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律视角下的清末预备立宪

[摘 要] 清末预备立宪,是部分开明的封建官僚和先进的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展的一场法制重建运动。他们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打破中国封建法制的立法传统,以民主思想对抗封建绝对主义的皇权观念,提出限制君权、兴民权,主张三权分立,,为我国近代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并由此开创了中国近代法制的新局面。

[关键词] 清末 预备立宪 法制

一、清末预备立宪概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他们企图瓜分中国的美梦,迫使他们转而采取“保全”、扶植清朝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从而维护其殖民利益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的外衣。就国内形势而言, 19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兴起,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高涨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锐;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蓬勃发展。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也积极活动,企图通过立宪分得一点权力。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本已飘摇的统治基础。清政府意识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苟延残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而所谓“善后之策”,就是“一曰用严峻之法,摧锄逆拭氛,二曰行公溥之政,潜消戾气”,即在加强镇压的同时,用“政治上导以希望”的策略,欺骗人民,瓦解革命,拉拢立宪派。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由此而来。

二、清末预备立宪的积极意义

1.强调司法独立,倡导以“法治”取代“人治”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口实之一就是中国的法律制度的落后、野蛮。于是纷纷提出要“代为之谋”。主要表现就是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司法的独立性。无怪乎有人惊呼,中国自通商以来,即容许各国领事自行审判,“始不过以彼法治其民,继渐以彼法治华民,而吾之法日削”。面对这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旨在建立一个反映民族精神和统一民族文化的国家法律制度”的国家主义观念应运而生,而一旦国家主义占了上风,国家就成了国家主义法律表现的根本内容。国家主义认为,这种法律制度应当用一种民族语言来表达,应当体现民族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于是,以沈家本为代表的一大批法学家,就打着“收回治外法权”的旗号,领导主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修律运动。通过修律译书,西方法学思想渗入到中国,使沉闷窒息的中国法学界有了新的活力。进步的思想家们开始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全心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制定法律。他们以西方法学著作为蓝本,把资产阶级法律思想融会到中华法系之中,修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诸如《钦定宪法大纲》,《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法草案》、《大清商法草案》、《大清新刑律》等。这批法律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融合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立法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诸法合体的立法传统,并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法制史的新篇章。

2.传播知识,为我国近代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海内外立宪派欢呼雀跃,热烈拥护,他们纷纷组织政党性质的团体,准备投入到运动中去。在民间, 20世纪初,各类立宪团体纷纷成立。当时在上海、广州、日本东京等各地相继成立的上海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公会、帝国会、政闻社等各类立宪团体,以促进立宪为目标,通过政治团体的形式来形成有价值的社会舆论,承担对国民进行教育的责任,培养国民的参政能力,集合国民对立宪的态度,以国民的运动监督政府,召开国会,实行,“自上而下”地推动立宪的实现。正是通过咨议局的议政实践,立宪议员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民主意识和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思想,对为政者产生了压力,同时促进了各地方代表和立宪团体在政治上的成熟,为辛亥革命后迅速从政打下了基础。

3.清末立法强调“抑君权.兴民权”,张扬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清末进步思想家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显示了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进步政治倾向。他们俨然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自居,虽然他们还局限于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它毕竟是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光辉命题,多少有助于激发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随即,他们大胆提出“兴民权,抑君权”的政治主张.,所谓民权,即人身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以及受法律义务保护的社会职能干预的综合体现。清末立法者将人民的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以及“全国人民无贵无贱,皆得有参政之权”等内容,赫然写进法律条文中。清王朝覆灭后,这批法律为初建之民国所援用。可见,这批从封建旧律中脱胎而来的法律,具有较深远的影响力。

“兴民权”的前提是“抑君权”。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行政权力是一切的归宿。从秦汉至近代,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使得皇权主义思想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根深蒂固。浸透儒家伦理观念的忠君、孝亲、上下之别、明尊卑之义的纲常名教思想,流毒至深。清末立法者勇敢地冲破了这一思想牢笼,大胆地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思想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光绪三十四年编订的《钦定宪法大纲》中,于卷首开宗明义地指出,此宪法是“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阁有逾越”,惶惶然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纳入法律调控之中,这在当时思想界的确有振聋发耽的号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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