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当“粉刷匠”的伯爵

1803年，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海军上将克鲁森施滕(1770--1846)组建了俄罗斯第一个环球考察队，率领“希望”号与“涅瓦”号两艘船即将启程环球考察时，需要有一位年轻有为、懂得航海的助手。上将找到正就学于彼得堡海军武备学堂的费多尔托尔斯泰，然而这样一件令人垂涎的差使却被20岁的托尔斯泰家族的小伙子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可能是小伙子淡泊名利，也可能是他已另有志向――献身艺术事业。

一年后，费多尔退役，1 806年进入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工作。这是俄国1 764年建立的世界最大的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之一，收藏了大量原始时期古东方、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以及中世纪东西方文化艺术珍品，还有大量8--19世纪俄罗斯的珍贵文物。显然，这大量的工作为未来的艺术家费多尔托尔斯泰的艺术生涯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的4座正门和8扇侧门都是按费多尔托尔斯泰伯爵的设计铸成的。信徒们经常会驻足门下，欣赏门上制作精美的图案、硕大的圆形人物像和圣灵们的胸像。在被誉为俄罗斯百科全书的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在描述女主人公奥丽加的纪念册时写道：“纪念册啊，你们豪华而堂皇……虽然托尔斯泰用神奇的画笔……一挥而就把你们装饰……”

虽然伟大诗人普希金涉及费多尔托尔斯泰时只用了“神奇的画笔”一语，却足以表明费多尔艺术功力的非同一般。

21岁时，费多尔托尔斯泰面临是否投身仕途的抉择，这是一条通往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的可靠途径，费多尔之前已经有数十位家族成员在仕途上毕其一生。但费多尔是个例外，他选择了前程难卜的艺术事业。这种职业在二百多年前是任何一个珍惜自己名门望族地位的子弟耻于问津的。

上流社会并不因为费多尔托尔斯泰身怀艺术禀赋就表示支持，他们表示反对，感到羞耻的是身为伯爵竟然不管不顾地搞什么艺术，而这是要靠劳动挣钱来养活自己的职业，这是与贵族的尊严水火不容的。

曾有回忆录作家写道，有一次，费多尔在姑母家做客，碰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也到了那里。女主人不失时机地把侄儿的画作呈给沙皇鉴赏，沙皇欣赏后立即把画家叫来说：“我让您去近卫重骑兵团(18世纪举行盛典时沙皇的仪仗队)任职，我有很多军官，我想提拔多少个都行，可是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我是一个也造不出来，所以我希望您凭自己的艺术天赋走自己的路吧!”

可是沙皇的赏识也改变不了社会的偏见：堂堂一位有封号和显赫社会地位的贵族，竞不顾一切“要去当‘粉刷匠”’，岂不是既玷污了自己的贵族门第，更使整个贵族阶层蒙羞!

他未婚妻的父亲对女儿说：“我知道你爱他，可是我们不赞成这门亲事，他没有公职、不务正业、涂涂捏捏(指作画和雕塑)，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对此，离经叛道的费多尔托尔斯泰伯爵义无反顾，坚定地从事他的艺术学习与创作。这样一来，彼得堡的一些“体面的家庭”都对他“敬”而远之，将他拒之门外。由此可见封建社会里艺术家社会地位之卑微。

费多尔虽有一支“神奇的画笔”，但留下的绘画作品却为数不多，最著名的作品是为诗人波格丹诺维奇(1 743--1803)所作长诗《宝贝儿》的系列插图，现藏于圣彼得堡原苏联美术研究院科研博物馆内。费多尔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雕塑和奖章模型刻制艺术。他于1804年入美术研究院奖章模型刻制班，师从著名古典主义雕塑家伊凡普罗科菲耶夫(1 758--1828)。1806年入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工作，1810年人造币厂工作。1809年获美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1842年获奖章模型刻制艺术教授衔，1828--18S9年任美术研究院副院长、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研究院名誉院士。

1814年3月，作为反法国盟军的成员，俄军也进入了巴黎，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马岛。消息传到彼得堡，费多尔为之欢欣鼓舞，决定创作一系列圆形浮雕来纪念卫国战争的胜利。其中有一个浮雕刻着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肖像，他把沙皇塑造成既体现战神气质又有智慧女神气质的斯拉夫神形象。但由于制作经费困难，而沙皇正在巴黎忙于处理对法同盟事务，国内无人敢于做主是否给艺术家以资助，费多尔的这项工作暂时搁浅了。就在此时，柏林一个名叫洛伦兹波什的奖章模型刻制家搞到一个上述斯拉夫神的石膏塑品，他立即翻造了大量生铁复制品，销路很好，求购者中有不少是即将回国的俄罗斯军人。他们回国后有人把这种制作精美的复制品请费多尔鉴赏，满以为费多尔也会为这位普鲁士雕塑家的高超手艺惊叹，岂料俄罗斯的这位艺术家审视了一会儿后向来访者建议：如果你们识字的话，请仔细看一下肖像下面的题词和作者的名字。随后出示了他用蜡塑的神像和铜模型，上面赫然刻着法文题词：“费多尔托尔斯泰伯爵设计与制作。”

那位精明的柏林老板不仅赚了15000帝国马克，而且向俄国沙皇献上一个“自己的”作品，沙皇回赠了一枚刻有良己姓名缩写的钻石戒指，价值5000卢布。

沙皇对德国的复制品给予很高的评价，费多尔献上的真品，也得到沙皇的赞赏，他赏赐了费多尔一枚宝石戒指，但价值远不如送给德国人的贵重，这并不是沙皇厚此薄彼，而是作了有远见的考虑，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即由国库拨出必要的经费，使艺术家得以继续工作下去。

从此，费多尔托尔斯泰作为雕塑家不仅在俄国名闻遐迩，而且蜚声欧陆。1918年5月18日德国伟大作家歌德致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谢尔盖乌瓦洛夫(1786--1855)：“我从一枚纪念章形式的石膏件上看到托尔斯泰伯爵的艺术造诣，令我惊叹不已。如能赠我一件这位卓越艺术家的作品，顺寄有关其生活和艺术成就的资料，我当不胜感激。”

院长寄去一枚颈饰，不久，歌德主办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位俄罗斯艺术家的文章，稍后，费多尔本人向住在魏玛的歌德寄出几件颈饰和信函，从此与年近古稀的德国大文豪建立了忘年之交。

1820年11月，普希金的朋友、诗人威廉丘赫尔别克尔(1797--1846，著名十二月党人)访问歌德后致函诗人安东杰利维格(1798--1831，普希金的好友)道：“歌德从费多尔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认识了我国的托尔斯泰，他对这位伟大的俄国艺术家倍加赞赏。”

歌德的藏品中还有不少费多尔的其他作品，他在杂志中还发表了一篇论述费多尔创作的论文。

继奥地利科学院之后，许多欧洲国家的科学院都选他为名誉院士。英国政府也请费多尔设计奖章以备授予在与拿破仑作战中有功的陆海军人员。没想到俄国的这位艺术家却断然拒绝，而且颇为不合时宜地说：“我关心的只有祖国的荣誉。”

除上述纪念1812--1814年卫国战争的奖章和纪念品外，费多尔还设计了纪念俄土战争和俄国波斯战争的奖章。他还留下不少优秀的雕塑品，其中最著名的有石膏塑件《1812年的民兵》、石膏浮雕《1812年波罗金诺战役》、大理石雕像《梦神莫 尔甫斯》等。

如托尔斯泰家族中其他子弟一样，费多尔托尔斯泰也是位出色的骑手。还是个12岁的孩子时，他就能娴熟地驾驭马匹，连那些曾驰骋疆场的彪悍士兵也为之折服。他甚至还能驯服山地野马，因此得了个“马背上的拼命三郎”雅号。

费多尔托尔斯泰不仅年轻时热情奔放、精力充沛、风流多情，到了老年仍不减当年。有一次，他做客于彼得堡以北不远处的帕尔戈洛小镇继任未婚妻(前妻已去世)的家中，见到未婚妻缝纫线没有了，他二话不说，立即纵身上了自己心爱的阿拉伯公马赫克托尔(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名)，驰骋了20俄里，来到彼得堡买了线后，转身又是20俄里，把线送到未婚妻安娜・斯塔西娅手里，可当时他已是55岁的半老头子了。

更有甚者，他在1860年77岁高龄时仍出访德国德累斯顿，除了参观当地的著名陈列馆外，还一连3天骑马游遍了旅游胜地萨克森瑞士山，这是德国风光最美的地区之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竞认为马背上的颠簸与辛劳“何足挂齿”。

费多尔精力充沛，热爱生活，而且性格直爽认真，19世纪40年代青年雕塑家尼古拉拉马扎诺夫(1817--1867，因作有果戈里雕像名闻于世)正在意大利深造，沙皇尼古拉一世访问罗马，让费多尔随行。一天，沙皇与其随从漫步城中，路经拉马扎诺夫的工作室，他对随从说，要在傍晚时分参观这个工作室。费多尔立即向一位大臣解释，只有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刻才能看清楚室内的雕塑品，可是随从们都不敢直言，不知深浅的费多尔竞大声嚷道：“你们不敢，我来!”说着竟一把抓住沙皇，几乎是连拖带拽地把沙皇拉人工作室。

费多尔的率真还表现在对是非的坚持原则上，有一次与沙皇在一个有关艺术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他竟当着沙皇侍从们的面宣布“不打算”执行沙皇的旨意，他镇静地迎着尼古拉一世逼人的、据说能当场致人死命的目光解释自己抗旨的原因。庆幸的是沙皇最后无奈地说：“算了，你不必再解释了，你看着办吧。”事情就这样圆满结束了。

费多尔之所以成为一代著名艺术家而且以90高龄辞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心胸坦荡、热爱生活。他在古稀之年因热爱古钱币学而结识了一些古董商和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他们多为很有学识的德国人，但俄语讲得不地道，费多尔为了便于沟通，竟学会了德语。

“我与他们相处时学会了德语，我是海军中等武备学堂出身的，所以德语一窍不通。我之学会德语还得归功于我经常去德国剧院，我非常喜爱那里的话剧，但对我学德语帮助最大的还是我认识了一位美艳动人、绝顶聪慧的年轻寡妇，俄语一字不识的施坦英男爵夫人。”

上面的一段是费多尔・托尔斯泰写下的回忆录，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老翁在他垂暮之年仍保留着追求美好情感与生活的激情，这也许就是艺术家艺术青春永驻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