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3 05:46:51
分家之后，上海国资委介入家化内斗，是违规干预还是责无旁贷？
背 景
前不久，上海家化集团（简称家化集团）资方与管理层的人事斗争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控股股东平安信托称管理层存在设立“账外账、小金库”、个别高管涉嫌私分小金库资金、侵占公司和退休职工利益等重大违法违纪问题，强行罢免家化集团董事长葛文耀。葛文耀则指平安“卖资产”，没有遵守当年的并购承诺。根据平安与上海国资委在交易时签署的协议，平安信托承诺在家化集团拓展精品酒店、高端表业等时尚产业时追加70亿元投资。而据上海家化方面反映，平安集团并没有追加投资。
在双方爆发“口水战”之际，上海市国资委介入调解，随后双方停战。这个曾经视为“资本+产业”完美结合的国企改制案例，如今却变成“资本+产业=决裂”的反面教材。其中上海市国资委的介入调停也引起业内的广泛质疑：有人认为国资委已经卖掉了国有股权，不应该介入内斗，违反市场规律；也有人认为国资委有权监督合同执行，保护民族品牌。争议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在国资股权转让中，国资委究竟该如何把握？《国企》杂志特邀各方专家对此进行探讨。
邀 请 嘉 宾
知名财经作家、律师 吴刚梁
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国资委党校教授 刘震伟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祝波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政军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黄少安
凸显国资委定位不清？
《国企》：为何上海国资委介入此次上海家化集团内斗引发许多热议和质疑？对此您怎样看？这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
吴刚梁：在上海家化集团内斗中，葛文耀求助于“最后一根稻草”——上海国资委，而上海国资委早已将自己的股权卖得一干二净，因此它的身份变得非常敏感。人们担心国资委此时介入企业内部的争端，意味着行政力量干预市场，会侵犯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同时，这个事件也让那些准备收购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多了一份担忧，因而备受关注。
祝波善：第一，这反映出外界对国资委定位存在的质疑。在这个事件上对于上海市国资委来说，介入也不好，不介入也不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从国资法角度来看，一直是将国资委定位于“履行出资人职责”，从产权所有人角度来说，国资委要通过董事会来发挥作用。可是，董事会的力量并没有发挥好，而且有些国资委的管理方式陈旧僵硬，往往通过像政府一样下发文件来要求企业执行，这样难免会有“婆婆”加“老板”的质疑存在。一旦国资委介入，给外界的印象就是政府职能在发挥作用。未来国资委的定位应该将“监管”与“产权”分离，履行好出资人职责。监管应该由新成立的机构来负责。第二，从此次事件来看，上海市国资委介入争端的方式不透明，没有对媒体和公众公开，自然也会引发质疑。
刘震伟：国资委的定位不清是引起质疑的核心。现在的国资委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政府的监管功能，一个是出资人的代表功能。严格来说，代表政府监管的职能应该回到政府的机构去。国资委就是一个股东，一个代表机构，起到股东的作用，做好商业化运营，比如选好董事和股东代表，加强定期审计，或者把握好重大决策的审核问题。但是，现在的国资委就是起到一个漏斗作用，方方面面政策都是从国资委下到国有企业，政府色彩往往浓得挥之不去。当然，国资委股东作用的发挥也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一些央企，董事长的任免并不是由国资委所决定而是由组织部门定的。这个领导干部的升降按理说应该是董事会的作用。所以，现在国资委想通过分类监管改革有所突破，对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完全进行商业化运营。
张政军：不排除有媒体对这个问题进行炒作。同时，国资委作为出资人机构又是政府部门，双重身份导致大家认为他们的介入就是行政性的。之前政府介入山东钢铁收购日照钢铁、山西煤炭整合等事件，引发了很多质疑。但是，上海家化事件与这两件事性质并不相同。在未来，国资委的定位要加强“出资人职责”的履行。同时，其宏观层面的国有资本运营职能需要加强，要在宏观上确定哪些行业和产业需要进入和退出，加大投资的放和收功能，而不是都交予央企的集团公司。因为企业毕竟会受制于考核等因素的影响，国有资本的进退和领域布局难以实施。
介入合理合法？
《国企》：据悉，早在2011年11月，中国平安就已获得上海家化集团100%股权。在此次上海家化争端中，上海国资委是否有权利和义务介入争端，是否合法？
祝波善：上海国资委不仅有权介入，而且介入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
第一，虽然上海国资委不是国资监管方，但是是股权转让方，2011年将100%上海家化的股权转让予平安信托。他们之间的协议不仅是售价资金的协议，而且包含转让后企业运营方面的一些承诺。因此，当年平安信托成功收购上海家化集团并非是以价格取胜，而是因为平安提出的一系列承诺，这些承诺无论对于地方政府还是对于家化集团管理层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上海国资委介入争端，适用的是《合同法》，对于在交割时附属协议的履行，国资委有权根据协议予以监督。
第二，平安信托与上海家化之间的矛盾，除投资方向外还有一个关于“小金库”的争论问题。这个小金库中有没有违法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个小金库的存在是为了改善原来作为国有企业的上海家化集团离退休人员的福利保障问题。这就与稳定相关，也就与国资有关，与国资委有关。
第三，股权的转让不像商品转让那样交割完毕就没有关系了。无论是出让方还是受让方，都有义务去保障企业前几年的平稳过渡。
第四，国有企业股权转让中还存在一个党务部门的问题。即使被收购，党务一般会属地化。我们做过的股权改制中很多国企的党务一般会放在原来的系统中。由此，上海家化集团的党口很可能依然挂在国资委下边。葛文耀曾是上海国资委中很个性、有能力的干部，党对于干部的安置也是非常上心的。从党务的角度讲，国资委介入也是顺理成章的。
吴刚梁：我认为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问题。第一，上海国资委是介入哪个层面，是介入上海家化集团还是上市公司家化股份。第二，它是以什么身份介入的？
在集团层面，资料显示，国资委在家化集团已经没有股份。因此在集团公司层面，它不能以“出资人”的身份去干预。但是，作为股权交易的转让方，国资委可以要求股权受让方平安信托履行合同义务，即标书上所谓的“五项保证与九项承诺”。这些保证与承诺是交易合同的一部分，如果平安信托没有履约，国资委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可以追究平安信托的违约责任。
国资委也可以作为“调解人”介入集团层面。一方面，国资委毕竟是权威机构。如果葛文耀高管团队以及平安信托双方都充分信任国资委，完全可以接受国资委作为中间人来调停这场纠纷。另一方面，国资委曾经是股权交易的当事人，熟悉事件的来龙去脉，适合担任中间人的角色。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如果国资委以中间人的身份介入，只能凭自己的威望说服双方达成一致。
在上市公司层面，国资委通过上海久事公司持有其4.62%的股权，因此它可以以上市公司间接股东的身份行使股东的权利。具体地说，它可以通过上海久事联合其他股东一起提交新议案，或者在股东大会表决的时候动员其他股东与其采取一致行动。国资委介入既是“股东”的权利，也是其应尽的职责。国资委可以调动的资源比较广泛，更有权威，比其他股东更有能力帮助企业渡过这个危机。否则，作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有“不作为”之嫌。
另外，如果葛文耀还保留着国资委委派干部的编制，那么国资委出面支持葛文耀也是合乎情理的。
黄少安：产权受让后上海市国资委再去干预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义务，除非证明之前的出让环节存在问题，有违法违规行为。上海家化集团的老总比较天真，不是很了解资本的天性，保证上海家化人员的独立性等原则并不现实。因此，对于国资委干预管理层与股东的直接矛盾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我表示怀疑。况且家化集团处于完全竞争性领域，并非是国民经济的关键性行业。
张政军：一方面，并购事件中除去交易双方还有一些利益相关者。他们可以是董事长等管理高层、员工、债权所有人、供应商等。在并购中，买卖双方签订的合同必然会牵涉利益相关者，并购并不是孤立的。如果并购方不履行承诺，利益受损方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或者向法院，或者向媒体公布以引起关注。而如果往上追诉必然会与原有股东相关。另一方面，如果收购方不履行承诺，就说明当时的交易是不公平的。并购当时因为有承诺，所以才会有那个价格。因此，作为原股东——国资委的介入是符合逻辑的。
《国企》：有评论称，上海国资委介入争端是行政力量强加于市场，违背市场规律，对此您怎样看？
祝波善：对于国资委介入到什么程度，我们并不知道，不能笼统地说是违背经济规律。如果仅仅是以前股东的身份或者从党口的角度去调停，是可以的；如果介入到要通过行政命令来压制的程度，就不恰当了。
如果争端持续下去，双方都不是赢家。像之前的通钢事件，就是因为民企收购方与利益相关者矛盾的激化。况且，国资委有责任做好国有股权改制的示范。如果没有解决好，对于企业和地方经济都不是好事。上海家化是上海老牌企业，发展一直很好，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日化民族品牌。但是当下并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矛盾。也不排除如果问题解决不好，上海国资委可能选择回购的方式继续持股上海家化集团。
吴刚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上海国资委介入争端并不必然意味着“行政力量强加于市场”，关键要看国资委以何身份介入，以及解决争端的手段和方式是什么。从法律上看，国资委作为政府特设的机构，只是一个“出资人”而已，手中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其意志没有任何法律强制力。也就是说，大股东平安信托以及各基金股东没有义务遵从国资委的“指示”。因为在上市公司里，作为家化的股东，国资委、平安信托以及其他股东的地位是平等的。由于平安信托持有股份比例更大，平安信托的“话语权”也更大。当然，公司里不论股份比例大小，人格是平等的。小股东也有权积极参与公司管理，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因此，只要国资委在介入争端的过程中遵守公司法和证券法，尊重其他股东的权利，严格在公司治理的框架内解决问题，这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黄少安：国资委受国家委托来监管国有资产，一旦售出国有资产就不是股东，就不应该参与企业内部事宜。如果国家仍有参股，只能在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上根据承担多少资本风险就有多大话语权的原则来参与公司事务管理。上海市国资委通过上海久事公司仍持有上海家化上市公司的股权，那么就应该按照资本市场规则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来发表意见，而非行政干预。
扶上马，再送一程？
《国企》：上海家化内斗事件对于当下的国有股权转让有何启示？您对国有股权转让之后的监督和管理有何建议？
祝波善：上海家化事件凸显了产权交易问题解决机制的缺失。在现实市场产权交易中，并非简单的产权交割，可能还会存在一些附带协议或者条件的履行。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就需要第三方的介入。第三方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其他机构。比如上市公司的产权交易，产交所、证监会都可以监督介入，都会存在一定机制。不仅民营对民营的股权转让会存在一些矛盾纠纷，而且国有产权转让中的情况更加复杂，涉及人员安置、产业布局等问题。目前，在劳动纠纷中都有劳动仲裁，可是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具体的解决机制。所以，国资部门应该“扶上马再送一程”，一定时间内承担监督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为产权所有人的国资监管责任，但是在当下机制空白的情况下国资委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当然，对国资委的介入方式和权责应该有一个界定。
未来可以建立类似“劳动仲裁”的机制，将产交所的职能放大。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监管部门一直关注国资是否保值增值、交易是否合规合法，但是对于并购过渡中问题的监管、文化融合关注较少。建议监管部门在此方面有所关注，为新一轮国企改制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
吴刚梁：国有股权交易包括一系列的环节，国资委不能简单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将股权卖掉就完事了。招标文件中的各种“保证”和“承诺”不该是“走过场”的内容，国资委应该确保相关保证和承诺都落到实处。否则，不仅国有产权没有得到最优的处置，而且对当时的其他竞标者也不公平。
为保障落实，可以将这些保证与承诺嵌入到重组后的公司的章程和管理制度中去。比如，在新公司章程中，对董事的任期与更换要有明确规定，而且规定今后不得随意修改，这样就不会导致葛文耀或其他董事被轻易免职。对于公司重大投资收购、资产处置，都应该制定具体的政策和程序，并明确违约责任和处罚措施，这样公司的行为就有章可循，不至于出现收购海鸥手表厂之争和出售物业资产之争。
黄少安：此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股权转让前期的一些约定是否合理合法，国资委在签合同之前一定要仔细研究，调查清楚。在签约后，关于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层人事变动和决策等方面的问题，国资委未必有权去管，介入也未必管用。国有股权的转让无所谓对与错。为避免这样的矛盾，国资委在前期可以将承诺约定得更细致。但是这样并非总是对企业发展有利，因为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张政军：启示有二。
第一，上海家化内部矛盾的核心在于收购双方以及利益相关者对收购的承诺和收购条款认知不同。这个情况在很多并购案中都存在。九大收购承诺中，很多规定比较模糊。比如，“保证管理团队和职工团队基本稳定”，董事长去职是否属于保证基本稳定呢？几年可以去职呢？此外，是否存在口头承诺？这在以后的国企股权改制或者转让中，都值得国资委仔细研究。
第二，上海家化集团与平安信托的直接矛盾恰恰反映了不完全合同的存在。OCE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允许成员国在某些领域保有国有企业，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不完全合同的存在。西方在某些领域比如公共交通等领域存在国有企业，如果出售给私企，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合同中不可能准确约定未来的发展状况，因为很多情况是无法预知的。这一风险也告诉我们，一些公共产品、普通服务以及外部性较强的领域在引入私人资本、特别是控制权转移给私人资本时，应该对“不完全合同”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程度审慎度量。因此在选择卖出国有股权时，作为监管机构的国资委还需要更加审慎。
刘震伟：这个事件反映出，目前一些国资委领导在如何经营国有资产方面仍然是行政管理的思路。国资委在股权转让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因为一旦股权全部转让，法律上产权是属于对方的，自己就没有决定权了。当年我就很不认可上海家化集团整体改制出售。很多国资委领导考虑的是上海家化处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可以退出后把资金投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但是没有考虑到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问题。在上海的国有企业中，也就几家发展特别好的国有企业，上海家化曾经是一个。
《国企》：家化内斗事件也反映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国资委在未来的国有股权转让中能否提前采取措施规避？
祝波善：上海家化改制并购曾被称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但事实证明这种结合是很难的，出现问题也是必然的。上海家化是一家制造企业，平安则是金融业，无论是行业文化还是企业微观文化必然大不相同。现在是并购的缓冲期，诸多问题暴露出来也很正常。对于国资委，在前期就规避这些问题不大可能，未来可能还得依据法律和股权来逐步解决。
吴刚梁：上海家化与中国平安这种“产融结合”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两者能否实现优势互补，产生“协同效应”。“产融结合”并非易事。金融企业和实体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是不同的，金融企业遵守审慎原则，注意控制风险，实体企业则需要抢占商机，要敢于冒险，因此两者冲突难免。要想结合成功，双方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特长。
平安信托有资金优势，对项目投资有自己的一套比较科学健全的评价体系。但是，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特别是对市场机会的捕捉方面，平安信托肯定不如葛文耀团队，因为后者经过市场的检验。金融资本投资产业资本，本质上是投资者对企业家价值进行投资，平安信托应该充分尊重葛文耀的经营自，如果一气之下辞退葛文耀，将失去企业的“灵魂”，结果只是收购了一个“空壳”。最近上海家化股价急剧下跌，也表明市场并不认同平安信托更换葛文耀的决定。
作为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葛文耀毕竟没有多少股份，没有对公司下“赌注”，花股东的钱不心疼，因此难免有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比如可能通过建“小金库”拉拢员工，或者热衷于投资并购、扩大企业规模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等。这是常见的委托问题。要解决好两者的矛盾，从长远来说就是健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明确各自的行为边界。
黄少安：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非全然矛盾。至少平安集团也确实在寻求多元化发展，择机涉足实业领域。这个方向与原上海家化管理层不矛盾。现在，老老实实做实业的企业并不多，无论上海家化和平安之间有几多恩怨，还是希望平安能将上海家化当作一个于国于民有重大意义的生产性企业来做，而非纯粹的资本投资，关注短期利益，赚够了就闪。
链 接
前平安信托对上海家化集团的收购承诺
五大收购承诺原则：
（1） 保证上海家化的资产独立完整；（2） 保证上海家化人员独立；（3） 保证上海家化的财务独立；（4） 保证上海家化的业务独立；（5） 保证上海家化的机构独立。
九项收购承诺细则：
（1） 认同家化集团多元化时尚产业发展战略，对受让后家化集团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并承诺受让后家化集团将继续使用和发展家化集团旗下的所有家化品牌，着力提升相关品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愿意以自身投资实力、本土网络以及投资团队通过并购模式来帮助完善家化的日化全产业链与时尚产业拓展；（2） 本次股权转让后，平浦投资持有的家化集团实际控制权5年内不得转让，且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5年内不得发生变更；（3）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家化集团和上海家化总部及注册地仍在上海；（4） 同意接受家化集团整体改制职工安置方案，承诺受让后家化集团将继续履行职工安置方案，妥善安置职工，并保持原管理团队和职工队伍的基本稳定；（5） 从员工未来解职补偿、员工平均收入增长、员工提供培训的机会和条件、员工安全和福利保障制度、人才战略与激励机制等五方面对职工给予承诺及实施保障；（6） 与家化集团共享媒体资源、集中采购、客户积分奖励计划、高端财富管理等，打造立体营销体系；（7） 为家化集团提供360度保险支持、银行信贷、债券融资等全方位金融支持，并针对家化集团日化产业链延伸、化妆品专卖店、直销品牌、SPA汉方店、精品酒店与高端表业等时尚产业拓展追加70亿元投资；（8） 愿意分享自身整套IT系统搭建的技术与经验，为家化集团科研平台提供成熟可靠的架构以及模块平移，实行库存管理和供应链优化等方面的IT先进管理系统，并辅助其打造出中国最先进的日化科研体系；（9） 高度重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承诺保持家化集团长期专业化独立经营，决不挪用家化集团资产、占用家化集团资金，对家化集团的管理本着长期战略投资定位，通过委派董事成员进入家化集团的董事会，参与其重大事项的决策，以家化集团的价值持续增长为目标，协助家化集团制定清晰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和问责机制，协助家化集团完善其内部风险控制体系。
（资料来源：《家化集团权益变动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