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数据和清单,这不科学

1991年，73岁的黄仁宇宣称找到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失败的症结——“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作为一名信息管理专家，涂子沛在他的《大数据》一书中试图阐述一个“数目字”管理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之中，一切数据信息精确、畅通、透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数目字”，管理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参与公共事务。

“数目字管理”的难题

为了描述这个理想的模型，涂子沛在书中回顾了美国半个多世纪信息开放、技术创新的历史，详细诠释了数据技术变革，与权力合法性、执政正义以及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涂子沛曾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中工作，也做过程序员，甚至担任过公安边防巡逻艇的指挥官。这种经历，以及后来身处海外的文化冲突，毫无疑问让他更加深刻真实地体会一个国家，尤其是管理机构与现代技术的脱节：一边呼喊着信息社会的口号，一边在统计数据上讳莫如深。

《大数据》中有一个案例。上世纪70年代，为了减少和预防抢劫犯罪，地铁巡警Jack Maple统计了大量地铁劫案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分析其中的原因和规律，并在后来依据分析数据调配警力。这种管理办法在1990年被纽约警察局局长推广在第二年，地铁抢劫案减少了27%。

这种有效的数据管理和分析应用，基于信息的透明和准确。但是在中国的习惯中，却充斥暗礁：“我们习惯半透明，习惯与事实存在差距的虚构式数据，习惯表面上认可一套数据，而实际上信靠另一套数据。回顾我们的历史，通过虚构数据来服务意识形态的事情，发生得不算少。”

这种对待数据的随意，似乎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用胡适的话说：“取道中庸”、“甘于糊涂”。

17世纪初，中国的军事家还在捧着戚继光的名句：“用兵之妙，存乎一心”。而在北欧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已经开始了欧洲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军事改革——通过集中火炮摧毁敌人的阵线，以火之间的有序配合达到最大的火力投射能力，以及精确地在关键时刻和地点投入骑兵。

在某种意义上，戚继光兵法中的“存乎一心”，跟中国菜谱上的“盐少许”一样，含混、模糊，意义不明。中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微妙与从容，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足以让西方人面对中国菜谱时不知所措。两百年后，这两种思维方式塑造的国家迎头相撞，胜负分明。

避免“无能之错”的清单

哈佛公共健康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则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了精确与效率。在他的新作《清单革命》中，葛文德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已使我们不堪重负，要在复杂的世界中拯救生活，我们必须依靠清单。

在他看来使用清单，就是为大脑搭建起一张“认知防护网”，它能够弥补人类与生俱来的认知缺陷，如记忆不完整或注意力不集中。

作为一名医生，葛文德熟知的是发生在诊疗室的故事。在一场欢乐的聚会之后，一名急救伤员被送来。看起来只是不大的刀伤，所以医生没有采用紧急措施。然而情况急转直下，因为居然没有人去询问伤者的刀伤从何而来——一柄插在步枪上、长达30厘米的刺刀。

在急救室，一场手术需要数十位医护人员正确实施数千个治疗步骤，任何一个步骤的疏忽都可能置人于死地；在城市，建造一栋大楼需要联合16个领域的专家，不同的专家可能做出相互冲突的决定，一旦做出错误决策，建筑早晚会倒塌。

与“大数据”相比，清单并非一项高科技。它们之间有某种共通之处——清单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精确有序地分配资源和精力。明确的流程和制度，无疑会带来准确和效率，杜绝因为无法正确使用知识而导致的“无能之错”。

但是，同一切明确而清晰的规则一样，“清单”在中国也同样是一个稀缺的存在。为什么精确和效率的追求始终不能深入人心？

一切都因为“伪科学”

这是李约瑟难题的一部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在20世纪之初，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宣传科学与民主。1923年和1924年间，一场论战在知识分子间展开。北大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受因果律支配，而人生观是自由意志，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最先出来反对他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他将张君劢的观点称为“玄学”，宣称“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此后，梁启超、胡适、吴稚晖等著名学者纷纷加入这一场论战，成思想界之风潮。最终，“玄学”败退，“科学”取胜。

耶鲁大学博士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记录了这场论证。这本书在1989年被译介到中国，但是似乎并未引起很大反响。

在郭看来，20世纪的中国，已经有了对科学的崇拜。这种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这种科学崇拜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大论战，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

但事实上。这种唯科学主义只不过是对科学的迷信，迷信科学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困境，尤其在当时，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归根结底是导向两种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

所以，这种极端功利的“科学”信仰，只不过引进了新的名词和意识形态，而非深入人心的价值观。而无论“数目字管理”还是“清单管理”，它们的精确与效率都有赖于数据的准确和透明，有赖于对科学的尊重，而这又必然需要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环境。否则，一切技术手段都会被歪曲，与科学的实质貌合神离。

有人评价《大数据》说，是“用技术的手段，解决政治的问题”。而事实上，永恒发生的，是政治制度在技术的进步中适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