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4 08:13:28
近年来，在“收视―广告”的营收模式下，各级电视台的竞争已白热化。电视节目考评大都实行收视率末位淘汰制，一些电视节目为跻身某类收视率排行榜，甚至不惜动用玩低俗、博出位、踩红线、恶性炒作等犯规违禁手段，惹得广电总局不得不对那些犯规违禁节目予以叫停和通报批评。收视率遂成为业内外的众矢之的，激起一片喊打之声。崔永元先生数年前说过的激愤之语“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又被许多人翻出来挂在嘴边，有人断言一切低俗行为都是收视率惹的祸。
2011年10月，广电总局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俗称“限娱令”），明确提出“三不”，即：“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的优劣。”俗话说“矫枉务必过正”，“三不”举措对于纠正电视台的唯收视率无疑是一剂“猛药”，然而“是药三分毒”，“猛药”的药理反应及副作用往往更大。取消收视率排名，就像对待竞技体育比赛中的犯规者，不仅取消了名次，也取消了比赛，未免有让收视率排名代为受过之意。
收视率排名替谁背黑锅？
收视率是某个时段收看某档电视节目的目标观众人数占总目标人群的百分比，一般由第三方的数据调查公司提供。各类收视排名只是节目竞争（比赛）的数据处理结果。现行的收视调查方式是否科学、完善暂另当别论，但无论怎么审视“收视率”，似乎都是一种“没有阶级性”的东西，更谈不上“十恶不赦”了。因此，将一切违规犯禁的罪魁加于收视率排名，真是打错了板子。
收视率排名一共背了“三口黑锅”：一是替“三俗”背黑锅。从价值观层面讲，“三俗”作为一种道德判断，的确是坏东西，是电视传媒无论如何不能逾越的社会操守和职业道德“底线”。尽管“三俗”与收视率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收视率排名却与“三俗”呈正相关关系，往往是越“俗”的东西越能吸引人。人们或悄悄观看，或看完便骂，或边骂边看。或许我们人类真的就这点儿出息，因为人类无论怎样进化都无法超越其生物性本能，而现代社会中人的生物性需求往往被过度强调和放大。作为影像产品，、惊悚、暴力等强刺激画面和场景，始终是吸引眼球的元素，几乎已被用滥，却又屡试不爽。但是，如果让“三俗”这样一个几近于虚无的概念来充当靶子，供人们倾泻过剩的道德说教和正义感，未免有避重就轻、转移视线、本末倒置之嫌。
二是替“单位”背黑锅。荧屏上的“三俗”都是以节目为载体的“单位行为”。就“三俗”的主体而言，固然有节目投资方、制作方，但是频道控制权、节目终审权、播出权毕竟掌控于电视台之手，一旦有“三俗”节目在荧屏上成为漏网之鱼，台内的频道、栏目、节目编排、节目审核等各环节的大小单位均难辞其咎，当然也包括当地行政监管部门。一定意义上说“三俗”之所以不绝，实为上述各有关“单位”（利益主体）“共谋”，又怎能将板子打在处于体制外的媒介调查公司之“收视率排名”身上呢？
三是替“人”背黑锅。很明显那些犯规违禁之错，不在收视率，也不在排名，而在于以错误方式追求收视率的“单位”，而这些“单位”不论是制作方、播出方、栏目、节目审核和监管部门，都有很明确而具体的负责人、责任人。有的负领导责任，有的负直接责任，有的负联带责任，这都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绝不可能是一笔“糊涂账”。因此，这种以收视率排名为代责对象的追究、问责办法实为“高妙”之举，既声势浩大地处理了问题，又保护了内部大多数，可谓将“法不责众”发挥到极致。
收视率排名存在之理由
电视节目是可视性产品，本来就是做给人看的，那么，要考评电视节目，不看收视率又看什么呢？节目的思想性、政治性、艺术性应体现在收视率之中，而不应游离于收视率之外。收视率及其排名无疑是用以衡量电视节目收视效果的最重要的考评指标。
收视率排名的存在至少有三个必要：一是衡量某档电视节目的受众关注度。不管是经营性的娱乐类节目，还是新闻类节目、思想道德建设类节目，都必须通过受众收看才能实现其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及其它衍生价值。收视率代表民意的选择，是广大受众用遥控器投票的结果。某档电视节目播出后收视率为零就等于节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零。如果是公益性节目不啻为浪费公共资财，如果是经营性节目则是赔本买卖。
二是为行业内部竞争和台内节目考核提供依据。规范、良性的竞争始终是电视节目创新的原动力。如今传播渠道多元化、频道资源过剩的媒介环境中，电视界不仅存在着各级电视台之间、同类型频道、节目和同时段节目及电视台内部各频道、各栏目之间等多层次、多方面的竞争，还面临着与互联网及新媒体之间越来越严酷、激烈的竞争。各类收视排名大致上反映出了国内电视市场的竞争状况，能帮助节目、频道清醒认识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及水准，不仅是台内建立激励机制、绩效考核、奖优罚劣的重要手段和依据，对于电视台宏观决策、微观运营中不断完善频道定位、调整节目编排、优化节目结构、提升节目质量也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三是为实体经济的广告投放提供参考依据。在以“收视―广告”为主的传统电视营收模式下，根据媒介“二次营销”原理，电视媒体欲从中国高增长的实体经济和不断扩大的经济总量中分一杯羹，必须为广告主提供最具关注度和说服力的广告投放平台。而“第三方”的收视率排名代表了节目、频道及电视台的影响力和广告贡献度，既是说服广告主的有力“证据”，也是协调、平衡广告主与电视台之间利益关系的“过渡带”。因此，收视率及其排名对于电视节目栏目以及频道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至关重要。
应理性看待收视率排名
正如世间从来不存在最好、最完美无缺的东西，以概率统计为主的电视节目收视率调查也肯定不是最好、最完美无缺的方法，业界、学界及社会上时常有人对收视率调查数据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导向性提出意见和质疑。但在更好的调查方法和评价体系尚未发明出来之前，现有的“第三方”机制及方法无疑还是可行的。它毕竟只是一种参考及旁证资料，而并非电视节目本身，自然不是唯一的依据和标准。因此，行政管理部门和电视台应理性看待收视率，并不断探索和完善科学、客观、公正的电视节目综合评价体系。
一是完善收视调查体系，提升收视率评价的科学性。有关研究机构和媒介调查机构必须按照概率统计的规律及要求，对现行收视率调查数据体系进行完善，尽可能地消除各种偶然性、主观性因素，某一区域样本采集的数量要足够大，尽可能涵盖不同层次的受众，并保证各组样本的其他变量都尽可能地相同。如调查受众和样本采集要采取盲法，避免各种先入为主的导向性及心理因素干扰，还要加强调查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培养，保证调查数据的客观、充分和令人信服。
二是健全广电法制体系，优化电视界竞争秩序及环境。当今我国广电行业、产业的立法滞后，法规制度存在“盲点”，各级行政部门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和执法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在监管上存在较多漏洞，客观上造成了收视率排名竞争的扭曲和各种犯规违禁行为泛滥成灾。主管部门应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竞争规则、市场秩序，引导各级电视台树立正确、健康向上的“绿色收视观”，促使其以突出原创、突出个性、提升节目质量来追求高收视率，达到鼓励良性竞争、优胜劣汰的目的。
三是强化监管和处罚力度，加大犯规违禁的成本。主管部门要像国际体育组织惩戒罗伯斯、廖辉等犯规违禁者那样，对以“三俗”追求收视率的犯规违禁者课以重罚。如廖辉因兴奋剂问题被国际举联禁赛3年，意味着其黄金运动生涯的提前结束，此巨大的违规成本足以使欲后继效仿者心存忌惮、不敢妄动。同时，还要破除“行政权力崇拜”，改变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和将各类“严打”式专项整治常态化的管制模式，积极开放社会的意见市场，以协会规范、业界信誉、公众意见形成多元监督力量，强化各级广电媒体的自我治理约束系统和运营机制，将收视率调查和节目评价逐步纳入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轨道。
（作者单位：山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