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役古,不在复古

［摘 要］ 余光中的新诗抛弃了早年学西过程中为适应现代征候而创制的梦魇式的支离破碎的意象,转而体认中国古典生命诗学“情志为本、因物感兴、立象尽意、境生象外”的生成机制,追求新诗意象的具象性和古典美,并用“平行关照法”、“横向移植法”、“精神内化法”,把传统诗歌的意境熔铸在新诗中,让古典具有了“新”的特质。

［关键词］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新诗;古典诗歌;意境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2-0088-05

新诗的诞生起自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决裂。这种自绝于传统的变革方式让不少学者为之担忧:鲁迅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1］347,“新文化仍然有所传承,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1］373;周作人也“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2］129。对传统的体认,实来自对新诗未来的焦虑。当西方的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蜂拥而至于这个自绝于传统的民族时,反理性、反中心、解构一切、反叛一切成为众多新诗人膜拜的法则;当荒诞、虚无、颓废成为某些新诗与传统对抗的标签时,缺乏功底的书写、节奏凌乱的篇章大量涌现,诗性家园一片荒芜。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还缺乏对“新诗”内涵和外延的清晰界定,以及创作和评论的相关准则。何者为新诗,何者不是新诗,至今悬而未决。但是只要是“诗”,且是“汉诗”,那么我们必定会把这种诗体放置在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的脉络中去考察，也必将会用国人意识深处的那些相对稳定的审美经验去关照它。新诗亟须和中国古典诗学的伟大传统进行深入的对话。

继鲁迅和周作人之后,有不少诗人和学者对新诗和古典的关系有深入的思考。1937年5月,叶公超在《论新诗》一文中引上官碧的评论说：“新诗要出路,也许还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也许得回头,稍稍回头”,“把自己一个二千多年的文学传统看作一种背负,看作一副立意要解脱而事实上却似乎难于解脱的镣铐,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事实果真这样无情,那诚然是‘可悲’了”［2］321。梁实秋直接指出:“新诗之大患在于和传统脱节。”［3］郑敏则从文化复兴的高度,呼唤新诗从古典诗学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从而建立东方式的、中国式的诗学。她认为21世纪的新诗能否存活就看我们能否意识到自身传统的复活与进入现代、吸收外来因素之间的本末关系了。［4］这些理论思考无疑是必要的,然而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重要成绩的诗人,首推余光中。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余光中在其《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莲的联想后记》、《现代诗怎么变》、《谈新诗的三个问题》等一系列诗论中表明观点: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一样,往往加倍地繁富而且具有弹性。面对传统,余光中态度明确:“反叛传统不如利用传统”［5］148,“志在役古,不在复古”［5］67。以下重点论述余光中新诗对中国古典意境的接受策略,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余光中对古典诗歌意境的接受策略根本表现为对中国古典生命诗学生成机制的体认,而注重新诗意象的具象性和古典化特质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中也曾出现过标举“意象”的诗派,但其所谓“意象”只是瞬间体验式的、带有超验色彩的、直觉印象式的心智呈现,意象多混杂、晦涩。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诗歌的生成模式往往就是天人合一、物我互参情境中个体生命的体验模式。“意象“是生命诗学中沟通“情”与“境”的关键。就生命诗学中诸多核心要素而言,“情志”是诗性生命体验的根本,“兴感”是诗性生命勃发的契机,“意象”是诗性生命的审美显现,“意境”是诗性生命的精神归宿。陈伯海先生认为，中国诗歌发端于“情志“,成形于“意象”,而完成于“意境”。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6］余光中评价自己晚年所创作的诗集《高楼对海》时说:“我在西子湾的诗作不必刻意造境,只须自然写景,因为只要情融于景,就成了境。我读中国的古典诗常震撼于其‘气象’。”［5］548余光中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情志为本”、“因物感兴”、“立象尽意”、“境生象外”理论的现代注解。从情感的兴起到意象的选择,从意象的选择到意境的熔铸,余光中的诗学延续了古典。他在生命融入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诗性的体验,暗合古典生命诗学的基本精神。当有诗情勃发后,意象的择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明晰的意象不仅关系到诗人情感的表达,而且还关系到读者阐释的介入。从诗歌的创作机制而言,意象是诗人情感融入意境的重要介质;从诗人创作的角度而言,传统经典的意象以其较强的情感附着力,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诗人“尽意”的前提;从诗歌阐释的角度来讲,深植于中国文化之内的清晰可感的表意之象为诠释者指出了易于感悟诗思、参透诗境的门径。所以追求意象清晰、蕴藉,且符合中国文化心理,也是这种生命诗学的内在要求。志在役古,不在复古同时,余光中对中国古典生命诗学的体认和对清晰明丽意境的择取也是对新诗“现代病”反思的结果。余光中认为现代诗的第一个危机便是虚无,“这种氛围中,一切既有的价值都将否定,一些新诗人以他们所认识的存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以超现实主义为其表现手法,随之出现那种面目模糊,语言含混,节奏破碎的‘自我虐待狂’”［5］144，所以意象的抽象、晦涩就成为某些新诗标榜“现代性”且与传统抗衡的手段。余光中早年的诗集《钟乳石》中也表现出对这种现代诗风的追寻,他把写诗当成是自己存在的证明,认为“听惯了神话和童歌的‘听众’,是无法适应现代诗的气候的”［5］250,这些诗歌有抛弃读者、自绝于传统的倾向。如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夜之第六感》(节选):

醒来,看梦魇的标本浮漾于

夜的酒精缸里。

而远处,按摩者的冷笛

在催眠长街的碧瞳与红瞳。

啊,这盲者,为何他必须吹盲

这大都市的百眼兽的眼睛?［5］247

诗中“梦魇的标本”、“夜的酒精缸”、“按摩者”、“冷笛”、“碧瞳”与“红瞳”、“百眼兽”等意象实显陌生、抽象和晦涩。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类疏远国人审美心理的意象组合一定不能准确表现诗人的情感世界,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类意象必定不能引起中国文化背景之下读者广泛的同情,因为意象的文化疏离势必造成阐释的断路,诗人、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必然会留有缺憾。此后,余光中的诗歌中所采用的意象大多有具象性——面目爽朗,轮廓清晰,且具有中国古典化的特质。如《等你,在雨中》(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