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4 12:10:14
让传统艺术对接现代风投，
率先试水的嘻哈包袱铺能够借此为中国相声闯出一条新路吗？
连盒饭都要管的高导
8月的一个晚上，刚录制完一档真人秀节目，相声演员、嘻哈包袱铺创始人高晓攀独自躺在厦门一处高档酒店的私人海滩上。他喝了很多酒，却没有醉意，四下无人，这样惬意的氛围让他从身体到精神都松弛下来。
在过去的45天里，他带着电影《兄弟，别闹》的剧组刚刚完成一轮厮杀：原本被认为至少90天才能搞定的拍摄周期，被他生生地压缩到一半。
这是高晓攀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电影开机会当天，高导拿出一摞厚厚的A4纸，那是分镜头剧本。在普通剧组，导演通常只需要以场为单位用文字脚本设计相应画面，但他将场的单位细化到了每个镜头。
在剧组，他把工作人员都惊到了：身兼导演和男一号的他本身戏份吃重，但连剧组的盒饭他都跟着张罗。
剧组几乎每天都凌晨5点收工，中午12点开工。就在这7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还要挤出时间顺剧本、盯次日的场景、分头找各个工作组开会。
显然高导对拍摄是比较满意的。他会拿出手机向别人展示剧中笑点和痛点的短视频，他也想象着，《兄弟，别闹》能像《夏洛特烦恼》一样，成为票房黑马。
这是晓攀传媒制作的首部电影，也是他目前聚精会神的事业――制作相声IP的重要布局。
他仔细研究过另一喜剧传媒开心麻花的发展轨迹，布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是它的方法论，而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成功是整盘棋制胜的关键。“一个成功的相声IP，不仅能够成就公司，还能反哺相声行业。”
《兄弟，别闹》最初的小品版本，是高晓攀和相声搭档尤宪超在2015年参加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的一档竞演节目，大获好评。一年后，晓攀传媒推出《兄弟，别闹》话剧，北京首演，9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时下，同名网剧和电影正在紧锣密鼓制作中。
31岁的高晓攀在外人看来有些不一样了。
曾被誉为“相声界80后代言人”的他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张口只谈相声，他的一只脚踏入了资本圈。2015年5月，他所带领的相声团体嘻哈包袱铺完成了A 轮融资，公司估值7000万元；另一只脚则踏进了演艺圈――前不久，高晓攀个人签约喜天影视，后者旗下拥有吴秀波、海清等多位知名艺人。
“为什么要签约喜天？”
“要红啊，我红了就能做很多事，能把嘻哈包袱铺带得更好，我会证明相声演员能做很多事，也能为相声做很多事。”
而这一切的终极目的，是“功成名就身退，最终是为了自由”。
相声捍卫者
至少他现在是不自由的。
接受采访的那天下午，高晓攀气色暗沉地出现在喜天影视公司。起初，他的眼睛几乎都不能完全睁开，里面布满了血丝。
前一天晚上，他与晓攀传媒的财务组同事做账做了一个通宵，直到凌晨5点。
“累，真的很累，特别累。”他一口气说了三次“累”，但很快收回抱怨――这是他的选择和追求，赢得多少瞩目和风光，就要付出多少艰辛和努力，非如此则不配有野心。
左手边是一杯冰咖啡，右手边是一个灌满茶水的老式茶杯。他挑着眉，开启发散式的演讲型谈话，每当谈及相声艺术，这张30岁的年轻脸庞就会呈现出一种60岁的严肃。
和郭德纲不同，郭是公认的以自身反哺相声行当的代表，他比高晓攀年长11岁，言语间总给人呈现出一种“活明白了”的姿态。
高晓攀还处于一种拧巴的状态，与外界对抗的拧巴。他像是个相声尊严的捍卫者。
在去年《欢乐喜剧人》第一季的决赛场上，本该抖包袱的开场，笑果不太显著，透过屏幕能看出，高晓攀的面部肌肉呈现出一种紧绷的状态，这使得他看起来不太自然。“心里想表现的东西太沉重了，在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也欢脱不起来。”
他自编的作品《梨之园》讲述了敬老院三个传统老艺人面临技艺失传时的落寞与痛惜，整场表演泪点多过笑点，致使毁誉参半：褒扬者称这是一部充满情怀的作品，批评者则认为在一个喜剧舞台走煽情路线，是笑点枯竭、技不如人的表现。
比起宋小宝、岳云鹏等人的耍宝式表演，高晓攀在《欢乐喜剧人》的表现被不少人认为“过于传统”“造不出笑点”，决赛第一轮就被淘汰，这是市场第一次以直接的方式给出与他的追求相左的答案。
高晓攀不在意这结果和批评的声音：“对我而言，这不是比赛，只是一场演出，把我想说的说出来，目的就达到了。”
8月13日下午，嘻哈包袱铺安贞剧场，200多名观众撑起了超过8成的上座率，都是来看高晓攀的。“自从他进了演艺圈儿，在小剧场见他就不容易了。”一位观众说。
压轴的高晓攀和尤宪超带来了全新的包袱，最密集时，每隔10秒钟全场就爆笑一次。台下最长一段时间的安静，就是高晓攀在说一段贯口。
在作品中，常常有他极其迫切想要表达的东西。“有些东西不能丢，哪怕别人不喜欢。”
接受采访时，他也张口秀了一段相声经典篇章《地理图》：“走松江，沙丘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广东广州，佛山，奔雪州半岛……”这段长达1825字的段子是传统相声贯的代表，也是老派相声演员必练的基本功。
“什么时候偷气换气，这其中有韵律的讲究，现在的年轻人谁练？”
他并没有忽视市场的冷落，甚至一早就认识到，时代变了。
在自述《别怂》中，高晓攀这样描述相声行业的没落：“一个晚会后台，相声演员好几个人共用一个化妆间，门口贴张纸：语言类节目；但是一个28线的歌手，就会有一个独立的化妆间，我真不知道他是谁。”
他在书里这样告白：“我是欢乐英雄，我是天生野种，我与相声一见如故一心一意一炮而红一站到底一命呜呼。”
撞向南墙，热泪盈眶
在高晓攀的世界里，有两样东西是他不停在否定，却又始终捍卫的：相声艺术与江湖情义。
后者是他近些年痛苦的源泉。
相声江湖中，演员是爷。只要长了一身本事，东家不干干西家。因此，拥有演员就拥有生意，失去演员犹如失去饭碗。放在今天的企业管理当中，人才就是企业的血液。
厌倦了相声界的论资排辈、山头林立，早期的嘻哈包袱铺里没有师徒与合同，有的只是兄弟间的情义。高晓攀曾经坚信，这样的情感纽带将形成一股凝聚力，成为嘻哈包袱铺的核心竞争力。
但他很快被现实劈头盖脸一顿猛抽――嘻哈包袱铺先后两次因为演员的撤离险些解散。
第一次是在成立后不久，因演出日趋火爆，剧场老板高薪挖走三成演员，将嘻哈包袱铺赶出剧场。
那是在后海北、鼓楼西侧的广茗阁，经历了剧变的高班主花了20元钱买票进场，坐在第一排，观看曾经属于嘻哈包袱铺的演员站在台上，以新团体的名义进行表演。
剧场主事者晃悠着向他走来，得意地指着台上一溜演员对他说：“晓攀啊，这就叫江湖。”
多年之后，他尝试去理解，自我安慰：“很正常，我能给的钱确实不多，换我我也往薪水高的地方走。”
第二次则更具毁灭性。那是在2014年4月，因私人原因，他得罪了一个位高权重者，对方找来各种势力来剧场找茬，挤压嘻哈包袱铺，扬言要让高晓攀无法翻身。就在团队面临危难之际，曾经的搭档王唯带领一半成员出走，另立山头，直接导致嘻哈包袱铺奄奄一息。
这一年，高晓攀29岁，他开始质疑人生。漫长的3个月中，他每晚宿醉，体重一度飙到了180斤。
经历过最低谷的时期后，他开始为公司和自己寻找对策。他在身上文下了第二个文身，一句英语箴言： “世界在我这里，我没有理由逃跑。”
第一个文身是在十年前。19岁时，因得罪几位曲艺界前辈，被整个北京相声界排挤，他在小腿外侧文了一朵莲花，配有《菩提偈》的诗文：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红色的莲花在一个男人的小腿上显得突兀。谈及这个文身时，高晓攀收了收腿，想遮住的样子。“那时候小，想文就文了，现在觉得特别傻。” 他笑称，“但也不洗了。”
2015年5月24日，对于嘻哈包袱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成立7周年之际，团队成功完成由宋城演艺投出的“很大一笔”A轮融资。这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就在不久前，坊间还盛传嘻哈包袱铺将解散。
当有了资本底气的晓攀传媒攻城略地时，有些曾经出走的演员想回到嘻哈包袱铺，他笑着点了点头。
不过，现在的高晓攀更相信商业规则，相信明码标价与市场竞争，比起人情约束的合作关系，商业社会的运作法则要靠谱多了。
他一边感叹着人情冷暖，摆出一副已然看透人性的样子，但又总是热泪盈眶：
话剧《兄弟，别闹》首演的剧末，高晓攀在舞台上念着一封《给兄弟的信》，潸然泪下。
当艺术委身于资本
从高晓攀决定融资，到最终A轮落地，仅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他的身边从不缺大佬，“我和两个圈子里的人特别熟”：经济界大佬与文化界大佬。在这个名利场里，高晓攀是一个谦卑的年轻人，但也时常架不住性子在饭桌上与对方干起嘴仗来，自有人认可他的真性情。
在那个资本市场急剧扩张的年份，投资人确定A轮投资通常只考核创始人这一关。作为一个当家7年的班主兼资深演艺人士，想要从身边的资本大佬处拿钱并非一件难事，但高晓攀还是经历了一番挣扎：成为资本的奴隶太容易了，但也太痛苦了。
委身于资本，常常意味着放弃艺术，向市场与数字妥协，那是高晓攀最不愿看到的。
何况，对于以相声演出为主营业务和主要事业的嘻哈包袱铺来说，企业化或将面临一系列尴尬和风险：外行的管理人才很难处理好对相声演员的管理，弄不好容易出矛盾。更关键的是，如何找到懂喜剧、懂管理，还懂市场的人才？
在现阶段，只能由他独自扛起这面大旗。这方面，他多年的相声搭档兼合伙人尤宪超表示由衷地佩服：“管理者的角色不是谁都能干，他就是能硬啃下许多管理、财务方面的书，静下心来学，这一点我做不到。”
但这样个人中心化的管理并不能长久支撑一个企业化公司的运行。尤宪超也表示，在面临决策出现不同意见时，要说服他不简单，但所有压力放在他一个人身上，总不能面面俱到。
就在8月19日，高晓攀还在朋友圈发招贤贴：宣传总监、剧场管理总监、人事总监、财务总监……
初步看来，融资后的嘻哈包袱铺正走向壮大，凭借资本的助推，团队延揽到北京多位顶尖相声演员。
除演员外，原创也是相声界乃至喜剧界的竞争要素之一。在喜剧界，一个段子一经使用，就意味着报废，且各家团体习惯于互相抄袭段子，避免同质化的同时又要不停寻找新的笑点，是原创难以为继的关键。
很长时间以来，嘻哈包袱铺的原创跟不上急剧的扩张，这也是许多类似团体面临的问题。但随着资本的注入，嘻哈包袱铺已有能力和条件以重金聘请到一些关键人物，比如天津曲艺家协会会员刘春山，刘以喜剧创作见长，他的师父是天津的笑话大王。
内部创作激励机制也正显现成效。高晓攀说：“每个月如果演员有一个原创的新作品，嘻哈包袱铺给你2000块钱，你写100个，我给你20万。”
接受采访过程中，他拿出iPad，向记者展示一份嘻哈包袱铺2016年原创剧本文档，1年150个段子，本年度指标已经完成。
前不久，投资方在对团队的小剧场演出实地考察后，果断决定跟投。晓攀传媒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完成了A+轮融资，估值翻了4番。
对此，高晓攀不敢掉以轻心：“不能听人忽悠，稳扎稳打是关键。”他的目标是把晓攀传媒做上市，他甚至做好了必然失败的准备，“花无百日红，写入历史，才是真正的价值。”
“疼痛是必须的”
早年间，高晓攀曾经带领嘻哈团队赴日本参观吉本兴业――日本最古老的艺能事务所。该集团是亚洲第一家上市的喜剧公司，依靠日本传统艺术形式“落语”起家。“它最终以财团的实力打通了整个喜剧产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今天依旧活得很好。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吉本兴业。”高晓攀说。
相声是他始终的追求，即使现在的高晓攀在努力地扮演着一个商人的角色，但他最怀念的仍是从前――那些在台上说着相声，在台下喝着啤酒吃烤串的岁月。
19岁的高晓攀只身来到北京，梦想成为喜剧之王。
他是贫穷的，除了相声梦之外什么都没有。因为拖欠600元房租，他曾被当时的房东扫地出门。夜幕中，高晓攀流着泪沿着鸦儿胡同走到后海，呆呆地坐在石凳上，看着周围的万家灯火，无处容身的现实让他感到屈辱。
很长一段时间，高晓攀住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内，没能找到愿意接纳他的相声演出团体，最艰难时做过各种工作，导购、油漆工，各种脏活累活，给钱就干。甚至有一天他捡废品卖了七块六，吃了一顿盖浇饭后只剩下一块钱。
现在的高晓攀，成了一场演出之后几十人到后台找他合影签名的名人。
他在努力做行业，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他需要去售卖自己――成为一名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需要不停地接通告，凭此赚钱，再来为嘻哈包袱铺做宣传。这个态势和几年前他贷款负债带团队做相声演出，别无二致。
他深知，以自己的性格，涉水娱乐圈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也无数次设想过在舆论凶猛的当下，自己很可能在某天成为唾沫钉的靶子。可没办法，要混圈子，就要装孙子。
过去十年中，他似乎不停地在感受生活朝他挥舞而来的巴掌。像痞子一样弯下腰忍受的同时，他也像个斗士一样被激发斗志，个性中的原始力量迸发出一番野蛮生长。他无法放弃自己的本色：乐于向危崖攀登，甚至怀揣终将跌落的信仰。虽然，他也害怕疼痛，并且永远无法习惯疼痛。他明白在峭壁上攀爬的危险性，但是无法停下。
他在电影中扮演的小男孩有一段独白：“我比任何人都害怕疼痛，即使那拳头打在我身上一百遍，我也不能习惯它。”
但现实中的高晓攀直言，疼痛是必须的，那是欲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