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职本位”到“专业本位”

刚刚过去的2011年之夏充满了“喧嚣和骚动”，一系列热点新闻事件令人目不暇接。从“郭美美事件”导致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到“卢美美事件”引发的网民对慈善事业的质疑，从黑龙江方正县日本开拓团的“墓碑门”到北京故宫接连不断的“十重门”，尤其是7・23动车事故的新闻会以及铁道部资深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离职，再度激起了学术界、媒体和公众对政府新闻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定位的反思。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新闻不断的火热夏天将会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角色定位与传播生态变化

在全球传播时代，尤其是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时代，随着信源和信道的多样化，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提供者。虽然在战争或抗击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势下，传统的宣传模式仍然在短期内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在全球、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需要，采用更符合新闻传播规律、更为“人性化”的手段来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以期获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毋庸讳言，新闻制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7・23动车事故新闻会和铁道部发言人的离职使得这个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积弊被放大，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定位。由于我国的政府部门采用的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官员兼任”的新闻发言人任用机制，再加上新闻的权责界定始终处于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中，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新闻制度的良性运作。

从广义的范围来说，新闻发言人是负责为各种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新闻和传递信息的“使者”，属于传播学所说的“信道”这一环节。在我国现存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之下，为政府部门工作的新闻发言人无疑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在美国，他们所属的行业组织称之为“全国政府传播工作者协会”(NAGc)。这里所说的“政府传播者”除了新闻发言人，还包括政府部门的新闻官员、公共信息官员和从事媒体公关的专业人士等。该协会在美国的注册会员超过万人，成为美国各级政府部门与媒体、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中坚力量。

新闻发言人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首先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岗位。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合格的新闻发言人都有政府和媒体长期工作的经验，需要接受新闻学、传播学(包括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等亚学科)、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修辞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从上世纪50年代(即艾森豪威尔执政期)开始，白宫历届新闻发言人(他们使用的是“新闻秘书”的称谓)当中有85％是新闻记者出身或是在媒体工作过，而在近30年来，这个比例几乎是100％。最近10年来，白宫新闻发言人都是由资深的电视主播或记者来担任。有“网络总统”之称的奥巴马已经从网络媒体选拔了一批青年人进入白宫的新闻工作团队。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也将有来自网络媒体的新闻人出任白宫新闻发言人。

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新闻发言人的专业化不可能一步到位。2003年至今，在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的不懈努力下，基本上完成了新闻制度的建立和新闻发言人的配置。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力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和推进新闻制度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缺陷到了“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微博时代就暴露得更为显著。

上述这三类人员大多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不能熟练运用媒体和公众喜闻乐见的专业传播语态和策略来进行沟通，这与新闻发言人专业化和规范化的要求是有一定距离的。于是乎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发言人面对记者的诘问要么三缄其口，要么用空话、套话敷衍塞责，要么发出“雷人言论”引发更大危机。新闻发言人不敢或不愿新闻，新闻发言人本身成了新闻，这都是新闻发言人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较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此外，目前我国的新闻工作被简单地划归到宣传部门或行政部门(如，办公厅)，新闻发言人大多处于“有职无权”的状况中。实际上，新闻工作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工作，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工作。新闻发言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保障，就无法对所在部门的新闻做出整体规划和通盘考虑，也无法进行各部门之间协调“口径”的工作。即便是由“二把手”出任发言人，按照目前的政府管理模式，他也无权了解分管领域之外的情况，更不要说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工作了。

除了媒体经验之外，新闻发言人还应当承担传播团队领导者的角色。新闻发言人身后应当有各级领导的支持和传播团队的保障，这样才能确保其开展有效的工作。美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衔，但他可以得到所在部门主管领导的特别授权，列席该部门决策层的会议，对高层决策有着通盘的了解，与决策层和各部门一起商议新闻的口径。与此同时，他所领导的传播团队承担着搜集舆情、撰稿策划乃至新闻会的后勤保障等工作，没有这些幕后工作，身处台前和聚光灯下的发言人是不可能有出色的表现的。

7・23事故的新闻引发的全民大讨论为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促使各级领导重新认识新闻工作和新闻发言人的定位和属性。为此，我们应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政府新闻工作：

1　按照国际惯例设立新闻的独立职能部门，即“新闻处”或“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全面掌握和协调本单位以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信息。

2　突破传统的“官职本位”模式，明确规定新闻发言人的职权范围和责任。例如，允许他们列席高层决策会议等，授权他们邀请相关的主管领导在必要时共同面对媒体，等等。

3　按照国际惯例招聘新闻发言人，尤其是有长期媒体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加入新闻团队。

4　适应微博时代的“新闻传播分秒必争”的原则，在现有的新闻会的基础上，采取定制新闻(RSS)、微博等多种形式，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要求。

总的来看，政府新闻机制要突破目前单一的信息传输职能，变被动应对媒体和公众为主动影响和引导舆论，建立并且维护政府部门良好的媒体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新闻机制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还应当通过这一机制加强公共传播效果，从而影响公众的选择、判断和评估，为政府部门履行职能和开展工作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国内舆论环境。从实践的层面来看，专业化，即从“官职本位”逐渐过渡到“专业本位”，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和保证。在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和时效性愈发凸现出来，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必将有利于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尽早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在我国政治和社会领域建立一个信息透明、交流畅通的公共话语场。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