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避讳拾零

由于执政者如此看重避讳，因此臣僚借此陷害他人，是一害一个准

中国有些事儿实在好玩儿。比如说，同样是爹妈起的名字，有人的名字是绝对不能让人叫的，就连写写也不行。违者轻则挨板子，重则降级丢官。有的人的名字是绝对需要改的，因为与前一类人的名字有相同或相似之处，“犯冲”。不改，同样要受到处罚。这就是“避讳”。

名字不能随便叫的人，其实不是人，是天子，也称皇上。这些家伙既是受老天爷差遣到人间执行公务，而非民众选出，自然可享受各种特权，包括名字的独占权。要不然怎么能叫“孤家寡人”呢。因此，历朝历代的皇上登基后颁布的第一批“红头文件”，大都包括用字规范，要将自己和祖宗三代的名字等列入避讳名单，告诫臣子不得随意使用。

一千多年前，赵匡胤陈桥兵变成了宋太祖后，除了发“红头文件”，还亲自将两个弟弟赵匡义、赵匡美的名字，改为光义、光美。那意思是，过去咱们是兄弟一家，如今可得君臣有序，别再跟我套近乎！赵老大还下令将天下郡县之“犯御者”――也就是与匡、胤沾点边的字，全部改掉。于是，匡国军改为定国军（今陕西大荔），匡城县改为长垣县，胤山县改为平蜀县，匡庐山则去掉“匡”字，直称为庐山。活人改名的也不少。像南唐的陆匡符改称陆昭符，后蜀的赵匡赞，则请走“匡”字，成了赵赞。当时还有个吕胤，曾多年担任赵匡胤的幕僚，待到老赵当了皇帝，吕胤连名都没得叫了，只好以字代名，成了吕余庆。不过，吕某此一改还不算吃亏，后来当上了副宰相，过了两年好日子。

赵匡胤驾崩后，赵光义开始主持工作，是为宋太宗。赵老二上台后，又如此这般了一番，下令将与光、义有关的人名、地名统统改过。他的老弟赵光美荣幸地再次更名，变成了赵廷美。一年后，赵老二大约觉得“光义”不够雅，于是自改其名，成了赵炅，遂开始新一轮避讳部署。“炅”是个冷僻字，百姓一般用不上，触犯律令的可能性相对少一些。不过，宋代讲究避“嫌名”，即除了皇帝的本名，与其发音相近的字都不得使用。与“炅”相关的禁用字，有炯、扃、耿、憬等十七个，因此民众还得小心应对。比如，对于美好未来，人们就不许“憧憬”，向往、希求、渴慕或者翘企一下，还马马虎虎。

中国之避讳说道，从先秦一直持续到清末。不管当政者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风流才子还是一介武夫，是一统天下的英主还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人人浸淫其中，个个乐此不疲。五代时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是有名的“儿皇帝”。他自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向其割让幽、蓟等十六州，外带每年献帛三十万匹，这才借助契丹兵力灭掉后唐，登极称帝。就是这等货色，上台之后，也要大刮避讳之风，臣僚中不但名字中不得有“敬”、“瑭”及相似的字，就连姓中也不许出现。于是，敬姓人家只好将“敬”字一拆两半，或改姓苟，或改姓文；还有姓唐的被迫姓了陶。这个“儿皇帝”，实在霸道得可以。

长期生活在避讳氛围中的文人，养成了极强的自保意识，说话做事写文章，大都能中规中矩。例如，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期，他们的诗作之中，就绝无“基”字露面，涉及“隆”字的也仅各有一处。一见李白的《梁甫吟》：“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一见杜甫的《哀王孙》：“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此两处“隆准”，说的都是汉高祖刘邦的事，故不算严重违规。狂放如李白者，笔下居然也如此谨慎，真是没想到。

由于执政者如此看重避讳，因此臣僚借此陷害他人，是一害一个准。宋徽宗时的权臣蔡京一度被罢官到杭州闲居，其间经常向地方官吴倜索要土特产。吴倜烦了，便开了一张报价单，蔡京见罢大怒，决计寻机报复。后来蔡京再度受到重用，吴倜也因大臣推荐到朝中任职。一日，徽宗向蔡京打听吴倜的政治表现，蔡京只说几个字：“其人傲狠无上”，意思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并举了一个实例以证之：“吴知陛下御讳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围之。”徽宗姓赵名佶，而“倜”字恰好像“佶”字外面加了一个圈。徽宗听罢，默然。没多久，吴倜的官职便被免去，再无出头之日。此等诬陷手段，绝非低学历者等所能想出。文人若是害起人来，更恶。

前几年，电视中经常有领导到基层召开座谈会的新闻，会场上的桌签大都写着与会者的姓名，惟职务最高者的面前是“首长”。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远，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