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 中国艺术电影福地

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2月16日落下帷幕，中国电影连中三元。刁亦男执导的电影《白日焰火》首次入围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就捧走了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男主角奖也被片中男主角廖凡收入囊中。除了《白日焰火》，娄烨执导的《推拿》也获得了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此外，宁浩的《无人区》入围了本届柏林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另有十部华语影片在电影节其他单元亮相。

从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傅敬恭导演的《燕归来》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算起，中国电影人的“擒熊”旅程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岁月。张艺谋是第一位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熊奖的中国电影导演。在一次采访时，他曾说：“第五代导演最应该感谢和怀念的国际电影节就是柏林国际电影节。1988年，《红高粱》获奖，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开始受到国际电影界的关注，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那次获奖可以说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亮相的开始，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确实如他所说，在《红高粱》之后，中国电影人在柏林电影节收获颇丰，吴子牛、李少红、田壮壮、黄建新、顾长卫等第五代导演在这里被世界熟知，这里也是王小帅、王全安、李杨、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的福地。柏林国际电影节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五代”在国际亮相始于柏林

柏林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51年夏，与其他国际电影节相比，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关键词是政治。当时的德国已经分裂为东西两个阵营，电影节成为冷战的产物，为了树立柏林“世界自由窗口”的形象，在三国盟军撤出柏林的同时，这个伟大的电影节拉开了帷幕。

1970年，电影节在竞赛单元外开辟了另一个展示各国新电影的阵地，也就是后来影响日深的论坛单元。电影节组委会开始与东德、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电影人以及该国政府主管机构接触，力争突破意识形态的壁垒，让华约阵营的电影人能带着自己的作品到柏林与观众交流。从此，柏林电影节重新被定位，它既是国际电影制作的一个展台，又在东西方之间政治文化方面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结束后，第五代导演逐渐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主力军。随着国内逐渐开放，电影是让世界认识中国最为快捷和直观的方式。柏林电影节因其鲜明的特色，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最早进入中国选片的国际电影节之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中国电影出现在柏林电影节上，如傅敬恭导演的《燕归来》、胡炳榴和王进联合导演的《乡情》、许雷的《陌生的朋友》等，但直到1988年2月23日，新中国电影才第一次走上了顶级影展的最高领奖台，金熊奖被一个与电影节同龄的中国人捧走。比柏林电影节晚降生四个月的张艺谋带着《红高粱》，出现在主会场动物园电影宫内。它的浓郁、粗犷、淳朴、善良，令西方观众惊叹。

《红高粱》获奖的消息传回国内便引发了一场争论。很多人认为，影片中好似与世隔绝的黄土高原，没有城镇、没有现代化，恰恰满足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由此，只要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西方目光以猎奇心态看待中国”的观点就会被重提一次。

殊不知，自1983年张艺谋作为摄影师，与同学张军钊、何群、肖风拍出《一个和八个》，宣告中国电影“第五代”诞生时，便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责难。值得欣慰的是，人们慢慢改变了对这一代青年人的看法，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等纷纷拿起了导演的话筒，传统的、程式化的电影终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一场伟大的变革已经开始了。

“生产队小队长和会计”的金熊

1986年3月，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相隔不过四个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从太行山赶到北京。莫言回忆说：“我正在赶写一部中篇小说，中午有人在楼道里喊我：‘莫言！莫言！’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说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红高粱》，想当导演。”两人谈了不到10分钟，就达成了共识。莫言曾说，一见张艺谋，马上想起生产队的小队长。而张艺谋后来也说，一见莫言，就想起生产队的会计。于是，一个小队长和一个会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

当时，已经有好几家制片厂跟莫言打过招呼。但是，自打见到张艺谋，莫言便给予了他完全的信任。他把《红高粱》系列全部放在张艺谋面前，说：“由你挑，由你整。”事后有人问过莫言，《红高粱》拍成现在这样，是你同意的吗？莫言回答：“我不懂电影。张艺谋才是电影《红高粱》的上帝。他想让电影怎么拍就怎么拍，这是他的自由！”

最终，莫言和张艺谋商定，由陈剑雨、朱伟、莫言三人将原著改编成剧本。稿子由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说版权费。电影开拍后，作为编剧之一的他又拿到了1200元的稿酬。

1987年底，《红高粱》制作完成。这时，电影局原本是要选送陈凯歌的电影《孩子王》去柏林参赛，但陈凯歌主动放弃，选择了来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当时已是12月，柏林电影节报名已截止，情急之下，负责选片的余玉熙（后来新画面影业总经理）向各电影厂求援，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便推荐了刚刚制作完成的《红高粱》。柏林电影节主席哈德尔看完很满意，破例给了《红高粱》入围的资格。

初到柏林，对于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张艺谋来说，完全都是陌生而新奇的，似乎对于得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在评选结果公布当时，他竟然与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跑到东柏林游玩去了，直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来。“一进酒店我就见到我们翻译李先生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我至今都记得他那副焦虑的表情。他一见到我，就连忙跑过来拉住我说：‘你们去哪了？一天都找不到你们！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问：‘什么大事？’他又神秘地说：‘不能说，回房间再说。’”那一幕至今都让张艺谋记忆犹新，“他这么一说，我就有预感了，会不会是得奖了，我才想起来今天是出结果的日子。他刚一上电梯就忍不住了，‘你们得了金熊奖了，大奖啊！我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担当翻译十几年了，很多中国电影来参赛，这是第一次啊！’”那一晚张艺谋激动得一夜没睡。

国内遇冷、柏林青睐的《晚钟》

与张艺谋一样为这座奖杯而激动的还有同为第五代导演的吴子牛。1989年2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条当天来自西柏林的专电：“我国青年导演吴子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战争片《晚钟》，在正在举行的西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银熊奖。”

吴子牛激动得颤动着齐刷刷的短胡须，从评委会主席手中接过写有“《晚钟》，中华人民共和国吴子牛”英文字样的奖杯时，除了某种心愿已经了却后的满足，他心里更多的是说不清的苦涩与尴尬。

1987年春，《晚钟》完成之后，国内对于这部洋溢着强烈反战情绪的电影表示出的是愤怒和不屑一顾，视它为“异物”。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召开的研讨会上，《晚钟》就被安上了为军国主义分子树碑立传的罪名，并认为影片中至少有两种情绪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一种是和平主义，还有一种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很显然，有人联想到了此前吴子牛那部已遭厄运的影片《鸽子树》。最终，《晚钟》至少经过了三次修改，直至1988年秋才领到了“通行证”，从审查到修改前后用了一年六个月的时间。有位评论家甚至断言：“《晚钟》给第五代导演画了句号。”

更让吴子牛痛心疾首的是观众对《晚钟》反应异常冷淡。全国几十家电影公司好像事先约定一样，都拒绝购买拷贝，只有江苏例外。结果十一亿中国人居然只卖了一个拷贝！面对人们的选择，吴子牛简直无法掩饰他的伤心。没想到，一位慈祥的外国老头儿被《晚钟》征服了，他就是当时柏林国际电影节主席莫里茨・德・哈德尔先生。他在北京、西安、上海、广州看了中国官方推荐的17部影片，包括《顽主》、《鸳鸯楼》、《疯狂的代价》、《太阳雨》、《给咖啡加点糖》等，但他却对《晚钟》情有独钟。

第39届柏林电影节在“欢迎美国电影回柏林”的呼声中，迎来了四部美国电影，其中包括《雨人》、《密西西比在燃烧》等力作。虽然，前一年他的同学张艺谋从这座城市抱走了一座金熊，今年能不能再抱回去一只“熊”，吴子牛不知道。这种不安到20日傍晚哈德尔秘密会见他的时候发展到了顶点。

“我当时正在接受法兰克福一个记者的采访”，吴子牛回忆，“那天的采访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也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忽然我看见一位同事向我使眼色，我便跟着她走去。路上她说，哈德尔要见我。我记得我们走过三道门，进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身后的门便一扇扇关上了。哈德尔示意我们坐下。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是苍白的。那年在东京也是这样。电影节即将结束时，电影节主席把我找去，很遗憾地通知我作品落选的消息。我以为同样的命运要在柏林重演了。可奇怪的是，哈德尔先生一直笑眯眯的。他很神秘地说，我提醒你，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也不能搞任何庆祝活动，不能喝酒。现在是柏林时间下午6点30分，我荣幸地告诉你，你的影片被授予本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你将获得一尊银熊。”

自德国捧“熊”而归，在庆功会上，吴子牛感叹：“我原以为，中国人的作品是不必要让外国人来肯定的，没想到今天轮到我自己。”

“第六代”到柏林寻找出路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商业大潮对中国电影的席卷，除了1995年李少红的《红粉》在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优秀单项奖视觉效果银熊奖外，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再无斩获。直至2000年，张艺谋再次凭借影片《我的父亲母亲》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期间，勤于探索的第四代导演谢飞于1990年凭借《本命年》获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个人成就银熊奖，1993年又因《香魂女》和李安的《喜宴》同获金熊奖。

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新一代导演迅速成长起来。与第五代导演不同，他们成长时中国社会正经历改革开放的重大变革，旧体制、旧观念消融与崩溃，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发生与建立，决定了他们对传统和一切旧事物习惯于站在怀疑和审视的立场上。他们遭遇了经济转轨给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所带来的重大变动，也经历了电影从所谓神圣的艺术走入日常生活，还原为一种文化消费产品的无奈。他们的影片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以至于，小偷、、无业青年这些边缘人频繁登场，有时题材更是触碰禁忌，这更显出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真诚。正是因为第六代导演的特立独行，常常以“地下电影”的身份亮相在国际电影节上，这似乎也恰恰迎合了柏林电影节的某种口味。

但等待它们的共同命运却是在国内的禁映。王小帅导演的影片《十七岁的单车》，未经审查通过，便参加了2001年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了评审团大奖银熊奖，结果被禁。虽然在2004年重新送审后，改名《自行车》通过审查，但也因发行问题被封尘许多年才在国内上映。

七年后，王小帅又凭借《左右》获得第5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王小帅获奖后曾心情很激动地说：“1994年因《冬春的日子》我第一次来柏林，就对这个电影节很憧憬，《十七岁的单车》又来到柏林，得到银熊奖。之后我已经7年没来柏林了，没想到大家还记得我。《左右》放映的时候反响很好，许多西方记者都说他们从这个片子里看到很真实的中国的东西，尤其是关于中国家庭。我觉得柏林是我的福地。”

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贾樟柯。他的第一部长篇处女作《小武》因未经电影局审查，而私自去国外参赛而被禁五年之久。说起此事，不久前贾樟柯接受《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时，还感觉有冤难鸣。在确定拍摄《小武》时，他还是电影学院没有毕业的学生，拍摄《小武》时，他觉得只是学生作业，并没有什么商业企图，更不用说送电影局审查了。

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主席格雷戈尔曾回忆，《小武》当初险些没能入围，贾樟柯把录像带寄到柏林时，已经过了收片的截止日期，好在格雷戈尔的太太下班后和同事一起在办公室看了电影，大家都非常喜欢，当即建议组委会无论如何要给《小武》一个机会。最终，贾樟柯凭借《小武》获得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

2002年，论坛选片人在中国发现了一批年轻导演的作品，其中有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章明的《秘语十七小时》、王全安的《月蚀》、李玉的《今年夏天》、朱文的《海鲜》、杜海滨的纪录片《铁路沿线》等，从中选了十三部在那一年的论坛单元以“注视中国”为题进行展映，那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亮相。

中国艺术电影的生存之路

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很多艺术电影在国内没有发行的空间，制作者们不得不另谋出路。去国外电影节参赛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获奖，不但带来了影响力，甚至还能获得海外发行的机会。

王全安可以说是在柏林电影节斩获最多的中国导演之一。1999年，王全安拍摄了首部长片《月蚀》，立马就走上了国际电影节路线。从《月蚀》的国际青年论坛单元到《惊蛰》的全景单元再到《图雅的婚事》的竞赛单元，王全安成功完成了三连跳，且凭借《图雅的婚事》荣获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2010年，他的影片《团圆》获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2012年影片《白鹿原》再获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

通过几次柏林之行，王全安亲身体会到世界对于中国电影的态度渐渐地发生着变化。在《团圆》获奖之后，他曾对记者说：“《图雅的婚事》获奖后，德国国家一台的主持人采访说：‘我以前看中国电影的时侯，不太懂里边的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但是，对里边的背景感兴趣。我看你的电影的时侯是第一次忘了是在看一部中国电影。’ 当时，我真的感到非常振奋。我一直感觉自己是孤军作战，我说，我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请不要再说这讨厌的背景，背景又不是电影。”

王全安认为，“一个人苦难并不可悲，也不可耻，但是你装苦难，并且以此谋生，赢得同情，这就是很可耻的了。独立电影中的‘独立’往往是指你无论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都要保持独立。你面对大棒的时候有独立性，当面对蛋糕的时候就没有独立性了？”他感觉到，“我们面临着一个绝好的时机，就是东西方格局的变化，没有这种变化我们个人怎么出众都是枉然。当世界用一种正常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时候，你创造的时刻才到了。”

借助这些包括柏林国际电影节在内的国际电影节，中国艺术电影在充斥着商业资本运作的电影市场上，似乎已经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就在宣布《白日焰火》获金熊奖以后的三个小时，已经有15家公司给制片方发来邮件洽谈购买意向。《白日焰火》首映后，特应要求，加映了两场小范围的市场放映。首映前，影片的国际发行方已经将影片卖到了法国、伊朗、保加利亚等地。《白日焰火》也正式定档于3月21日全国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