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走俏大上海

当我决定用这一题目作文章名时，团上海市委书记钟燕群对此提出异议，她说团干部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谦虚谨慎，要珍惜好形势，好自为之。我理解钟燕群的深意，但仍坚持。理由是共表团干部走俏，不是哪个团干部个人的事，也不是哪个团组织的事，而是全团的欣慰，也是党的事业发达兴旺的标志之一。于是我便写了下面两段文字。

行情走悄的团校毕业生

偌大的上海，天天有新闻。下面的这条消息或许就被众多的新闻所淹没，被人忽视了。近年来，团上海市委所辖的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以下简称“上海青干院”，原为上海团校），报考者热火。五六年前该学院所招收的选送生在全市高中会考的数学、语文、外语成绩仅为BBC级，1993年由于选送生候选者增多，入选者会考成绩升至BBB级，1994年又跃至ABB级，且该年录取的选送生一半以上是重点高中的班干部。1994年应考生的报考与录取比例达到7．5∶1，大大超出当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3∶1）。一些应考生第一志愿填写“上海青干院”，而其他本科院校被放在第二志愿中填写。

有人把上海青干院崛起走红的现象称为“团校现象”，并对这一奇异的现象表示困惑。上海青干院何以如此招人喜欢？在市场经济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青年把自已的专长和职业选择定在这一院校上呢？

这样，就有了我和上海青干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金国华的下述对话。

——能先介绍一下上海青干院的一般情况吗？

好的。上海青干院复校于1978年，1980年开办了共青团和少先队干部的大专班，可以说是全团全日制大专班的始作俑者。现在我院每年招收400多名学生，全院有31个班，学制2～3年。十多年来，从这所院校走出的数千名团队干部工作在上海的各级团的岗位上。现在，上海全日制中学的团委书记十有八九是我院的毕业生，上海14个区中有15位团区委正副书记是我院的毕业生。

——你好像很得意。是不是因为你院的每一个毕业生就是一个活的广告，这些毕业生在社会上构成了你院的整体社会形象？

确实。作为教育者，其作品就是学生，没有比看到学生成才，学生在社会上受欢迎更使我们高兴的。这里我还可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我院的选送生毕业分配去向遵循“哪送回哪”的原则。可这几年我院的毕业生求大于供，一次市属某局向我院要一毕业生，我们把原来由黄浦区选送的一学生分到该局。黄浦区闻讯便提出要求返还该毕业生，还将此事告到市人大常委会。两个区局级单位，为争一个毕业生而将官司打到市人大，也可见我院毕业生在社会上走俏、抢手。还有前年我院分配给上海外国语大学两名毕业生，其中一名留在该校团委，一名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作团委书记。我对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说：“我们的毕业生年轻，应该多锻炼学习，缓缓再提拔使用。”那位党委书记打断我的话说：“不，他们很出色，你今年还得给我分一个来。”再有我院有一个毕业生徐麟，21岁分到南汇县作团委书记，23岁任某乡党委书记，28岁作副县长，现在是该县常务副县长。这样的学生在社会上能不抢手吗？

——人们对所谓“团校现象”感到困惑，大概是因为这几年在市场意识和经济观念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人们对政治工作不甚感兴趣了；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报考你们院校有兴趣。

我想先要说明的是，我院不是政治学院。我院由上海团校改名为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不仅是一个名字的变化。从专业设置来说，我院现设有青年思想教育、经济管理、公共关系、行政管理、文化宣传艺术等专业，今年还将增设财务会计、外贸等专业。我们设置这些专业是因为上海发展战略是要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我们要为这一战略发展培养青年管理干部人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养单一的政治型人才，只能把办学引入窄胡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手段的确定，以及这几年工作的成果，得益于团上海市委提出的培养复合型团干部的思路。

高进优出的“复合型团干部”

团上海市委是第一个提出“复合型团干部”这一概念的，时间是1993年4月上海第10届团代会上。1993年11月全团组织工作会议上，团上海市委副书记薛潮对“复合型团干部”诠释：复合是指政治素质与经济素质的复合，基层工作实践经验与领导机关的管理能力的复合，不同岗位和不同经历的复合；培养复合型团干部的目标与要求是，政治素质的全面性、工作能力的适应性、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实践经验的丰富性。“复合型团干部”理论的提出与阐述，令全团耳目一新。

事隔一年多，团上海市委在培养复合型团干部上已形成并推出了“高进优出”的团干部选拔、培养、输送的机制。在选进团干部时，坚持“高学位、高素质、高水平”的考核、录用标准；在团干部的培养上保证其一定的在校学习、挂职锻炼、本岗培养的机会和条件；在输送上，由于对团干部选进时的高素质和培养的高要求，也就能保证向党和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团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团上海市委已先后选送4批40名处以上团干部到市委党校“中青班”脱产培训，安排了200名团干部挂职锻炼，委托同济大学、上海青干院联合开设了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MBA）和管理工程研究生班，有数十名团干部在这两个班中学习。

自1990年以来，从上海团干部行列中走出了这么一批干部：

上海虹口区区长黄跃金，

上海卢湾区区长韩正，

上海静安区区委书记许德明，

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汉民，

上海浦东社会发展局局长张学兵，

上海静安区副区长范希平，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公司总经理高国富，

上海海洋石油服务公司副总经理金建华，

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王仲伟。

当然，他们是上海许许多多团干部中的一部分。

上海的团干部或许是幸运的，上海团的工作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1994年，上海市委推出“三个一工程”，认为培养跨世纪人才要有一个定量，这个量具体地表现是：要培养100个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培养1000个能够在世界高科技学术领域有发言权的学科带头人；培养10000个通晓国际经济、金融的管理人才。团上海市委随即把培养复合型团干部的的工作定位在作为市委“三个一工程”的基础工程，向市委输送青年人才。因此，团上海市委争取到了每年两次向市委推荐优秀干部的机会，并且使这一机会作为一种规定进入机制和程序。我还了解到，在原团上海市委副书记许德明任区委书记的上海静安区团委换届时，区委结合该区的“三个一工程”，从全区初选的1000名3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中复选了100人送入区委党校学习，之后从这100人中选了数人至区委组织部挂职考察，然后选定一位23岁的青年女党员孙明丽作团区委副书记的候选人。为配备一名区团委副书记，区党委如此下力气，确实是团组织的幸运。

但同上海团干部接触，感受的却不仅仅是幸运。我曾采访过团上海市委前两任书记黄跃金、韩正。他们都对我这样表示：个人荣辱进退是小事，现在举手投足间常想到自己是从团的岗位上走来的，因为人们评价我们时总会把我们和共青团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面团旗。此话令我感动，不仅因为我和他们都曾聚集在那面团旗下。

从团干部入手带动整个团的工作，不能不说团上海市委的远见。团上海市委书记钟燕群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作为一次性生产资源（如原料、燃料等），上海是没有优势的，但上海在人才资源上有历史的优势，上海今后的发展仍然需要依靠这个优势。因此，上海市委推出“三个一工程”，是抓住了上海发展之根本。共青团抓好复合型干部的培养，也可以说是顺势而上，抓住了机遇。

确实，建国以来，上海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改革之初，上海却落后了，上海的人才不断地往广州、深圳以及附近的江浙等地流动。80年代还发生过两件令上海人尴尬的事，一是上海甲肝大流行，那一阵没人敢往上海出差，国人对上海避之唯恐不及。再一个是一次上海降大雾，因雾锁黄浦江，轮渡停驶，轮渡口候渡者发生拥挤竟然伤亡上百人。那阵子上海多么期盼、希冀着腾飞。今天，历史又一次把腾飞的机遇交给了上海人民。历史也公平地把机遇又一次交给了上海和全国的共青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