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麦克斯韦一次追本溯源的逻辑对话

编者按：

近些年来，杨本洛教授围绕“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独立的研究结果，他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电子系围绕电磁场理论形式逻辑方面的问题进行过学术交流，在中科院召开的《计算电磁学学术会议》以及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过学术报告，明确指出经典的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存在众多逻辑不当与需要对其作“理性重构”的命题，于2009年出版了《电磁场形式逻辑分析》一书，并针对个别从事电磁学研究的专家提出的质疑作了若干交流和沟通，形成了许多基本共识。

本期杂志除了杨本洛教授特地为本刊撰写的研究结果概要，以大概介绍他在电磁场理论研究方面获得的一些主要结论，期望引发和鼓励相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进行同样需要使用“无歧义”科学语言的严肃学术争论外，还发表了一篇与该命题相关的采访报道，企望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出发，探究和追索杨本洛教授从事这一重大基础性理论研究过程中主要思维脉络，期待着广大读者对杨本洛之反思同样作独立的理性反思。

众所周知，麦克斯韦建立于19世纪中叶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不仅为当今人类高度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一直被视作是是古典物理学领域一个最为成熟和形式上最为优美的理论体系。因此，何以会提出“电磁场理论理性重构”的命题，目前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什么，这些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价值，如何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在研究和思考这一命题过程中的有些什么感触和体会?可以相信，所有这些自然成为许多人同样关注和希望了解的问题。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普遍认同，为电磁工程技术飞跃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认为是经典理论中最为成熟的体系。您为什么敢于质疑这样一套理论?

首先，我并不简单苟同你针对“敢不敢”所提的质疑。事实上，人们必须形成一种素朴和平常的理性判断：在面对科学发展史中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体系，回顾和思索它们出现的历史场景时，尽管需要看到并尊重这个理论体系构建者可能发挥某种“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真实，但是，更为重要和本质的是：如果一个理论体系真的是正确的，那么，它必然需要摆脱研究者“主观意志”的好恶和驱使，以保证它的“逻辑主体(拥有者)”只能是那个需要理论体系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以至于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出现，自然被赋予一种“时代”特质，体现并受制于那个特定时代智慧人类“共同拥有”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正因为这个素朴和平常的道理，绝对不是你所说“敢不敢”的问题，而是顺应人类认识能力逐步深化的“大历史”趋势(注意：并不表示人类认识的每一个局部意义的变化，都表现为“正态发展”的特征)，人们必须像20世纪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G.Sarton曾经一再提醒人们的那样，需要不时对人类的知识体系作历史的回顾和梳理，必然相应呈现“批判性继承和承继性批判辩证统一”这样一种“迂回曲折、否定之否定、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

或者说，不仅仅谈不上“敢不敢”怀疑经典理论体系的问题，而是必须像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座右铭深刻阐述的那样，只有预设“怀疑和批判”思考的前提，才可能出现“真正读懂”经典理论的后继，进而在此基础上“承继和发展”经典理论。进一步说，只有在“批判性继承和承继性批判”之间形成辩证统一，才可能保证自然科学持续发展和变化过程中获得“逻辑关联”的必要支撑。或许许多了解现代“科学哲学”概貌的人都知道：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主流社会之所以认同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的荒唐，将自然科学的发展异化为类似于“时空观革命”这样一种无异于“改朝换代”的历史，是因为“科学革命”的前后无需也不容任何“逻辑”的联系或者“实体”意义的统一基础，从而恰恰成为“继承和批判对立统一”的全盘否定。当然，这也是除了保留牛顿力学中的“惯性系”错误概念，简单照搬麦克斯韦方程的不当数学表述以外，爱因斯坦的“时空观革命”不过是一个只允许当作“神学体系”来膜拜，过分简单和粗陋、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爱因斯坦没有对经典理论提出任何拥有“实在内涵”的批判，没有告诉人们任何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他唯一所做就是割断人类“深化认识大自然”中必须存在的逻辑关联，以至于无论是“继承”还是“批判”其实都无从谈起。

您在什么状态下发现或者说认为经典电磁场理论存在不足的?

与以上所述呈现“否定之否定”大趋势的“历史潮流”不同，一旦涉及某一个特定的科学命题，完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和继承”并不容易，相关的思考必须足够的细致和充分谨慎，必须真正符合于逻辑，起初往往总可能难以避免曾经被Sarton称之为最坏形而上学的“偶像崇拜”情结的作祟。

差不多在十年前，即2001年出版《自然哲学基础分析――“相对论”的哲学和数学反思》一书，明确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建立在矛盾前提之上，所以必然从头至尾充斥着矛盾和悖谬，而且究其本质“相对论”自身并没有多少实在东西值得批判这一判断或命题的同时，才开始对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体系同样可能潜藏重大逻辑不当的思考。至于促使或诱发自己作这种思考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有如下所述的几方面：

(1)众所周知，麦克斯韦构建他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不仅仅“场分析”的数学工具尚未出现，而且，他使用的思维工具恰恰是与“演绎逻辑”格格不入的“模拟推理”方法，将一个自身尚远不完备的“流体力学”体系中的概念，以一种没有任何经验事实基础和逻辑依据的“猜想类推”方式，简单、粗糙、牵强附会地移植至与作为“宏观物质”的流体集合几乎完全不同，需要当作“无质无形物质场”对待的“电磁场”研究之中。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过于草率、初原和浅陋，缺乏足以说服人的可靠基础。至于其后人们强调的“实验验证”虽然看似十分成功，本质上仍然应该像20世纪的波普尔“证伪学说”正确指出的那样，并不能凭借“经验证实”为理论体系的“必然存在”提供依据。况且麦克斯韦本人提出“测量以太相对于地球运动速度”的实验命题，无论在“物理理念”方面还是“形式逻辑”方面都存在严重和重大失误，继而才相继发生迈克尔逊一莫雷实验所揭示一个本应“过于平常”的物理现象无法解释，否定自然科学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原则”和“实体论”基础，将自然科学公然建基于“主观独断(公理化体系)”之上，最终出现人类文明史中这种难得一见“公然否定逻辑和理性”的大浩劫。(但必须重复指出，与以上所述自然科学内蕴的“时代性”特征一致，出现于麦克斯韦的认识错误仍然不能当作一种纯粹“个人”意义的认识错误，而需要同样视作智慧人类在逐步深化认识大自然的历史进程中某种几乎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

(2)原则上，面对自然科学中任

何一个正确的理论体系，总可以或者应该将其视作相关“经验事实”的综合，相应拥有某种“物质实在”基础。但是，建构麦克斯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一个核心性概念是只能当作“人为假设”对待的“位移电流”概念。于是，不妨设想，如果这个概念是不可缺失的，那么，它就不能像目前的电磁场理论所述，必须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物质内涵”而不允许只能当作某个“人为假设”继续存在；反过来，在自然科学体系中，如果某个形式量始终只能当作“人为假设”来对待，缺失某种“物理实在”的支撑，那么，这个概念必然是错误的，并且在逻辑上还应该是多余的。或许是一种巧合，麦克斯韦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前后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而自己回顾这个同样跨越十年的认识反复和推敲，几乎全部的精力都围绕如何为“位移电流”提供恰当“物质内涵”，一个相合于科学必需“实体论”基础支撑的逻辑思考上面。

(3)此外，电磁场理论的理性重构，还必然会涉及一个西方科学家始终没有真正解决的数学疑难。进一步说，在需要处理“动态电磁场(电磁波)”问题时，逻辑上无法避免“双旋度算子”――数学上要比一般“微分算子”复杂许多微分算子。显然，由于相关“数学工具”尚未出现，19世纪的西方科学先行者不可能处理由于“双旋度算子”所引起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数学命题。因此，对于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提出形形称作“正则规范”的人为假设，试图刻意回避这个“微分算子”的存在，既可视作不得已而为之，同样也应该是一件情有可原的事情。并且，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则成为需要科学发展史中众多“后继者”努力完成的重大课题。仅仅于此，才可能为电磁场理论体系的理性重建提供数学上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此处，值得附带指出：在面对这样一些暂时无力解决，然而在科学史中本应视同一件十分平常事件的“认识疑难”时，西方主流科学社会往往缺乏一种“诚实可信、谨慎严肃”的科学精神，他们不是坦然地宣示这一认识困惑的真实存在，留待和鼓励后人重新处理和解决“科学史”中原则上无法避免的认识疑难，是却将这些我国学者宋文淼教授早已指出既没有“物理实在”的可靠基础，也没有“数学证明”的有力支撑，因此毫无科学可言的“人为假设”当作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公理假设”来对待，从而延误了从来没有专属于“西方人”的自然科学的正常和健康发展，走了一段过于漫长的弯路。

要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什么前提条件?

我想，不妨将你所询问的“前提条件”归结于两个“彼此关联、相互支撑”的不同方面。首先，需要研究者有一种对“素朴哲学理念”的深切领悟和由此形成的坚定信仰。其实，即使是被称作“西方唯心主义”鼻祖的古希腊大哲学家帕拉图也曾睿智地告诫人们：可靠的知识必须建基于“实在东西”之上。应该说，帕拉图所述恰恰是平凡和素朴的，几乎没有任何高深晦涩的地方。那么，一旦认识到此，何至于轻信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在容忍“众多矛盾”真实存在的同时，却提出必须将用作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建构于形形只能视作“第一性原理”的人为独断之上呢?当然，如果坚守智慧人类“理性向往”的本能，就绝不可能像我国某些当代的职业哲学家那样，公然称道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将原本隶属于整个“智慧人类”的自然科学公然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这种人类文明史中难得一见的霸道和荒唐。真正“理性”的必然是素朴和自然的(反之不然，素朴和自然的不一定就是理性的)。只要心存素朴的“理性”信念，就一定会对类似于“位移电流”这样的纯粹“人为假设”保持高度的警觉，自觉抵制并严厉批判西方主流科学社会公然提出形形“第一性原理”的诱惑和干扰，就一定会努力实践和切实维护自然科学必须严格服从的“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将这两个基本原则贯彻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始终。

与此同时，在面对西方知识体系在哲学、数学和物理学中太多无法解决的认识疑难或认识困惑时，单单凭借素朴的理性向往和信念远远不够，需要具有诸多西方哲学先贤和科学先行者尚不具备的“理性思辨”能力，或者一种实实在在“逻辑分析和逻辑批判”的本领。因此，在保持“科学的必然和必须是自然的”这一份平和心的同时，还必须要作花大力气的准备，切忌急于求成，绝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而首先做到真正读懂前人的书，力求真正领悟前人之所思，对其中可能存在任何细微矛盾的高度敏锐和洞见，由此训练、培养和积淀真正较为厚实的知识基础，特别是需要逐步形成对“数学思维和数学工具”本身的准确理解，绝不能容忍将数学蜕化为“天才人物恣意妄为”的荒唐，警惕和杜绝在自己还没有真正搞明白前人知识的情况下，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甚至只是为了“人生价值”的尽快体现，发挥和衍生那些自己从来没有搞明白并且是任何人也不可能弄懂东西的恶习。总之，只有重新拣起西方人迫于无奈才放弃了的“逻辑分析”和“逻辑批判”的武器，学会使用真正符合于逻辑的方法，才可能解决西方科学先行者在建构“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几乎不可能避免的众多科学难题。

面对20世纪“公理化体系”的泛滥，克莱因曾经为其作过“伟大人物的直觉比凡人的推理论证更为可靠从而可以恣意妄为”的辩护。毫无疑问，同样只能把“黎曼几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波粒二象性原理、规范场论、超弦理论”等通通归结为“灵光乍现”式的伟大创造，并确信它们势必给创造者带来因为根本无需考虑和尊重逻辑的“自由创造”的无穷快乐和享受。与其截然相反，要真正拿起“逻辑分析和逻辑批判”的工具则不然，真正需要的恰恰是那种看似过于平凡，为众多“伟大人物”不屑一顾的持之以恒的努力。并且，在整个现代数学体系面对“哲学基础”跨越一个多世纪的争论，而目前的西方科学世界尚未出现任何解决迹象的时候，要做到这些“平凡琐碎”的事情其实又是何其不易。

说到此处，又不能不提及杨振宁先生了。因为人们不能把杨先生的言论视作某单个研究者的心得，而应该当作20世纪科学生活中具有指标意义的学术思想来思考和检讨。可以相信，许多人一定读到过杨振宁先生的许许多多“传记性”著述，并不难从中感受一种他人往往难以企及的真诚。在杨先生不同版本的著述中，反复多次发表他与B.Moyers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向年轻学子传授一种他称之为“潜移默化”的学习心得或者研究方法，批评中国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传统文化过于保守，明确指出在“前沿性”的研究领域总是处于“半懂半不懂”的状态。一位追随杨先生并深切体悟其学术思想的资深教授，唯恐年轻人不懂，还特地在自己编撰的研究生教材中完整引用了杨先生在一次演讲时所作“现代数

学的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看了一页便看不下去，另一类则是看了一行便看不下去了”的生动注释。

当然，在面对“前沿性”领域中某个全新课题时，研究者往往处于杨先生所说“半懂半不懂”的状况本应无可厚非，甚至是必然的。并且，只要是“约定论”的，它就在本质上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看懂的。在人类逐步深化认识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名华人学者，杨振宁先生能够坦诚地告诉科学世界这样一种反常的真实存在，其实同样需要极大的真诚与勇气。从这一层面考虑，人们同样需要对探索未知征途中每一个正言不讳的科学工作者表达一份深深的敬意。只不过如果将“不懂半不懂”当作一种“常态”则无疑是危险和错误的。可以相信，杨先生正是吃了这个亏，乃至他完全不明白19世纪西方学者提出的“正则变换”不过是面对“双旋度算子”所导致数学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无奈之举。因此，在提出“规范场论”的时候，如果只能将其建基于一个缺乏物质内涵和逻辑依据的“人为假设”的前提认定之上，那么，这才是这个“理论体系”注定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况且，如果人们真的形成一种理性判断，自然科学只不过是用作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以至于自然科学必须排除源自研究者不同“主观意志”所导致“认识歧义”的干扰，那么，今天迫切需要人们切实努力的难道不正是扭转克莱因所说“源于伟大人物自觉”的随意杜撰，摆脱将自然科学公然界定为“某个小团体(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之荒诞，将科学恢复为“起码为了保证逻辑推理的可靠”需要众多凡人必须付出一份踏踏实实劳动的坚持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方面，科学绝不神秘，另一方面，与默认众多矛盾真实存在“公理化假设”随意杜撰的那份轻松相反，在保持人类的知识体系只能建基于“实在东西”之上的坚定“信念”的同时，任何“科学疑难”的解决绝不可能孤悬于扎扎实实的知识素养和知识积累之外。

您为这项重构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能否作若干简单介绍?

首先需要指出，由于自己在“电磁学工程应用技术”方面缺乏必要的训练和基础，目前在电磁学方面所做的研究仍然仅仅局限于“形式逻辑”的层面。如果需要提供某种概括性的小结，那么，除了提出和澄清经典理论在“物理概念”和“形式逻辑”两个方面存在的诸多不当或错误以外，一个不妨称之为“体系性”的“阶段性”研究结果在于：指出和改变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不可能成为一个数学上恰当“边值问题”的严重不足，提供了一个与“计算电磁学”目前实际使用的基本方程保持一致，但是在物理上被赋予“物质实在”内涵，在数学上因为满足“逻辑相容性”要求所以可望便于“数值计算”的“数学物理模型”。

我曾经一再指出，与形形“公理化假设”故弄玄虚相反，真正科学的，必须符合于逻辑，故而又必然是平凡的，最终一定容易为人们理性接受的。因此，与科学陈述必须拥有的“客观性”基础，相应必然呈现的“公众性”特征一致，在需要给麦克斯韦等许多为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构做出开拓性历史贡献的科学先行者重新作恰当的历史定位，让他们摆脱虚妄，重新走下“科学偶像神坛”的同时，值得指出：任何人没有权力回避使用无歧义科学语言的逻辑审查和逻辑批判，只有同样拿起逻辑审查和逻辑批判的武器，才可能捍卫自己的研究结果或者科学信仰。

自从您涉足电磁场理论方面的研究，前后差不多延续了10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您指出这种研究原则上是任何人都同样能够完成的，并且只能视作相关理性思考的开始，远谈不上结束，但其间让您感触最深的思考有哪些?

回首这一段往事，的确有许多感触良多，本质上同样值得每个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关注中国科学事业的国人认真深思的问题。

在面对任何“科学命题”的时候，我总觉得如何保持一种“清醒、平和、谨慎”的理性意识至关重要。从麦克斯韦方程组诞生起，就没有停止过对其“可解性”的思考。直至进入21世纪，我国某著名大学出版的一本专门论述“数学物理方程”的研究生教材，同样十分郑重地提出了这一重要命题。作为我国“数理方程”领域领军人物的著者指出：因为麦克斯韦方程组出现的独立“变量数”与独立“方程数”一致，所以这个方程组满足“可解性”要求。虽然，这是西方电磁学论著中的经典结论，但是作为“数理方程”的专职研究者完全知道，如何确定“定解条件”属于微分方程研究领域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命题，决不可能简单沿用“代数方程”中的判断。不仅如此，同期出版的某些“计算电磁学”著述，针对求解“动态电磁场”的命题，已经明确提出“把麦克斯韦方程组中4个独立方程变作3个方程”的处理法案，从而出现对经典论述构成“逻辑否定”的结果，那么，作为我国“数学物理方程”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编写这本“优秀”研究生教材的时候，怎么对相关领域最近出现的研究成果全然不知或是无动于衷呢?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许多职业科学家而言，真正缺乏的绝不是甚至往往是普通大学生也理应明白的平常道理和基本知识，而是一旦面对与经典理论的重大冲突时，往往就会失去一份理性的和求真务实的平常心。

此外，我觉得需要谈一谈这一过程中的若干经历。一次，在某著名学府作学术报告，指出经典电磁场理论在数学上存在的大量逻辑不当，而众多年轻的博士生聚精会神在书写笔记之时，一位资深教授突然难耐愤懑之情当着满屋人指出：我早知道这些错误，但是搞工程的不感兴趣，我就是这样塞给我的学生的。事后，该位教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对其失态做了婉转的解释，经历了太多的我也完全谈不上对个人的任何怨恨。在我参加的中科院“计算电磁学学术会议”上，会议主持人作会议总结时曾经这样指出：如果“数学物理模型”存在逻辑悖论，那么，单纯从计算技术出发的思考和改进都失去本质意义。此后，我曾经在另一所著名大学的电子系作学术报告，引起了众多与会中青年教授和博士生的强烈反响。会后，主持此次活动的系主任这样对我说：从“数学物理模型”的基础出发，完整地重新思考目前计算电磁学存在的问题，肯定是正确的和有意义的，问题在于：即使有年轻人听了你的报告一时冲动，愿意跟着你作这种基础性的研究，但只要大学的考核体制不改变，这种冲动就不可能长久，甚至不会超过一两年时间。另一些教授会后同样向我建议：如此“基础性”的重大研究，必须纳入国家的整体科研规划之中，没有国家的支持是绝对不可能进行的。

之所以花费口舌，讲述这些或许不无琐碎的事情，的确是心存一种真诚的期待，祈望我国科学技术部门的管理者明白：在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方向性”判断上，需要重新作真正符合于“科学本原”的理性反思。

您是否认为该理论目前已经走到一种难以再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地

步，或者说，您以为还需要作哪些进一步的研究?乃至还需要还有哪些基础性的工作对其重新进行科学筛理，对该学科的发展有何意义?

科学的必须符合于逻辑，针对自然科学体系作逻辑梳理始终是必需的。并且，可以相信，一个科学陈述如果真正符合于逻辑，它必然会更好服务于技术。尽管如此，必须牢牢记住：或者正如18世纪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曾经睿智指出的那样，逻辑永远不可能告诉人们任何实在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持之以恒地作符合于逻辑的梳理，为目前的“计算电磁学”真实存在的技术困难的有效解决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进而必然对改进和完善类似于“3维CT扫描、隐形飞机设计，GPS定位系统的性能提高”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应用设计均会有所裨益。除此以外，如果着眼于“自然科学”体系的整体考虑，那么，针对电磁场理论所做符合于逻辑的梳理的意义还在于：切实反对和纠正当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文主义”错误倾向，回归理性、回归逻辑、回归科学陈述必需的“实体论”基础，将隶属于整个智慧人类的自然科学，从只允许建基于形形“公理化假设(主观独断)”之上，凭借“天才人物”对于“先验真理”的领悟才可能建构的，类似于“规范场论、超弦理论、时空观变换”等随意杜撰的虚幻之中解救出来，为人类的“永无止境”的科学事业做出一份实实在在的事情。

事实上，随着自然科学异化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的荒唐，个别西方学者据此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提出“种族中心主义(西方至上)”的主张，自然科学中的“拨乱反正”意义已经远远超越自然科学体系的本身，必将成为建构“和谐人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精神武器。

在科学生活中，您是如何来区别“科学赤诚”与“科学狂热”这两种不同表现的?由您来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您是否也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您就不担心您梳理的结果可能也会存在着硬伤吗?

不知能否这样猜测，如何区分“科学赤诚”和“科学狂热”的质疑应该首先是“意有他指”，即提出了一个许多人关注的问题：既然宣称自己无非是一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何至于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针对如此众多经典结论，提出如此严厉的批判与否定，从而只能当作某种“无异于狂热”的反常?

一般而言，前不久所发表题为《科学的“客观性”基础及其内蕴的“公众性”特征》的答访文章对此已经做了回答，原则上无需更多重复。事实上，如果接受“物质第一性”与“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认同不能将它们当作可以“自由选择”的哲学信仰，而是一切科学陈述不容违背的准则，那么，20世纪西方科学世界在面对太多认识矛盾和疑难，公然提出容忍矛盾“合法存在”的主张，寄希望于改变“科学语言”的抽象内涵，凭借“公理化体系(主观独断)”的纯粹自欺，将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变作“科学共同体(少数至高无上的科学威权)共同意志”集合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认识颠倒的颠倒”不仅必然呈现“规模宏大”的特色，涉及西方哲学、数学和物理学的知识体系整体，而且原则上只是人类“理性回归”的象征，与你所说决定于个别人“科学狂热”的意识取向毫无关系。

此外，如果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赋予人类的认识能力和逻辑思辨能力的逐步提高，这种“认识颠倒的颠倒”的总爆发，不仅如你说的“历史必然”是一件迟早总会发生的事情，而且着眼于人类历史的长河，它还应该是一件十分自然和平常的事情。至于“认识颠倒的颠倒”的突破，何至于发生在某一个“具体人”的身上，绝不是说他真的拥有太多“超越常人”的天赋。倘若如此，一切只能重回“科学革命”荒唐和“科学偶像崇拜”虚妄的老路。可以相信，无非是这个普通人坚守太多“平凡素朴”的理念，存在太多“人生际遇”之巧合，以及诸如19世纪的“数学王子”和21世纪的“数学皇帝”本来就不存在的缘故。

并且，如果真正意识到科学必然内蕴的“平凡性(公众性)”特征，那么，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个人”何须对你所说梳理中可能存在的“硬伤”担忧呢?首先，坚持“逻辑自洽性”原则以及本质上仍然决定于逻辑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对西方人源于“直觉(约定论)”建构而成的“公理化体系”始终保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这个“大方向”没有任何问题。至于在个别推导或论述处，可能出现“不足、不当乃至错误”更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相反，需要将其当作科学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来对待。问题在于不要讳疾忌医、文过饰非就好。其实，我的工作助手不止一次纠正过我曾经出现错误。并且，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总会在自己的著述中郑重其事地告知我的读者。或许，更为准确地说，每当有年轻的助手或学者能够提出问题或错误，我的内心更多的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感谢他们真正读了我的书，能够同样使用“逻辑分析和逻辑批判”的方法进行一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讨论了。不仅如此，我虽然难抑对某些西方学者稍有所得就会“傲慢和轻狂”的鄙视，但是绝没有“以牙还牙、东方至上”的狭隘心理。我尊重一切真正美好和善良的东西，内心渴望的恰恰是每一个科学工作者，无论是一些难免心存优越感的西方人，还是因为历史的创伤往往已经不自觉地习惯于充当“尾随者”角色的东方人，都应该像Sarton所说的那样，把对“科学偶像”的崇拜视作人类科学事业之大敌，保持对科学自身一份纯真和炽烈的感情。

这样，一旦说清以上问题，如何对“科学赤诚”和“科学狂热”作区分的质疑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赤诚者，无非意指对于“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一份坚守，对于“智慧人类(绝非少数西方人种)”共同的“理性向往”保持一份坚定的信念。当然，如果有这份“理性向往”的坚守，就一定会坚信真正合理的陈述必须符合于逻辑，因此又一定是素朴、平凡和容易为人们接受和理解的。于是，诸如“讲述自己一半不懂东西”之类的极大反常，即使是出自于得到国人普遍敬重的陈省身先生之口，但是它本身仍然是根本错误和需要批判的。而且，在需要纠正和批判当代科学世界“约定论”的普遍泛滥以及与其并行不悖的“神秘化”错误倾向的同时，每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内心还需要充满一份平和与淡定，形成一种真正符合于逻辑地理性判断：人类知识体系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只能渊源于曾经被爱因斯坦称作“永恒之谜”的大自然自身的丰富多彩。因此，真正科学的必然是去“神秘化”和“偶像化”的，把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的主张恰恰成为对科学的反动。

当然，一旦认同当代“公理化主义”思潮提出的主张，可以或者必须把自然科学幻化为某种“共同意志――主观独断”的集合，那么，它需要的只能是当今科学主流社会常常称作的那

种“震撼心灵的科学宗教”情结。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可能不容思辨地接受类似于“时空观革命、时空隧道、超弦”之类必须当作“现代神学”(其实称作“科幻小说”亦无不当)对待的东西。于是，与“赤诚者”的一切仅仅源于“理性思考”的坚毅和淡定截然相反，在“科学狂热者”的内心必然是对某种“伟大创造(主观独断)”的狂烈向往和追求，以至于在对于“科学偶像”充斥着狂热崇拜和迷信的同时，一旦自以为有所发现，就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与曾经崇拜的“科学偶像”联系在一起，天真地以为同样得到只能源于“上帝”的神启，无法避免如何把自己尽快幻化为大众心目中新“科学偶像”的狂热和躁动。

其实，不只是回眸科学发展史，而且纵览当今现实生活，那种只能纳入“狂热者”行列的人物不绝于耳、俯拾皆是。在我刚刚出版的《两类“相对论”形式逻辑分析》一书有两篇与高斯相关的附录，一篇专门论述高斯微分几何隐含的大量逻辑不当，并为后续几何学研究步入“约定论(公理化体系)”歧途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另一篇则是提出“应该如何历史地看待高斯所做的几何学研究，重新给予高斯恰当的历史定位，将高斯从西方人设置的神坛重返人间”的命题。但是，人们发现：19世纪的高斯被人们尊称为“数学王子”的种种虚妄神话尚记忆犹新，一位新的“数学皇帝”却又跃入了21世纪人们的眼帘。岂不知：如果默许一般大众的煽情，认同善良的人们将自己幻化为非凡，其实离愚昧无知也就不再遥远。

有人说，具体学科的研究要想做到科学化，需要先界定其脚手架是否可靠，避免在内涵上做无限制的拓展。您认为麦克斯韦的理论是否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毫无疑问，你所提“对知识体系的基础必须构造‘前提性’的界定，防止随意扩展知识体系之‘边界’即有限论域”的问题自然十分重要。如果还需要对其作补充阐释，那么，唯一的关键仅仅是：你所说不过是“逻辑只具同义反复的本义”的必然推论，与任何一个研究者个体的“主观意志、哲学信仰”绝然无关。

至于涉及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体系这个特定命题，那么，的确如你所说，它真实存在“脚手架不可靠、对知识体系的内涵或边界作随意拓展”这个在西方知识体系中随处可见的重大缺陷。

中国科学人拿起“科学语言与逻辑批判”的武器，对于我国在近现代科学史上留下自己痕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何您心甘情愿的担当“科学批判”的靶子?

首先，需要搞明白，用作区分和界定“科学”和“伪科学”的标准或分水岭，并不是像某些“新闻人物”热衷炒作的那样，异化为某一个“特定人群”共同制造的某种规则，更不是他们“共同意志”的独断。故而，作为我国大学和学术界的一种政策导向，单纯强调，凭借论文的数量以及刊登论文的不同刊物的威望和地位，作为衡量或界定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成果的方法肯定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不仅仅与“科学本原”格格不入，而且只能进一步强化或固化我国长时间处于“世界科学”潮流“尾随者”角色的历史定位，永远不可能改变在近现代科学史的“体系性”贡献上没有留下真正属于中国人痕迹的尴尬。

作为一个“素朴平常”的理性判断和简单事实：在基础科学研究中，既然需要面对的是许许多多众所周知，西方人一个世纪、数个世纪没有解决的科学疑难，乃至是西方哲学数千年来无力解决的认识困惑，那么，在面对这些“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认识疑难时，无论是英国的《自然》杂志，还是美国的《科学》、《数学评论》与《物理评论》杂志同样没有任何“权威”可言。科学陈述的“真理性”本质，只可能孕育于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基础与相应展现的“公众性”特性之中。因此，认识到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之荒唐，鄙视和否定少数人的“科学偶像”特殊地位，切实保护和贯彻科学争论必需“平权、公正和平等”基本权力，才可能成为人类科学事业得以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

于是，与某个特定人群“共同意志”的裁决截然相反，是否真正使用“无歧义”的科学语言，而不是像20世纪西方科学世界所做恣意改变科学概念的抽象内涵；是否拿起“逻辑分析和逻辑批判”的武器，而绝不允许如20世纪西方科学世界所做公然容忍矛盾的反常存在，将自然成为判别“科学真伪”的唯一标准。同样因为此，当极少数自诩为“天才”人物的“独断论”者，摈弃古希腊的“理性向往”传统，否定帕拉图所作“可靠知识只可能建基于实在东西之上”的素朴理性判断，轻信和纵容甚至连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也不屑一顾的“约定论”自欺，公然提出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这种人类文明史中难得一见荒唐和蛮横的时候，作为一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如果在严肃的科学批判中能够成为一只真正意义上“科学批判的靶子”难道不是人生一大幸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