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交易关系理论综述

摘 要：作者从新古典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等三个视角分析了纵向交易关系理论的内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主要是从追求规模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纵向交易关系的，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纵向企业之间的纵向一体化。交易成本理论下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主要是从追求交易费用节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最后利用煤、电关系对纵向交易关系理论的实践应用前景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了研究纵向交易关系理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纵向关系；纵向一体化；交易成本；契约；产权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5-0039-05

一、引 言

纵向交易关系理论系指研究具有纵向生产和交易关系的企业如何就中间品进行交易（主要表现在订立相关的契约上），并进而引发相应的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如形成企业战略联盟、组建企业集团、完全一体化，另外还有形成纵向约束、纵向排斥和纵向分解等）结构演化的理论。企业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是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企业纵向交易关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纵向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另一部分就是纵向企业之间的组织结构及其演变关系。在现代的产业组织理论和相应的企业理论中，纵向关系（如煤、电产业纵向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传统的横向关系问题（例如企业横向兼并及相关的反垄断与规制政策）已不再属于前沿性问题。为此，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企业之间的纵向关系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二、纵向交易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从现有的大量研究文献来看，纵向交易关系理论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所组成：即源于追求规模经济效应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源于节约交易费用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和基于产权视角下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

（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对纵向交易关系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对纵向交易的主要形式――纵向一体化的分析上。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因素影响着企业之间的纵向一体化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技术因素影响着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的意愿和行为。纵向一体化可能是受技术的可获得性、生产的不可分割性等技术因素的影响，如在炼钢过程中，炼铁和炼钢的一体化可以不必重新融化铁水，因而可以节约大量的能源。因此，对技术的可获得性以及缘于技术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包括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对纵向一体化最直观的解释。针对这一现象，Williamson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自然衔接的连续生产过程决定了某些确实有效的制造业结构。反过来，它们又被确认为具有共同所有的含义，这样的技术协作在流水线作业中（如冶金和化工等）可能比在部件可分离的制造业活动中更为重要[1]。Rey、Seabright和Tirole也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解释纵向一体化的原因，指出两个环节的两种产品的生产可能具有规模经济性，学习效应也可能从一个生产环节溢出到另一个生产环节[2]。从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技术因素推动的纵向一体化行为降低了纵向相邻的生产环节的生产成本，从而最终促成了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纵向一体化意味着作为一种生产函数的企业的规模扩大和市场支配能力的增强，从而免不了与垄断这类有损资源配置效率的市场失灵问题相联系[3-5]。可见，新古典经济学首先认为技术因素是导致追求规模经济效应的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2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存在也是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原因之一

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存在也是纵向一体化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垄断、不确定性与信息的不完全。从现有的文献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讨论得最多的是卖方垄断市场结构，即上游垄断企业介入下游竞争性产业，而下游竞争性产业可以用中间产品以可变的组合比例生产最终产品。Mckenzie最早讨论了由于要素投入比例可变而产生的纵向一体化的动机[6]。Vernon和Graham则讨论了在可变比例情况下，一体化的垄断者会引起福利增加还是产生福利损失[7]。他们的研究结论显示由于生产无效率而引起的福利损失可以以垄断者利润的形式得到一定的抵消。同时，垄断者的利润取决于生产的替代弹性。而一体化的企业可能会提高零售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又与需求价格弹性相关。为此，Schmalensee研究了当零售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生产函数，需求价格弹性固定时，零售价格上升的情形[8]；但Schmalensee并没有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在卖方垄断的情况下，垄断企业也有可能是出于希望对其下游企业进行价格歧视而有意进行纵向一体化。假设垄断的上游企业将其产品卖给竞争性市场结构中的下游的两个装配企业，其中一个下游企业的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另一个的需求则是缺乏弹性的。如果上游的卖方垄断者纵向一体化了两个下游企业，他将会对缺乏弹性的下游企业减少供应，对富于弹性的企业增加供应。但是，卖方垄断企业还可以通过只一体化富于弹性的企业起到同样的效果，它会扩大富于弹性企业的供给，并提高缺乏弹性企业的供给价格。这样，卖方垄断者就可以有效地实施价格歧视了。不过如果上游卖方垄断企业只一体化缺乏弹性的下游企业，价格歧视就不可能实施。Perry讨论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下游有很多竞争性企业，他们可以从上游主导企业处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要素，也可以从竞争性上游小企业处获得[9]。这时，上游的主导企业的最优策略是兼并一个最富有弹性的下游企业。McNicol提出了“数量歧视”这一概念，并指出对于与无弹性的下游生产企业进行部分一体化的垄断者，可以通过对独立的富有弹性的下游生产企业进行定量配给而增加利润。尽管制造企业无法对这些独立企业所需中间产品明确提高价格，但是可以通过定量配给提高这些企业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价格，这就是所谓的“数量歧视”。数量歧视意味着生产企业会对缺乏弹性的下游企业实行部分一体化，而价格歧视则是对富有弹性的下游企业实行一体化。数量歧视与价格歧视一样也同样会造成对独立的下游企业的“供给挤出”。尽管价格歧视是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价格歧视可能增加也可能降低总福利，从而没有明确的政策涵义，是增加还是降低总福利则要取决于下游产业的需求情况。

垄断的另一种情形就是买方垄断。买方垄断企业通过后向一体化也可以起到阻止其他企业进入并保持垄断地位的作用。Bain最早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纵向一体化通过使竞争者必须进入两个阶段的生产，从而形成了资本的进入壁垒[10]。McGee 和Bassett研究了下游垄断企业对上游竞争性企业的后向一体化，他们认为后向一体化减少了买方垄断的无效率，提高了社会福利。Salop[11]和Scheffman[8]还认为买方垄断企业还会通过一体化提升竞争性对手的成本，即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实施“提高对手成本”的手段。例如，通过收购关键投入品对竞争对手进行圈定，从而使得竞争者由于缺乏投入品而无法扩大生产，也可能被剩下的供给者提高了中间品价格，或者不得不与供给者进行谈判而面临高的交易成本。Stigler还认为纵向一体化是设置进入壁垒，增加竞争对手成本，以减少竞争对手的手段。“纵向一体化可能通过增加从事几个类型的操作工序而不是依赖提供投入品的竞争对手或市场所需要的资本和知识，以增加新企业的进入障碍”[12]。也就是说，作为进入壁垒重要手段的纵向一体化实质上强化了企业的垄断能力，使其通过垄断价格更多地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垄断利润。另外，为了规避税收，企业也有进行纵向一体化的动力。当一个盈利的企业和一个亏损的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后，根据政府的规制政策，往往能够规避相应的税收。政府的规制政策事实上鼓励企业内部完成交易，结果促使企业将更多产品纳入内部生产，从而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

不完全竞争市场产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正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的存在，才产生了中间品在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不确定。Carlton认为，纵向一体化的强烈动机源自于纵向一体化的企业能够高效率地自我满足中间品需求，将中间品的风险转嫁给其他企业。这种情形下的纵向一体化的原因又主要源自于追求回报的多元化、保证原材料供给和解决由于不对称信息所导致的委托―问题，等等[13]。

3市场范围对企业纵向交易关系的影响

Stigler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文中提出了企业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解的市场范围假说。Stigler把企业所从事的活动归纳成四大类，即平均成本随企业规模递减的活动、平均成本随企业规模递增的活动、平均成本随企业规模先递减后递增的活动和平均成本随企业规模先递增后递减的活动。Stigler认为企业不进一步地利用平均成本随企业规模递减的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垄断的原因是平均成本随企业规模递增的活动将使得这样做的代价很高，从而使最终产品的平均成本有可能随企业规模的扩大递增。Stigler认为企业不放弃平均成本随企业规模递减的活动而让其他企业去专业化地从事这些活动的原因是因为在特定的时间内相应的市场范围太小，从而足以支持其他企业去这样做。但是，随着产业的扩张，报酬递增的优势有可能变得很高以至足以支持其他企业专业化地从事生产。而且这个过程将会持续下去，直到该企业无利可图为止。Stigler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企业自己生产的平均成本低于其他企业专业化生产的平均成本时，企业将倾向于实行纵向一体化；反之，企业将倾向于实行纵向分解。企业自己生产的平均成本和其他企业专业化生产的平均成本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产业市场范围的大小。Stigler强调市场的大小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纵向分解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强调了生产成本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纵向分解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Coase的交易费用观点中忽视生产成本的决定作用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Stigler进一步提出了解释纵向交易关系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的纵向交易关系（纵向一体化以及纵向分解）与产业的生命周期有关：在新兴产业中广泛存在后向一体化，因为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太小难以支持独立供应商的专用性投入；随着产业增长，对新产品需求的增加引致中间产品的需求扩张，递增的产品收益将导致产业的纵向分解；而当产业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以后，产品需求减少将导致新的纵向一体化的趋势。总之，Stigler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的兴衰决定企业的纵向交易关系。沿着市场范围假说这一思路，Stigler认为在一个产业发展的早期，由于整个经济对其生产过程和产品不熟悉，市场范围偏小，企业将不得不从事各种相关的活动，整个产业的一体化程度将较高；在产业快速发展期，市场范围的快速扩大将鼓励企业进行纵向分解，从而降低整个产业的一体化程度；到了产业的衰退期，市场范围的缩小又将鼓励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整个产业的一体化程度又将提高。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主要是从规模经济、市场势力、市场范围和产业生命周期等角度而没有从交易费用和产权等角度来研究企业之间的纵向交易关系。而这又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交易费用为零是直接相关的。

（二）源于节约交易费用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

交易费用是由Coase在其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Coase指出，市场运行中存在着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交易中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其中包括获取和处理市场信息的费用，主要是搜集有关交易对象和市场价格的确定信息必须付出的费用。二是达成市场交易而进行的谈判和监督履约的费用，其中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合同、执行契约并付诸法律规范而必须支付的有关费用。三是由未来不确定性风险而引致的费用，以及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

Coase从企业和市场的交易成本优势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发生纵向交易从而导致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决定因素。Coase认为，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而在企业内部，相同的工作则是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来完成[20]。张五常也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企业与市场是合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企业的出现是用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市场交易的是产品，企业交易的是要素。企业的出现之所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是因为企业本身也是一种合约形式[15]。它是由产品生产者和要素所有者共同选择的一种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合约形式。张五常还认为交易费用应该包括：寻价、识别产品部件的信息、考核、贡献测度、讨价还价以及使用仲裁机构等活动的费用。

在Coase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Williamson对企业纵向交易关系理论作出了较大的贡献。Williamson的企业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解的交易费用观点主要包含在他的1971年和1981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在1971年发表的《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方面的原因》一文中，Williamson分析了企业的三种可供选择的供给安排：一次性的长期合同、一系列短期合同和纵向一体化。他的结论是，为避免合约某一方机会主义地利用合约条款的含糊性，需要尽可能清楚地界定合约，但他也认为这样做的交易费用太高。为此，可考虑依靠一系列短期合约，但这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如短期合同并不利于供应商进行保证有效供给所需要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也难以避免供应商机会主义地利用其获得的先发优势。所以，纵向一体化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纵向一体化还有许多较之于市场的优势，如激励优势、控制优势等。

现实中处于纵向生产关系中的企业除了纵向一体化这一可能的纵向交易关系外，更多的企业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会以契约的形式来保持他们之间的纵向交易关系的。是以一系列的短期合同还是以长期合同来保持他们之间的纵向交易关系与许多因素有关，如资产专用性、一体化的成本收益等等。

总之，交易费用视角下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主要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从交易费用和契约（纵向约束）的不完备性等角度对企业之间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进行了分析，这显然比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之间的纵向交易关系的分析更前进了一步。

（三）基于产权视角下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

企业纵向交易（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解）的所有权理论是由Grossman 和 Hart在1986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交易费用理论没有真正把握纵向一体化的本质。

产权理论将企业理解为一个自己所有（或控制的）资产集[16]。纵向一体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企业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买其供应商的资产所有权。所谓剩余控制权指的是那些由于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的存在而未在合约中清楚界定的对资产的权力。重要的是当一方购买另一方的资产的所有权时，另一方就失去了这些权利，结果，得到所有权的一方的投资会倾向于过多，而失去所有权的一方的投资会倾向于过少。所有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会通过影响事后剩余的分割而影响各方的事前投资决策。尽管重新谈判和签约可能导致事后有效率的配置，但谈判和签约的高成本常常会使这一过程进展缓慢。因此，相关各方应当努力以使事前投资扭曲最小化的方式配置所有权。也就是说在一体化的成本(由一体化引起的专用性投资扭曲所导致的价值损失)和收益(由一体化引起的获得所有权的一方的激励强化所产生的价值上升)之间进行权衡。Grossman 和 Hart揭示了由企业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解所引起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的重构问题和由此所产生的激励问题，但他们没有具体说明所有权（包括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指派给什么人。因为在某种情形下所有权的最优指派比激励方案的设计更重要。与交易费用理论一样，产权理论也认为纵向交易（纵向一体化）是减少不完全契约中机会主义和“敲竹杠”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纵向一体化的标准，即“一体化时甲方可以有选择性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乙方），而非一体化时甲方只能解雇（终止交易）整个企业，包括乙方、工人及企业资产。”[17]在交易双方信息对称和无成本讨价还价的假定下，产权理论利用正式的G-H-M模型论证了不同的纵向一体化模式（包括非一体化、甲方控制的一体化和乙方控制的一体化）对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的影响。并指出，虽然任何一种纵向一体化模式在事后总是有效率的，但都会对事前的投资产生不同程度的扭曲。这种扭曲又表现为谁在纵向一体化后的企业中拥有控制权谁就会出现投资过剩，而处于被控制的一方则会投资不足。因而，纵向一体化的必要性取决于所有权的配置能否最大限度地减少投资扭曲，只有当拥有控制权的一方提高的生产率超过被控制方损失的生产率，从而能增加总剩余时，纵向一体化才有意义。

三、结 语

从理论和实际的角度来看，企业之间的纵向交易关系丰富而复杂，很多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具体的体现，如近些年出现的煤、电冲突就是一个有待于借助上述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和进行实际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于立、刘劲松从实践的角度，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了中国煤、电关系的架构取向，指出通过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兼并重组，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应该是缓解煤、电冲突的可能途径，这与基于产权视角下的纵向交易关系理论是吻合的[18]。于立宏、郁义鸿从产业链纵向关系、需求波动等角度研究了中国煤、电纵向关系安排与政府规制措施，他们指出，基于厂商私人激励的煤电产业链纵向关系安排是在一个连续谱中进行的选择，其中现货市场契约是一个极端，纵向一体化是另一个极端，而其他契约安排则是中间可选择方案。对于中国煤电产业链而言，需求波动和政府规制政策是影响厂商纵向安排选择的两个最重要因素[19]。杨惠馨、纪玉俊、吕萍把分工和产业链纵向关系放在一起进行了研究，指出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决定分工制度安排选择的主要因素，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又决定了分工制度安排的进一步整合。通过实施不同的产业链纵向关系可以实现不同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与整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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