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冲突管理模式及其特点研究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作为最权威的国际冲突管理机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是，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联合国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与成效都有较大的区别。冷战期间，联合国被用以作为超级大国之间国际博弈的工具，同时也发挥着国际冲突管理的功能。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战争技术等因素也是该时期国际冲突管理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管理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为维护其世界唯一霸权国的地位而采取的冲突管理模式，即霸权护持模式；另一种是要求国际权力公平分配的冲突管理模式，即民主模式。对这两个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上述两个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特点不同，成效也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冷战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明显地优于冷战后时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国际冲突管理 冷战时期 冷战后时期 冲突管理特点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4-0113-127

冲突管理始终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认识到战争不仅撕裂了社会，而且对生命进行了最残酷的杀戮，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Woodrow Wilson）等便主张以法律和制度来限制武力的使用。1918年1月，美国宣布了14点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14点，即主张“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建立一个基于特别盟约的普遍的国家联盟”。约瑟夫・奈（Joseph Nye）因此指出：“实际上，威尔逊想把基于均势的国际体系改变成基于集体安全原则的国际体系。”这可以说是自均势体系解体以来，从全球宏观角度进行国际冲突管理的一次重大尝试。尽管该尝试终究以失败告终，但它的意义不可估量，并且集体安全体系的冲突管理模式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被沿袭。

成立联合国的指导原则依然是集体安全，即以集体安全为基本诉求，“以和平解决争端、集体力量制止武力威胁与侵略、裁军与军控为达到国际和平之道”。其区别之处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集体安全体系对威尔逊主义进行了修正，克服了威尔逊联盟体系的弊端，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联合国成立后不久，世界就陷入冷战的泥潭。半个世纪之后，冷战宣告结束，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着冲突管理机制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在联合国安全体系中，其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的冲突管理模式大不相同，管理的成效也大相径庭。

既有的冲突管理研究大多从具体的冲突事件或国家安全的角度加以探讨。而本文所要探究的冲突管理主要是指国际体系层面上和国际安全视野下的冲突管理，虽然在后文关于国际冲突的年发生率和发生总数的分析中国际冲突也包括具体的国家间冲突。

一、冷战时期的冲突管理模式

二战后，联合国是事实上从事国际冲突管理的唯一的权威机构。各国对它的这一功能的认同，主要基于人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生命遭到严重屠戮的集体记忆。并且在理论上，尽管一战之后自由主义因国际联盟的失败而受到质疑，但二战期间国家的现实主义取向以及由此造成的恶果，使人们重新产生了对自由主义的青睐。正如自由主义所认为的，“有一个全球社会与国家并存，且与国家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它是制约国家行为的一部分外部环境”，因而世界各国都寄希望于建立一个权威机构为世界的安全负责。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联合国是研究国际安全领域的“最高点”和分析起点。然而，尽管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是战后国际冲突管理的权威机制，却并非冷战时期国际冲突管理的唯一机制。在这一时期，国际冲突管理模式实际上由下列机制构成：

第一，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权威的管理。事实上，二战后的集体安全机制早在1941年8月发表的《大西洋》中便已被提及。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即此后的《大西洋》）就倡议要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一个多月后，苏联正式宣布接受《大西洋》的原则。在历经了大约三年的博弈之后，1944年8月至10月，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确认了建立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构想，并就该组织的相关问题作出制度性安排。最后，根据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精神，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得以确立。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进行国际冲突管理的基础是《联合国》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即它的宗旨和原则。的第一条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第二条则明确了联合国遵循的基本原则：会员国平等；善意履行义务；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对联合国依本规定而采取的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各会员国不得对该国予以协助；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必要范围内，确保非会员国遵循原则；不干涉内政。就具体的冲突管理机制而言，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遵循的是“大国一致原则”，即大国在实质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大国否决权乃联合国赋予大国的国际使命，特别是要求它们在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否决权也意味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个“世界议会”形成对大国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制约。此外，大国否决权也确保了联合国集体安全行动的权威性。这一点体现了联合国与国际联盟的最大区别。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强调的是全体成员国的一致性原则，即否决权的普遍性原则。然而，各成员国受本国利益的驱使，难以在集体安全机制的内部相互协调。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员国的普遍性否决权难免成为其各自谋求国家利益的工具，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必然被削弱。国际联盟的失败，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否决权的普遍性原则所造成的。联合国的“大国一致原则”不仅克服了国际联盟的“普遍性否决权原则”的难以协调性，而且令大国在拥有否决权的同时，也承担起特殊的国际重任。这实则明确了五大国对国际安全负有关键性的责任。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称联合国为“超级大国共治的政府”，但笔者感到它更如同一个“世界议会”，因为它像议会投票一样决定着大国的国际行动。所以，“大国一致原则”实际上是安理会赋予五大常任理事国“世界议会警察’’职能的保证。冷战期间大国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大规模战争，也正是得益于此项制度。

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始终是国际冲突管理的权威机制。但是，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其管理国际冲突的模式差异有目共睹，这主要是受国际政治力量变化的影响。两极格局和一超多强格局不仅直接作用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而且使国际冲突管理的模式和成效相去甚远。人们一直对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持否定立场，但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就国际冲突管理的成效而言，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显然优于冷战后时期的一超多强格局。一般的观点认为，国际权力的分配因由霸权国掌控而缺乏公平，然而，其并不意味着单极霸权更容易引发国际冲突，尽管至今仍不乏就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从国际体系发展的历史看，单极和多极体系之下都既有冲突也有和平。冷战结束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无视国际法，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单边主义，甚至对一些弱小国家采取军事手段，而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无疑是一个相对的单极体系，却在很长时期内维持了该体系内的和平与稳定；维也纳体系构建的五极格局却使世界踏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车，凡尔赛体系所构建的多极格局最终也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可见，多极体系并非就是国际体系发展的理想状态，也并非一定是国际冲突管理的最佳体系。

诚然，世界不可能停留在两极格局的冷战状态，我们也不能因国际冲突管理成效这一个优点便完全回避冷战期间的诸多问题。这一历史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在联合国之外毕竟是完全依靠意识形态来进行的。意识形态的管理模式本身就是在管理的同时也在制造分裂，有分裂难免会有潜在的冲突。冷战就是把一个核桃分为两半，将整个世界撕裂为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这种国际冲突管理模式本身即潜藏着国际冲突的巨大风险，整个世界因此而处于一种“恐怖的和平”中。

显然，世界也无需受制于一种强权政治下的武力威胁。冷战结束后，由于缺乏国际力量的制约，美国凭借自身的实力，在世界各地充当无可替代的世界警察，但此举并非出于对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完全是为了它的一己之私。因此，美国的盟友原本寄希望于构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愿望，却因实际上成为“美国治下的冲突”而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国的部分盟友对它发动的战争提出质疑；另一方面，美国的所作所为激发了一些国家发展自己的安全保护设施包括核武器等设施的强烈意愿。在没有国际保护伞的前提下，它们只好寻求自我保护。这不仅引发了新的国际冲突，也令整个世界出现严重的“安全过剩”，即因追求绝对安全、过度安全而产生的军备竞赛和军火贸易。

是否有一种更好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呢？客观上无疑是存在的，只是受本国利益的制约，各国都不会去选择那种卓有成效的模式。但是，人类毕竟是在教训中成长和成熟的。不仅两次世界大战，甚至各种轻微的国际冲突，都曾成使无数的人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这样的教训已成为全球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会不断驱除战争和冲突的幽灵，把人类带人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收稿日期：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