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了生态小说新境界

写生态保护的小说我读过一些,但像《锁沙》这样,不是借着“人与自然和谐”的名义,一味地敬畏和膜拜,迁徙和逃离,而是以大勇者的迎击姿态,力擒孽龙,遏制沙化,突出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的作品,却很罕见。写草原人文风景的小说我也读过一些,但像《锁沙》这样,把环境的酷烈、人的奋争、爱的纠缠、村官大学生的艰难成长,上升到人类自我拯救的高度,并以诗意葱茏的笔墨精心描绘的作品,也很罕见。是的,离开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人类将无法生存,可是离开了高尚的道义追求,人类又何以安顿灵魂,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必须并进;自然环境的好恶与人性的善恶是直接相关的,先有了人的内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而后才有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是《锁沙》带给我的深刻而痛切的体悟。《锁沙》的不同凡响在于,它不仅讲述了一个遏制草原沙化和人心沙化的故事,而是始终有一种更高的光亮和声音在牵引着它,那就是主人公对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的持守。在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的今天,这显得有点可笑,但从根本上说,舍此之外,人类还有什么可靠的自救和自强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含有较强的浪漫主义成分。当我知道这部小说出自一位来自内蒙古草原,多年来隐居在南国都市,一直默默笔耕的女作家之手时,就更感到由衷的敬佩。

《锁沙》是有境界的作品。其境界首先由它的故事和人物托起。历尽辛苦终于大学毕业的郑舜成,在深圳一家大企业谋得了一份令人艳羡的职业,且得到董事长爱女的青睐,不料,报到上班之前,回乡看望父母,一路所见景象使他怵目惊心,仅仅四年时间,他魂牵梦绕的美丽家乡,已面目全非,成了首都北京主要的风沙源。渐近曼陀北村,遇到的事情更令他惊诧莫名,村里十几个青壮汉子竟然在村民兵连长的带领下,准备纵火焚烧村头惟一一棵被奉为神树的千年老榆树,说是要扫清生态移民最后的障碍。因为在他们看来,最好的躲避就是申请“生态移民”,可以得到政府资助,一再地退却和漂泊下去,任沙尘暴恣狂。这情景似一枚芒刺射入眼帘,使郑舜成惊愕和痛楚。完全是本能,他冲上前去,展开了护树斗争。终于,在同行的中央美院研究生陶可的配合下,以“舍身相救”方式帮老榆树躲过了一场大劫。接下来,是在父老乡亲夹泪夹泣的恳求中,在镇党委书记刘逊的殷恳挽留下,经过激烈的内心搏斗,他终于决定放弃光明前途,肩起重担,带领大家开始了治山锁沙、向暴虐风沙讨还美好家园的悲壮征程。

郑舜成放弃优厚待遇而选择筚路蓝缕,在常人眼里,是傻瓜,是悖离常情常理甚至失真的行为,但正是这样惊世骇俗的抉择展示了人的潜在的精神伟力。放在大的人类文化传承的空间里审视,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善的根脉的维系、生命基因的传递,是人类独有的悲慨和壮丽的精神之树。事实上,他的选择与他的身世密切相关。“他身上流着完全不同的血液”,他“并不是曼陀北村的后代”,而是28年前,“随一群满怀接受再教育愿望来到乌兰布通草原的”两名北京知青爱情的结晶。他的亲生父母白照群、上官婕以及老水利科学家宋一维、工程师曹文修们,曾在极“左”的年代,为草原生态建设献出了宝贵生命。作品中三代人的故事可以用“献身”这两字串接为一。最早的,可追溯到一百年前的僧人占古巴拉,他曾用生命救下了老榆树,情形一如今天的护树。小说从这个节点切入,一下子贯通了古今,让百年时光艺术地化成一瞬。作品里拟人的老榆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然要受难,你以为耶稣是怎样成为耶稣的?”这句话道出了郑舜成及其同伴们既平凡又高贵的殉道秘奥。神永远都不会抛弃人类的,只要人类不自己抛弃自己。

郑舜成这个人物无疑是被理想化了的,脱掉了一切低级趣味的形象,过于完美,近乎神,慧鉴法师把他写进了自己的著作,跟宗教典籍里面的高僧大德们相提并论,认为他的“从最根本处改善民生是一种最辉煌的苦海慈航”。我认为作者是有意这样写的,她在有意扬弃写实主义的平庸。在她看来,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就是那些自觉担荷苦难,负重而行,用自己之苦换来大众之甜的人。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讲述郑舜成的故事,其实是自己的被感化、被改造、被引领的故事,像银凤、郑义、那斯图、林青田、乌力吉、张枝等人的表达是:郑舜成“先改变这块土地上的人而后才改变这块土地的”。 在人的建设方面,郑舜成采用的是“德胜”方式,他的不以恶对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完全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化身,是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艰苦卓绝意味的新的生发。在这个过于现实、急功近利、几乎完全物化了的时代,作者始终高扬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

小说的整体叙述是由女作家胡文焉完成的。她当年的走出塞外,是一种文化寻找,她感受到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双重恶劣,毅然启程,去寻找理想的生存之地,来到了美丽南方的西曼,隐居在鲜花丛中著书立说。但她渐渐意识到,并不是身在宜人的自然环境中就能幸福,幸福的首要因素是人性的清澈、道德品质的高尚,西曼自有另一种沙尘暴――人心的贪婪、欲望,人性的浑浊,相对于自然界的沙尘暴,这种“沙尘暴”更加可怕。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她向心造的圣地走去,就是“国家最北边的村庄”曼陀北村。胡文焉的线索作为另一种思考丰富了作品的意义。

作为长篇小说,《锁沙》具备了好散文的要素,具有富于时代感的思与诗交融的言说方式。它的诗的、散文的形式和韵致,注定了它是一场远离阅读的审美阅读。但是,一个超越的追求总会对应一个明显的不足。《锁沙》偏重于诗化的特质与形式方面的表现,造成了小说阅读上“抓人”不够,不能做到引人入胜,削弱了故事的推进。细节的丰富性的不足,让人看到某种意念化创作的痕迹。于是,在纷繁的抒情语词的覆盖下,阅读变得有些困难。散文怎样与长篇小说的话语有机结合,互促互进,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然而,不管怎样,透过《锁沙》,我们会得出这样鲜明的体认: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人类不仅要尊重生命共同体中的其他伙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包括尊重人自身这个自然。任何行为,只有当它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与发展时,它才是勇敢的、美丽的、富有诗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