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税收原则 研究个税税收激励

摘要：探讨税收原则，讨论税收任务导致的税收不公平。探讨个人所得税消费抵扣，探讨激励国民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方法。分析中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来源渠道。探讨个人所得税分类综合征收模式。论述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税务改革，及其他国家事务中的监督问题。

关键词：税收原则；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人大监督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030-05

一、中国个税的现状及税收公平问题

如果仅仅笼统的为中国现阶段的个人所得税定性，客观的讲，我们只能说不好，不理想。个人所得税能够消除贫富差别，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这方面表现不佳，因为它没有达到这个税种设计的目的。人们总是不愿看到，富人家小狗的消费，远远高于穷人家小孩的消费。人们总是在想办法消除这种不公平，实现人类生存权益的结果公平，累进的所得税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和目的。并且北欧的瑞典等国家，从贫穷到富裕，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程度共同富裕的效果。

中外所得税确实有差别。观察澳大利亚的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税，他们的工薪收入免税额很高，各州工薪税免税起点不同，从每年60万～80万澳元不等，超过部分才交6%左右的税收；他们的所得税是年终净所得，也是累进税制，要扣除一定消费，包括旅游、汽车、服装等。因此，你发现澳大利亚人是既鼓励收入也鼓励消费，如果你不消费，年终汇算，你就要付出一笔价格不菲的税款。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富人积累财富，消除贫富差距，确立穷人再次公平获得财富的机会。而我们国家的所得税，没有考虑净所得，没有扣除国民不同的生活成本。这样，两个收入一样，负担不一样，实际上纳税能力也不一样的人，有可能交纳了同样多的税；两个最终所得一样，即纳税能力一样的人，可能由于起始收入不一样的原因，有可能交了不一样的税；这样的税收有悖税收的纵向与横向公平原则。我们的所得税仅仅是限制了收入，进而也限制了消费，也影响了效率，更有悖效率原则。这就是我们需要对中国个人所得税需要探讨，需要改革的原因。

税收公平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如果税收不公平，尤其是对企业的税收不公平，对企业不公平的稽查、不公平的处罚，那么企业家损失的就并不仅仅是利益，他们失去更大的是信心，他们将会不得已放弃自己热爱的行业。近几年来，中国每年上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很多企业家移民，或盈利后放弃实业转向资本市场。企业家的这些取舍，实事求是地说与我们的税收问题也有一定关系。我们税收不公平，稽查不公平，有差别的对待相同的企业和个人，会给我们的企业家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更严重的连锁效应是：企业萎缩，社会就业压力更大，失业人数更多等等。

二、关于中国税收原则的话题

（一）关于税收总量原则的疑问

既然讨论税收，我们还要对中国的税收文化、税收原则做一些探讨。遗憾的是作者对中国公认的，税收原则中的总量原则，是一头雾水。因为这个问题老想不通，所以只有在梦中向圣贤请教。我好像梦见萨缪尔森教授在讲课，我举手发言说：我们中国人认为，你们西方的民主是假民主，脱离产权谈民主，就是枉谈；我们国家人民信奉公有制为主体，我们的人民也认为坚持公有制，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对于一个公有制的国家，公有制企业的利润、税收都是属于国家的，都是一样的，我们国家根据建设情况，需要多少税收，我们就可以取多少！在我们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我们是不是不需要，或者说可以淡化，你们说的税收这个市场经济的杠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定一个税收的总量呢?先生怎么看待？萨先生回答说：这位同学，我们现在讲的是凯恩斯主义，你说的公有制，应该去请教马克思先生。我说：可是先生，我们现在也搞市场经济了……后来，梦醒了，只是迷迷糊湖记得先生讲的是“效率”和“公平”。翻看马国强、张馨教授的税收四原则，这两条好像也有；马国强教授的另外一条是关于税收成本，要求征收模式要节约、简便；张馨教授的理论也差不多，其中一条讲的是税收行政原则。他们的另外一条就是“总量原则”。

张馨教授在几年前，都已经讲过，税收原则是一个体系，计划经济是财政原则为主，市场经济是效率原则为主，不同的阶段重点不一样。在张教授看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财政原则应该排在最后。作者观察，张教授还是没有把这一条去掉，还是照顾了一些人的看法，还是谦虚地加进了“总量适度”，但是张教授认为绝对不能把它作为重点。这一点也是作者赞同的，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总量原则却仍然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这就是作者大惑不解的原因。

根据我的理解，总量原则，就是上级可以下达一个税收任务，税率还是原来的税率，结构还是原来的结构，然后层层落实，最终完成任务。这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我们国家也就是这样。但我总感觉有问题，如果税收任务不重的话，是不是该收的税，也可以不收；如果任务重的话，是不是可以收过头税？这样会不会造成纳税人实体权利受到侵犯呢？

我们常常听到政府部门讲，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我们知道这个吃饭，就是要养活政府部门的人，这个建设，就是政府部门的人要做事，甚至要干预市场。我也常怀疑，现在既然搞市场经济了，为什么还要走计划经济的路呢？

再者，总量就是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一个“合适”的总量，是根据上一年得来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也有些例子否定它。一例：某省政府工作报告，总结问题时提到，省政府有的部门计划落后于预算。什么道理呢？说白了，也就是政府花钱指标已经有了，然而部门还没有计划怎么化钱。因此，说明政府每年需要多少钱也是个不可知的数。二例：某省将农业项目款挪用，盖办公大楼。

钱很多，但不知道怎么花。部门每年花掉这些钱，也成了任务。每年我们的财政部门也会很公平的把钱分到各个部门，我们的税务部门也会勤勤恳恳的去组织税收。年复一年。

（二）“财政储备原则”是否更合适

我总是怀疑，我们财政资金的效率。因此，也就怀疑了这个“总量”。本小子说话不像教授那么含蓄，建议将“总量适度原则”改为“财政储备”，放弃“总量”。不管是“适度”也好，“足额稳定”也好，它总是有个指标，执行起来就有个当年或一定时期要完成的概念。财政收入不是当年必须花掉的，我们的项目执行单位，如果把未安排的项目资金，以及还没有找到合适项目的资金先储备起来，也不必随便安排个项目，把资金掏出来，提心吊胆地存到小金库里，那样我们的纪检部门也是不同意的。甚至，当年政府节省下的财政资金，我们也可以储备下来，不必也拨到部门里。我这里虽然改了几个字，我也希望，既然我们搞市场经济了，政府也不要像搞计划经济那样去干预市场。但我并不反对国家去搞国民经济计划，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有计划的。税收储备的目的，一方面是服务于纳税人，另一方面就是用于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

如果说，“量入为出”是一种勤俭持家，那么“收多少花多少”就是一种浪费，这两种说法只是文字表达不一样，实际上都有相同的意思。当然，作者的意思是：该收多少是多少，不应该有“总量”和税收任务；该花多少是多少，也不一定要全部花完。有了“储备”就可以在各年份之间调整。

三、税收任务导致的负效应

（一）正常免税渠道也被堵塞

税收问题导致全国最大的民办科普园，青少年心中的科普圣地，广州南沙科普园关门了，网上议论很多。有人认为，是它自己也涉及纳税的问题，它们不能像其他的公益事业单位，经营可以免税，纳税是它很大的支出。也有人认为，很多单位想向南沙科普园捐款，但都有顾忌，怕惹麻烦，企业不敢露富。企业露富了，可能要被查补所得税！谁还敢给捐款呢？

企业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不论网民讲的是否属实，但企业自行捐款，没有得到许可，是应该交税的，这倒是实情。企业免税捐款，需要税务部门层层审批，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也许，税务部门任务太重了，或者有其他的原因，把免税看的很重。想捐款，就要被审批，否则就要交税！这种错误的方式，谁应该反思呢？像南沙科普园这样的公益项目，捐赠者到底能不能顺利“抵减”所得税呢？经营者能不能免税呢？在日本，不但投资公益事业可以减免税收，就是自己投资失败，也可以减免个人的所得税，免税是纳税人法律规定的权益。而我们国家免税就不是那么容易。

国家有一定的减税政策，但执行时却很困难。企业怕惹麻烦，是因为我们缺乏税收救济，一但捐款不被认可，企业被处罚，它们就很难找到申诉的地方。

（二）为税收任务而稽查

每当税务部门税收任务重时，到企业去稽查，就成了税务局每个工作人员的头等任务，每个部门都会被安排一定的指标任务，常常是税务局的全部工作人员都上阵。找那些有能力纳税、效益好的单位去稽查，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任务。稽查人员总能找到被查企业的一些毛病，这些问题可能其他的企业都有，但隔墙扔砖头，砸住你算你倒霉！移居加拿大的A君在网上透露他的一个经历，税务局去他公司稽查时，说他漏税150万，封了他的账户，停了他的发票，如果企业回收资金链条一断，他就要面临倒闭。无奈下，他向税务部门妥协，他主动补交10万，税务部门也声明，让他认可，税务部门没有到他公司去稽查过，税务部门也不再继续查他的案子，是他主动补交的税。A君说的话，可能是个无法考证的例子，但税务局为完成任务，逼企业纳税的情况，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确实是有报道的。相对来说，有的税务局的做法还算公平些，给所有的企业按规模大小摊派任务。总之，有一部分不守规矩的税务局（个别的）为完成税收任务，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法，这好像也是实际情况。

四、税收任务真的能取消吗

虽然作者认为应取消税收任务，但客观讲，短期内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好像也不实际。原因是我们现有的工作模式、人员结构、工作方法的问题。

至少有两个理由认为不能取消税收任务。其一，税务局每年安排任务，如税收稽查任务，确实征收上来了不少税款，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是有效率的；其二，如果不安排任务，税务局工作的同志们没有压力，怎么考核大家的工作？大家对纳税人是否纳税采取无所谓的态度，纳税人又不主动交纳税款，国家的税收不是受到损失了吗？

以上两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细想起来都不牵涉“任务”。其一，不安排带任务的稽查，并不是不去稽查，稽查反而要加强，稽查是税务部门的主要工作，更要开展全面的、现代化的稽查方法，找到漏税的税源，而不是去企业逼税；再者说，认为传统的稽查方式，到企业账簿里去找毛病的方式是有效的，这个结论还需要综合评估，如果采用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方式，就是对税源的破坏，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得不偿失的。其二，对税务工作考核，工作方式变了，考核方式也就变了，该征的税不征，就是失职，不该征的税去征就是违法，这也应成为考核方式；由此看来，有无任务都应受到监督，这也没有问题，工作考核也一样可以不涉及税收任务。

但是，在作者看来，取消税收任务是早晚的事。当前阶段，控制税收过快增长、加快制度建设、减少财政浪费、提高财政储备是应该由决策部门给予紧急考虑的事情。

五、诚实申报个人收入的激励措施

（一）中国人缺乏纳税意识吗

有人认为，中国人纳税意识淡薄，有很多东西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个人所得税诚实申报在美国可以，在中国就不行。这个观点不正确，但也有一定原因。作者认为，造成现在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在于国民素质，而在于我们的管理，没有好的管理，势必会造成今天的局面。一个弄虚作假的人，可以不交税，少交税，而不受任何惩罚；而如实纳税的人，只有补交税的份，却没有少交或退税的份。谁还能如实申报呢？日本采用蓝色申报制度，就是鼓励国民建立个人账册，鼓励如实申报纳税，说明他们的国民对纳税也不是主动愿意，说明他们的纳税意识也不强。日本对如实申报者奖励，对达不到要求的能够严格监管。而我们则做不到这一点。

确立纳税激励与惩罚的健康规则，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实施的，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埋怨国人的纳税意识。

（二）合法的收入应受到保护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样给我们讲课：当一个商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无意中，他丰富了我们的社会产品，实现了我们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理解了，午夜二三点钟，我们刚从火车站出来，我们为什么还能找到出租车。这些夜班的“的哥”们，绝对不是在“学雷锋”，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小心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带来了这种“服务”商品。

进而，我们这样认为，一切社会上许可的自利工作，都能带来社会效益最大化。科学家、艺术家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实现个人自身的价值，也为我们社会带来了文明和进步。国家公务人员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实现自己进步或升职，税务稽查员辛苦工作取得报酬，也能带来我们社会的工作效率，社会的进步。这也形成了我们能够消费的各种“商品”。

因此，一个繁荣的、商品丰富的市场经济就诞生了。这些合法的产品：出租车、专利、图书、艺术、政府的交通等等，都应该受到保护。

（三）限制非法的、影响公共利益的行为

当然，前面提到的能无意中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好效益的行为，都是法律许可的劳动。另外，还有一些商品，生产时能带来环境污染，损害公众利益，对这样的商品，我们会采取收取环境税的惩罚性税收来解决，或用限制方式，调节其生产。但是，还有一种非法的收益方式，极大地危害我们社会，如：贩毒、偷盗、抢劫、制假贩假、贪污行贿，这些就不是法律所许可的，对这样的收入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作者认为，我们要对这些不明来源的非法收入，也就是“黑色”收入，课以重税，并进行限制，这也是人们道德所期望的。

（四）“退税”是鼓励国民诚实申报收入的方法

如果我们这样考虑一种方案，美国式的“先征后退”方式，对合法申报的收入，利用其申报的消费支出部分，给予适当的减免税收照顾，其消费的产品可以适当退税，抵减个人所得税。这样那些不诚实申报收入的“富人”，购买产品时因不能退税就会多交税，包括那些从来就不想进行收入申报的“黑色”收入，消费时也会多交税，从而能够达到对未申报收入征税目的。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我们能够更广泛的利用消费退税，对于申报不同收入的人，对不同的消费品实施不同的退税，进而影响富人的生活，让不如实申报的人们，生活成本更高一些，就会促进他们如实申报收入。如果他们还是不如实申报纳税，他们出行住星级宾馆，乘坐飞机或高铁就要付出较高的税收，有时，他们也可能根本就买不到他们需要的奢侈品，甚至在查实他们隐瞒收入时，还要给予重罚。

像这样利用税收激励或惩罚的方式，实现税收管理的方法，一定会很多。作者在论述增值税征收模式的文章中，也有过类似的思路。非常高兴的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纳税激励申报，结合个人消费银行账户管理，是很容易实现这一切的。现代的计算机软件设计，能够使这一切，变的非常简单、便捷。

基于以上考虑，在中国鼓励纳税人遵从、实现收入诚实申报是完全有可能的。

六、当前中国交纳个税的主要渠道被怀疑，网民不满意国企、央企

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一个重要群体，是国企、央企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行业主要是电力、通讯、石油、金融、证券等。

但从网络舆情看，网民对国企、央企的贡献，并不买账。2010年8月份，国资委对社会公告中，有句话称：国企的税负是私企的5倍。这句话的本意是想证明国企在纳税方面的诚信，但是网民却不买账，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网民们认为国企税负高是强占了国家优势资源；行业不一样税负没法比；国企利用垄断性质“抢国民钱”。网民大呼中国移动设置漫游费“抢钱了，快管一管”。北京大学一位教授与国资委的一位官员，也都阐述了对国企利润的看法，发表了各自观点，也引起网络热议。网络显示，网民对这句话的争论，已经超过了这句话本身，透露着网民对国企的不满，透露着网民对垄断的不满。

国企和垄断当然不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我们说的是：中国的个税，仅仅依靠原来的国企、央企部分员工的渠道，显然是不够的。个税的税基应该更为广泛，应该涵盖全部国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所有国民之间纳税的横向公平。否则，就不是整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只是对某些行业，某些群体进行惩罚性征税的制度。就不能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当然，扩大税基是应该想办法，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实现。

七、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综合征收模式

前面第五部分，我们讨论了国民消费退税问题，实际已经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问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社科院高培勇教授认为，中国个税改革，就是要走分类综合模式。希望所有项目的收入在加总求和的基础上，一并计税。高教授谈到，分类综合模式，中国从2003年一路走下来，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始终在研究层面徘徊。其原因是与我们税收机关的现实征管机制有关，我们现实的征管模式，还停留于“间接”征收、“截流”管理的水平。

作者认为，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11个项目中，偶然所得与其他所得二项，就是要求国民将全部收入进行申报，但是这两项收入税务部门却没法“截流”，只能靠国民自主申报。由于中国个税申报缺乏监督机制，税务部门无法调查国民全部收入情况，甚至对国民没有全部申报收入也不能追究，也不去采取督促、提醒、处罚等措施，因此，也就没有人愿意主动去申报。这种模式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一样的结果，并非中国人才这样。对于自主申报这种方式，我们只能采取像前面提到的退税等激励措施，才能鼓励国民将偶然所得、其他所得如实申报。即便是这样，也要对那些不如实申报的给予处罚，两面努力才能达到应有效果。

只有在收入总计的基础上，减去必要的扣除，计算出来的，才是个人所得税的实际应税额。那些必要的扣除应包括养老金、医疗金、教育费、赡养费、住房基金等等。如果分类征收是税收入库，那么综合征收主要就是退税、是汇算，退税还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消费退税。这就是作者讨论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思路，也是中国分类综合模式的具体方法。

结合美国、日本等国的个人所得税免税、退税经验，利用现代的计算机网络申报技术，逐渐完善税务机制，在中国全面实现个人所得税综合汇算是完全可行的。现阶段对个人所得税的重点税源，以及国家管理人员开始实行综合申报，也是迫切的。因为，它可以实现同一层次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及国家反腐目标。对于相同收入的人群，有的人需要房屋分期付款，有的人需要赡养较多的家庭人口，如果扣除了这些因素，他们的纳税能力就是不一样的。对于高薪的工薪白领阶层，让他们早日实现退税服务，早日实现综合纳税申报，就可以实现他们白领之间的纳税公平，也可以保护中国的人才结构。

八、纳税管理比较与纳税人权利保护

以上我们谈了中国个税发展的美好愿景，好像中国国民也建立了整个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及良好的税务征管、稽查系统。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系统建立，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于我们与国外税务管理工作的差距，以及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再做一比较。

我们埋怨中国税务系统人才缺乏，是因为我们了解美国联邦税务局就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库，他们的税务局拥有律师、工程师、计算机专家、经济学家、资产评估师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各种专业人才。比较中国税务部门的专业人才，实在让人汗颜。

我们埋怨中国的税收法律救济，是因为日本、德国、美国等等国家都有纳税人伸张自己权益的便捷渠道。德国还设有专门处理税务纠纷的税务法院，同时对税务机关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日本也设立了国税法院。我们却做不到，我们采取的还是行政复议制，我们只有很少的法律，剩下的许多还仅仅是条例，法律救济差距也非常明显。

面对我们的征管现状，专管员是“一员到户，各税统管”，对专管员的廉洁监督就很难实现；我们的稽查还仅仅是为了收入任务完成而进行，从选案、查案、处理等过程中，稽查工作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很难避免；由于缺乏外界监督，我们的税务机关自身的各种舞弊行为也不能得到有效制约。我们迫切希望完善中国的各种税收制度，迫切希望学习国外先进的税收管理理念，使中国早日实现税收现代化等等。

九、中国税收改革及其他政府工作中的人大监督问题

税收执法权是国家赋予税务机关的权力，如果权力失去制约，就有可能产生腐败。不但税收执法权是这样，任何的权力也都一样。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借此机会，谈一些粗浅看法。中国在各种权力监督方面，除了上级部门监督，还可能在同级的检察院等部门设立一定的专业机构监督，另一个就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则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怎样对政府部门实施有效的监督，当然需要人民代表大会。作者认为，中国人大代表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和质疑案，不应直接将人大代表的批评、建议交政府部门办理。而应有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受代表委托后，在充分整理材料，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将该批评建议提请人大常委会，由人大常委会表决形成议案或批评建议，再由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向政府质疑。对于批评建议要求政府做出解释说明后，报告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若不满意，可以进入下一轮质疑；而对于议案则应由人大常委会对政府的答复作出集体表决。

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人大代表的批评和建议，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并没有介入。人大常委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人大代表的专门办事机构，这也是中国有很多人士呼吁设“人大代表工作室”，而最终否决的原因，我们不能设二个“工作室”。虽然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只是个办事机构，但它的级别却于政府下设机构相当，因此，其组织作用明显高于人大代表个人，由其向政府质疑，效果也会更好。若让人大代表以个人名义向政府一个部门对抗，则显然实力有差别，代表的建议就不可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代表的建议常常由司（局）长、处长、科长、股长们做出答复，答复的结果很可能是：建议很好，目前条件不成熟，正在逐渐完善。

在中国怎样实现民主政治呢？那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和领导，发挥人大常委会在对政府民主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和人大就像我们前进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党通过自己执政党的权力，通过自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多数票的优势，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政府进行组建，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同时党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开展监督工作，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罢免政府组成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实现人大与政府之间各自分工责任。中国目前的人大监督并不十分理想。许多地方的人大调研工作，调查某一部门工作时，常常让这个部门去安排调研计划，并且部门的领导也一直作陪，这样的调研就可能走过场，失去了找到问题的机会。另外，许多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自己任命、监督的干部也常常不了解情况，作为“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也未向他们提供任何决策信息。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人大监督工作迫切需要提高加强，需要各级党委特别注重，尤其要发挥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如果中国的税务改革计划能列入全国人大的议案，形成决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下设的相关专门委员会，长期督促国务院及各级人大、政府开展工作，加上全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大力支持，那么，中国的税收改革的实现就有了条件，中国早日实现税收现代化就有了希望。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只要我们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取得中国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各项税收改革的成功。作者相信，中国财政、税收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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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劲.商品中增值税转移变化研究――论增值税征收模式[J].经济研究导刊，2010，(13).[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