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辞·九章》看士对“道”的坚守

摘要：屈原的《九章》是包括九篇诗歌的总题，主要是屈原流放迁往江南期间所作的抒情诗歌。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大体与相近，但艺术方法不同，它更多的是采用写实的方法，叙述了诗人的生活片段和个人情感及精神历程，它是了解和研究屈原生平思想的重要材料。本文从《楚辞・九章》入手，挖掘诗人政治生涯中所面对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及对“道”的坚守，探讨以屈原为一分子的士阶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动态的相互影响关系。

关键词：屈原；士；道；进退

传统意义上的士与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两者并非意味截然不同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士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知识分子这概念却是近代以后产生，具有断裂性――这也是中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差异。但是两者却同样构成了社会的良心，在社会中扮演着敢面对权势说真话，寻求真理的角色。士，这个概念的最初理解是掌事的中下层贵族，①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激烈发展、社会阶级的流动，士的范畴也有所变动，上层贵族的社会地位的下降与下层平民的上升，融合成了一个与以往的士阶层有所不同的新的阶层。掌事已经不再是评判他们地位的标准了，不论是像张仪还是像邹衍，以己之术，皆能驰骋于各国。士阶层的崛起，也标志着一个新的价值时代的到来。

一、面对进退维谷的局面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②他的作品，不论是《离骚》还是《九章》都弥漫着他“独立不迁”的志向。个人认为，《九章》记录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情感经历以及追求自身价值的心理转变。屈原在其短暂的一生追求中，无外乎也是为了寻求其自身所肩负的“道”而上下求索。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所讲的道字，则不仅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事实，还包括一个价值理想在里面”。作为一名士，屈原对士阶层有着一种身份认同，与士阶层拥有共有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从“深固难徙，更一志兮”表明自己内心的志愿到“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宜修，而不丑兮。”以橘喻己，由内而外地描写自己高尚的品行，更是突出了与“橘淮而北为枳”相同的不二的志向，对应了开篇的“受命不迁”。屈原内心所坚守的道德伦理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亦即是“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以士自居的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无外乎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九章》中屈原不止一次以彭咸为例“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③，“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④……《离骚》中也曾提到“愿依彭咸之遗训”，何者为彭咸，而屈原又为何多次提到彭咸？王逸《楚辞章句》说：“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屈原多次提到彭咸，其目的并非是单纯地仿效彭咸投水而死，而是对彭咸执着于自己政治理念的精神的向往。屈原对自己的剖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⑤――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修身之道。无论是《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乎？”还是老子“修之于身，其德乃真”⑥，都已经说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观念已经为士所共有了。屈原以士的道德核心价值观念来要求自己，同时承担了对社会秩序建立的重任。他以他坚持的道来指引自己的同时，也为他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方向。而道的实现，却是没有外在约束力的，唯有通过修己来达到道这个先天存在的概念。

对此，《九章》更多的是侧重于屈原依然游走在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之中的情感展现，现实的压抑使他产生的游离感和对现实政治、社会的悲观，绝望。作为思想话语承担者的他一旦与政治权利拥有者产生分离的时候，这不仅只是忠君爱国的问题，更确切的是，作为道德承担者的他为了自己坚持的道而与势产生抗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⑦先秦时期，士已经是道的承担者，那么士的进退必然和道有着密切的联系。“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屈原更是以此为训，“志于道”，与道共进退，这就使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以自己执着、激情的态度来殉葬自己所坚持的信念。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欲以将儒家的观点在自己身上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他的独特性在于其贯彻儒家思想的同时，又有自己固执坚持的一面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女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⑧“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⑨。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与他内心的想法背道而驰，进退维谷，不知何去何从。王夫之认为其“进退两难，苑结曲念，无可解也”。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之中，屈原无论是自明情质以博得君王青睐而实现政治理想还是远走高飞，隐藏志向去过与世无争的日子都无法消去他内心的忧思以及志向未了的惆怅。《悲回风》中，他决意一死的矛盾心理也展现的一览无遗，此时的意义已不是生与死，而是死是否能够获得内心所预期的效果。他曾经彷徨过，犹豫过选择“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亦或者是从于避世思想，逃避社会现实，可是他毕竟无法释怀。他身上背负的知识分子的“自重”使他始终坚持对自己以及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即便是举世混浊无人知他，他依然带着自己的信念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他坚持“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持道自重。

二、传统文化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士”阶层的崛起。“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知识权力的下移，文化绝不再仅仅是王官的专属，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下层阶级掌握知识话语权力的局面。他们游走在各个诸侯国家之间，没有固定的官职，思想活跃，分出了各样的流派。“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B11，各家流派争鸣，当时最有名的莫过于稷下学宫，几乎集中了各家学派的学者，学术自由。思想与权力的分离给予思想自由发展的最大程度的空间，而崛起的“士”阶层也开始对亘古不变的道理进行反思，开始对自己所承担的角色进行理性分析。儒、墨两家显学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士”阶层的行为给予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士”阶层已成为一个群体而代表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他们受当时文化思潮的影响，自身的行为和想法都趋向了理性化和道德化，转向内在的道德实践。如何实现内在道德实践，也是无外乎从内在对自身的约束，必然产生一个普遍的价值观以便施行。席尔思说：“各种高级文化中，知识分子都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最终极的真理而发生一种“自重”的感觉，无论这种“真理”是宗教、哲学或科学。”不论是“礼”还是“道”都为士阶层的自重自尊提供了一个实现普遍价值的桥梁。“仁”，“礼”“义”在他身上的体现，以及他多次对重华，汤、禹年代的向往，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文化与楚文化的动态交流以及屈原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他所承担的“道”所要做的就是重塑政治社会的秩序，这个“道”是超越个人而存在的，是以社会为前提条件所存在。在面对统治者重建社会秩序，“道”与“势”的之间的关联时，总是很容易发生“枉道以从势”。B12如何保证“道”的优越性，也唯有通过知识分子内在的修养来实践“道”，即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B13。屈原也正是遵从这一点，注重自己的内在品行道德修养，“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B14自洁而保持内心的高洁而肯定自己对于道的坚持而不受外物所干扰。屈原作为楚国的大夫，和政治权利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道”和“势”的取舍之间有着自我的矛盾性。他欲以“道尊于势“从而实践其内心的道德标准和政治理想，然而他所坚持的“道”终究抵不过“势”的强大政治力量和压力，他也唯有修己来坚持履行内心所忠于的“道”，来提升自己的尊严和自重感。“内圣”的方式，也给予了他坚定自己士身份的信念以及对道的支持，以供他继续走向前路探索。

士不仅以修己作为处世的内在前提，同时也注重对道的积极主动的承担。士阶层对道的主动承担的性质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有所不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根据的普遍原则是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B15对于权势，能够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而产生自己的话语权来维护所受到侵犯的利益。士阶层则与统治阶层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思想话语的承担者与政治权力的拥有者的目标契合，则政治权利以其为自身的政治宣传，一旦两者产生分歧，他们之间就产生了微妙的关系，最后势必以“道”的胜利而告终，而士基层也只能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言而已。不治也就是不任官职而议论国事，是以“道”自任，从自己所坚持的“道”的角度出发对时事进行评论、批评。但是这也无法避免有屈道而从势的现象，士阶层也不得不对当权者进言把有分寸。但是在他们心中，“道”是远要高于“势”的，他们冀图以道统来指导政统，从而发挥自己的最大力量，以实现道。对于道的主动承担便是由此而来。屈原作为楚国的大夫，他也欲自己承担所负之道使之付诸实践，而由此彰显自我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显现了对社会关怀的人文情结。但是他所坚持的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的，但是所面对的现实政治却是消极的。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B16从中我们也可以解读到，楚文化也有着与中原文化所不同的独特之处，但是也不应该忽略了南北文化的动态沟通与整合。屈原接受了楚文化的同时还主动积极地吸收中原文化，以士阶层的行为原则要求自己，在两者文化的整合之下，进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屈原对现实以及现实政治中的君臣本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是却又希冀君王能“望三五以为像兮”，存在着遇明君存盛世的幻想。实则是他内心深处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的表现，他希冀能够对现世的政治、文化进行重建，从而达到他内心所期许的政治理想的模式。他不仅想为君主提供了一种指引，更多的是以之实现他内心的政治理想，不管以多大的努力都要为之实现。这政治理想亦即是他自己所主动承担的道，为了实现他所坚持的道，不论是何种艰难都是九死而不悔的。最后他对自己、社会的坚持实现不了，处于一种生命困境之时，其诗所表达的决意一死却又恐死依然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矛盾心理依然困扰着他。最终，他所倾心的自我和社会都无法承担他的所肩负的道，对此不再存有留念，坚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随风飘逝，以死来捍卫他所执着的“道”。屈原最后以死昭志的做法虽然是略过于极端，没有像孔子所说的“无道则隐”，全身而退。

三、对内在精神的追求

屈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思想迸发的时代，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统治者权威的下降，权力对思想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强制力，对事物的解释已不再具有随意性和强制性，所需要的是重新制定一套自成系统的理论。而此时的思想者，也已经崛起，他们不再甘于接受一套既定的亘古不变的社会秩序理论，他们的思想正在被唤醒，理性的思考正在形成，怀疑一切所既定的价值观。“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是一个开端，开创了不同士阶层的不同流派的分化的局面，将人们从神话时代带出，走上了一条通过实践活动获得洞察力的道路。士阶层在当时所追求的并非像西方的自然科学，而更多的是关注的整个人文社会。屈原认为“万民之声，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B17他并不要求人人都理解他，他只要明了自己内心深处是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坚持也就足够了。

四、传统文化与士阶层的相互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稳定型的结构，儒家的安生立命的准则是积极入世，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积极入世难免会受到打击，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孔子提出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观点，为处于挣扎徘徊之际的人们以指引。但是这个“隐”并非等同于道家的避世思想，这只是权宜之际，蓄势待发。儒家始终所坚持的是积极入世，个人的社会责任，就算受到了打击，那也是暂时的，他们所坚持的始终是“兼济天下”，以个人行为来坚持对社会的关注、对自我政治理想、价值观念的实现。而道家的避世思想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以个人为中心或者是内心体验为中心。积极入世，参与政治其中，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理想，从而完成了对道的承载。倘若无法实现道，则退一步，独善其身，完成对自我的修行。这就是士阶层的进退之选择。后世失意之士，不论是以何种方式来消解内心的痛苦，悲伤，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心理慰藉，无法消弭对道的坚守的失落和内心深处的进退两难的矛盾。而他所追逐的士正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的典范人格塑造了一批以道自任的士阶层，他们执着于对“道”的坚守，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政统与道统二者之间的权力博弈之中，士阶层一直所坚持的是一以贯之的“道”。而“道”的贯彻，更加坚定了他们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增强了自重感以及对道统的执着追寻。士的“恒心”精神也一直影响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传的发展。不论是汉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宋代的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切表白，还是晚明亭顾炎武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士志于道”的精神表现。虽然后世对于屈原以死抗争的方式感受到了精神上、意志上的激励、昭示，但是却鲜有人再像他般以生命的代价来维护社会以及自我。后世失意之士，更多的是安于“避世”“独善”的方式来达到内心的暂时的慰藉。士的进退两难的抉择，最终的落脚点依然还是在于对“道”的实现与否。（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王德华，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7]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钱穆，中国的知识分子[N]《民主评论》二十一、二十二两期，1951

注解：

① 《说文解字》：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引申之，凡能事其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

②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③ 《抽思》

④ 《悲回风》

⑤ 《离骚》

⑥ 《老子》

⑦ 《论语・泰伯》

⑧ 《惜诵》

⑨ 《思美人》

⑩ 王夫之《楚辞通释》

B11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B12 《孟子・滕文公下》

B13 《论语・卫灵公下》

B14 《悲回风》

B15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B16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B17 《怀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