径：实行传统武术整体传承空间的保护，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较为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2007年文化部宣布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试点——福建省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8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也正式成立。传统武术传承工作要以活态传承为主，静态保护为辅；可以采取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传统武术生态文化保护区”等一系列措施，进行传统武术的整体性和原真性保护与传承[10]。武术之乡的评选也是一种对传统武术传承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的方式 [11]，还可以针对某些拳种的发源地，实施建设“文化生态保护村”工程，像八极拳的发源地河北孟村、陈氏太极拳发源地河南陈家沟、梅花拳发源地河北后马庄等，将这些村落建设成为传统武术文化生态村，既能对传统武术拳种的保护设立最安全的屏障，又能将传统武术文化遗产本真状态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使之成为“活文化” [12]。

2.5.2 传统武术传承路径分析

传统武术传承路径：实现武术管理部门与传承人的有效对接。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要将传统武术的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武术长期发展规划，建立起责任保护机制，形成国家、省（市）、县（区）、乡镇（街道）4级传统武术保护体系，定期对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展开调研及采取相应的措施，统一协调传统武术传承工作[13]。督促和监督地方各级武术管理部门建立起地方传统武术发展状况统计、长期保护计划制定等，并积极接受舆论监督，推进传统武术保护工作的科学化发展。积极引导武术相关研究机构、大专院校、武术馆校、体校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传统武术传承和保护工作[14]。加快传统武术保护法制法规建设，积极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尽早制订与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相匹配的规章制度或法律法规，推进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加大对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资金支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对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偿资助或捐赠行为，结合“文化遗产日”，举办有关提高公众对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活动，增强全社会的武术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尽快建立一支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所需的专业人才队伍。

2.5.3 传统武术传播路径分析

传统武术传播路径：积极发挥高校的枢纽作用。高校在武术非物质文化传承体系中处于枢纽的位置，可以起到研究、传承和传播的作用。高校不仅可以将武术管理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区和传承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也可通过学科资源深入挖掘濒危的武术遗产，展开抢救工作，还可请代表性传承人做客高校传授技能[15]。2010年河南理工大学邀请陈式太极拳第十一代嫡系宗师陈正雷授拳讲学，并受聘其为该校客座教授，同年焦作市文化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授予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和焦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传承基地”称号。此项举动就已经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高校不仅具备传承传统武术的能力，还具备以学生为主要力量的传播基础，高校学生毕业可通过武术馆校、业余体校、普通中小学继续开展传统武术的传承和传播工作，此条主线维系不断，即可为传统武术的传承工作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16]。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调查得出，相关主管部门在传统武术保护与传承中部分功能缺失，认知度低是影响传统武术传承的主要原因，高校具备传播传统武术的实力与条件，调查对象对传统武术拳种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非常关注。体育院校硕士生学过的拳种虽然略少于本科生，但硕士生能够熟练掌握的拳种高于本科生。本科生的平均习武年限和指定传承人的比例略高于硕士生，而硕士生更愿意从事与武术相关的职业。

通过对41个影响传统武术传承的构成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专门的挖掘和整理活动、传统武术文化节、亚运会全运会赛事和传承人对传承内容的公开度等指标对传统武术传承的影响较大，并通过对41个影响构成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等于1的原则得出了7个公共因子，根据内容分别将因子命名为传承途径因子、传承主体因子、传承定位因子、传承方法因子、传承形式因子、传承内容因子和传承对策因子。

3.2 建议

研究认为传统武术的保护必须是对包括传承人、传承组织、传承学校与传承环境的“传统武术传承空间”的整体性保护。传统武术的传承应该实现武术主管部门与传承人的有效对接，建立起责任保护机制，形成国家、省（市）、县（区）、乡镇（街道）4级传统武术传承体系。传统武术的传播应该实现以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为主要传播基地，上线建立起与武术主管部门、传承人和传承组织的连接，下线建立起与武术馆校、业余体校、普通中小学的传播体系，以满足传统武术保护、传承与传播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029.

[2]程大力.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J].体育文化导刊，2003（4）：1720.

[3]邱丕相，郭玉成.论武术体系框架的构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1，25（3）：6467.

[4]林小美，张丽，林北生，等.中国武术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估研究[J].体育科学，2009，29（6）：9096.

[5]王岗，郭海洲.武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7，24（1）：16.

[6]薛宇.武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0.

[7]段晶晶.中国武术产业结构体系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2025.

[8]虞定海，牛爱军.中国武术传承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25.

[9]Hogan M J.On spirituality and education[J].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2009（4）：138143.

[10]马廉祯.武术挖整思变[J].体育文化导刊，2004（7）：6162.

[11]张云崖，牛爱军，虞定海.传统武术的非物质性传承研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34（7）：5457.

[12]陈燮君.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J].中国博物馆，2002（4）：17.

[13]郭玉成.武术传播引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160.

[14]薛良磊.河南省国家级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0：25.

[15]张胜利，刘树军.中国传统武术可持续发展探索[J].体育学刊，2005，12（1）：6870.

[16]Tracey W M，Kohn M，Chow C M，et al.Health benefits of Kung Fu：A systematic review[J].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2008，26（12）：12491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