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形而上学的形上之思

[摘要]我们曾经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然而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终结。人总要有形上之思的存在，形上之恩的存在，是人的超越本性使然，更是哲学存在的理由。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是形上之思的不同样态。在当代，形上之思以“后形而上学”的样态存在，哲学自黑格尔之后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

[关键词]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形上之思

[作者简介]李艳梅，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助教，辽宁　阜新123000；李冬梅，沈阳建筑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辽宁　沈阳110168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2-0040-03

在西方精神的延续演变中，形而上学曾经荣耀无比，就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然而随着尼采的奋起杀死上帝的壮举，形而上学“终结”了。哲学失了形而上学的寓所，“无家可归”了。据说它将被“消解”(德里达)，并正在被消解，也将弥散于“后哲学文化”(罗蒂)的大哲学文化中，大而化之了。当思考变得浅层化、平面化的时候，对问题的深层次开掘又困扰着我们，我们不禁要问：当作为哲学的代名词的形而上学被“颠覆”了之后，人类的“形而上”的超越本性将由什么来承载?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形而上学不仅是哲学的代名词，它更承载着人类理性的终极诉求和人之对人之为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超越本性的实现。无论我们怎样以颠覆、拒斥、消解的方式在抗拒着曾经辉煌的形而上学，我们却无法摆脱人之为人的“形而上”的本性，即使人“已经死了”(福柯)，“形而上”的本性仍纠缠着我们。形上之思的存在，是人的超越本性使然。传统的形而上学只是人之历史生成某一阶段的理论表现形式，只是人的形上之思的一种样态，它无法承载形上之思的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只是形上之思的阶段性完成，而形上之思将在对形而上学解构的废墟上重建。现实的人对人的生存的反思及其形而上的表达将以后形而上学的样态呈现。当代哲学正处于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超越之后的后形而上学时代。

一、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是形上之思的不同样态

形上之思源于人的形而上的超越本性。古希腊人起于“讶异”的“追问”是人的形上之思的最始源性的表现。形上之思就是“追问”。“沉思执著于追问。追问乃通向答案之途。如若答案毕竟可得，那它必在于一种思想的转换，而不在于一种对某个事态的陈述。”此“追问”之思不是对常识的物与事的问与答，是对思想的追问与反思，是在形而上维度的追问与反思，是对现实现存世界的表象存在的终极追问，并具有对其进行终极关怀的目的指向。自从人开始逐渐从完全自然的人脱离开来始，这种终极追问与终极关怀就与人的成长相生相伴，它源自人的形而上的“本性”。人类追问世界的本质、本源，追问人与世界的关系，追问人自身，追问人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等等，无疑都源于人的“本性”，并成为形上之思的不同样态的根本内容。在人类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始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古希腊人的形上之思应是多种样态的丰富的“追问”，然而自柏拉图始，“形而上学”却遮蔽了形上之思的丰富性。自柏拉图以降，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成为了形上之思的唯一样态，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了形上之思的代名词，二者混淆在了一起。当康德说“无论何人，当其理性成熟到可以思辨时，就常有某种形而上学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时，我们可以体会“某种形而上学”的指称隐含着“形而上学”不是单一样态的，并且在“某种形而上学”背后一定有一个“元”形而上学存在。其实康德之所以要寻求“未来形而上学”，也就是在寻找“元”形而上学的不同样态。这个“元”形而上学也就是形而上学之“源”，也就是源于“讶异”的“追问”，即形上之思。而当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时，这里作为“本性”的“形而上学”指称的也不是传统形而上学，而恰恰指的是作为始源的“形上之思”。因此，肇始于柏拉图的传统形而上学只是形上之思的一种样态，当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于黑格尔之后，终结了形而上学的形上之思不应走向虚无和弥散，而应走向建构性的后形而上学，这也是人之为人的超越本性使然，是由人的“形而上”的本性决定的。后形而上学作为形上之思的另一种样态将同样承载人的超越的“形而上”的本性，并以对现实现存世界的人的终极关怀为其旨归。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应该同属于人的形上之思，是人之为人对形而上的一种追求，是人对超越的“形而上”本性的实现。

二、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后形而上学的开启

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后形而上学的开启是始终纠缠在一起的，如果一定要划上一个界限的话，那一定是以黑格尔为界限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讲到：“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哈贝马斯也曾说过：“我们的处境和黑格尔的第一代弟子并没有本质区别。当时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已经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别无选择。”因此，从黑格尔之后，至哈贝马斯的哲学家们同处于后形而上学这样的一个大的哲学时代背景之下：黑格尔终结了形而上学，此后，形上之思开启了后形而上学的维度。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应是以尼采的奋力一击开始的，但是随后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哲学史上又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与试图重建存在学并行的情况，这是以柏拉图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回光返照”式的努力。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试图重振形而上学，他们在尼采以及之后的后现代的哲学家们努力去消解、解构形而上学之后出现虚无主义的时候，试图以存在学重建形而上学，此努力真正反映了人对“形而上”本性的无法摆脱。然而这次努力的最终失陷于形而上学，也同样标示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已无力挽回。因此，从尼采、马克思之后，直到哈贝马斯，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的纠缠始终存在，这种纠缠彰显了一个事实，即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同是源自于展现人的“形而上”的超越本性的形上之思，它们是形上之思的不同样态，在其展开过程中有其同源性和前后相继的相关性。

形而上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人类就想为自己寻找和确立一个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阿基米德点”，追求和创建精致、完美的形而上学是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永恒不变的理想，然而形而上学的历史却是伴随着其研究重心不断下移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的还有人的不断显现的过程，也是理性的不断呈现的过程，同时也是形而上学大厦不断摇动和遭到质疑的过程，并最终终结于黑格尔，走向后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休谟以前属于哲学快速发展时期，形而上学被视为哲学的代名词或是“第一哲学”，这时候的哲学家只在意形而上的理念世界，流变的生活世界易逝且不真实，形而上学真的是高高在上，在对真理的诉求中，他们认为真理应当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特征，真理不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过运用范畴进行逻辑演绎，对“是”及“是什么”的追问，就当然被看作是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保证，并因而被认为具有客观性。同时对“是什么”(是者)的追问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是”的规定，“是”作为其全部逻辑体系的开端，形而上学就是对其的不断追问。这一阶段的思考领域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实体形而上学研究的重心高高在上，研究的对象在主体之外，确信在流变的感官对象背后必定存在一个稳定与完美的世界，而哲学家的最终使命是去揭示这个世界。柏拉图哲学完成了两个世界的划分，把眼前的流变的可感世界看作不真实的，而通过理性抽象出一个“理念”世界，把理念世界看作根本，作为流变、可感世界的范本而存在，我们所认识的事物都在努力地、不成功地模仿着那些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完美对象。哲学家所做的工作是以理论静观的方式在“理念”世界中，寻找着有限的可感世界的本体，想要达到绝对的认识。为了保证认识的绝对性，理念只与理念相关联，理念的知识是一种完满的，只能恰如其分地属于“上帝”，而局限于有限的可感世界的个人是无法获得的。哲学家的全部工作只在理念世界中开始与结束。柏拉图所奠定的理论基调在其后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得到一以贯之的贯彻。

传统形而上学在康德那里遇到了严重挫折。近代哲学兴起而反对经院哲学，凸现了人的主体作用，使哲学尽力摆脱人之外的权威的束缚，虽然使人的理性成为了新的权威并具有了神圣性，但是其研究重心下移成为了形而上学研究中不争的事实。康德哲学使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柏拉图至康德以前哲学主要是依靠理性自身的逻辑力量对普遍本质、终极因的追求和认识，哲学曾经成为“科学的女王”，但是到了近代，由于唯理论只注重用理性的方法来认识本体，从而演绎出关于本体的绝对知识，这种独断论观点遭到经验论特别是休谟的批判，哲学成了“流离失所的妇人”。形而上学面临的危机使康德不得不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康德的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人是什么?人是康德始终关注的焦点，康德对其以前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无人”状态进行批判，对人的理性的能力进行划界，试图建立真正的“未来形而上学”，使哲学研究的重心下移，并使哲学在“人的理性”指挥下工作。然而，康德仍然没有摆脱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基调，工具理性的神圣性使“人”必须退回到幕后，康德哲学留下了一个人所无法认识的自在世界。

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黑格尔形成了庞大的体系，完成了他的一切可能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终结了形而上学，并使其思考的重心进一步下移。黑格尔哲学是康德哲学的必然和继续，是近代哲学甚至是始自希腊的整个理性形而上学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完成。“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这里的“终结”应是一种“可能性的聚集”，也就是说，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庞大的哲学体系，这种庞大的哲学体系已穷尽了传统形而上学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传统形而上学应走向“终结”了。另一方面，这里的“终结”又是一种“位置”的转换，即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换。也就是说哲学并未在黑格尔那里“消失”，它将开启另一种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新角度，正如恩格斯所说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可见，只有从这种角度或者思维方式去理解恩格斯所说的“终结”，才能真正把握黑格尔的“终结”对于形上之思向后形而上学敞开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真正意义。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已经扬弃了近代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把人的“活动”或“劳动”作为人的自我发生的“中介”。马克思这样评价黑格尔：“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的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一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虽然黑格尔所知道的劳动只是精神劳动，但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自我产生自我创造的过程是借助“劳动”这个中介才得以完成的。黑格尔已经把哲学研究的重心降到了形而上学框架内的最低极限，黑格尔的范畴，比如，实践、劳动等只要跳出其体系就不是完全“形而上”的范畴，绝对理性也使理性完成了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全部可能，黑格尔不能跳出其形而上学框架，只能去寻求绝对理性，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的无限性即思维的无限性，无限的存在即无限的思维。西方形而上学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它的极致，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达到了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为形上之思向它的另一种样态即后形而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切可能。

形而上学“终结”于黑格尔，并不意味着结束和退出人类的思维领域，人类的思维方式无论如何转变，都不能完全摆脱原有的思维方式，作为形上之思的“曾经是”，形而上学一定会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存在。后形而上学作为形上之思的“未来”样态，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要延续形而上学的思想遗产，这一纠缠与清理的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将是又一次漫长的思想过程。因此在黑格尔“终结”了形而上学之后，在经历了尼采、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后现代的拒斥、解构之后，直到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到来才明朗化。哈贝马斯以其交往理性和主体间性为思维基础，面向“生活世界”的实践，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同一性、永恒性、必然性等思想观念，同时，尖锐批判在黑格尔哲学之后出现的唯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去中心性等，把形上之思推进到富有建设性的后形而上学的时代。然而，时代特征的明朗化，并不意味着理论形态的明朗化。就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理论而言，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为理论诠释其“后形而上学思想”是否恰当尚需研究，不过后形而上学绝不是单一的样态却是可以确定的。后形而上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回到形而上学的单一样态中去，形上之思离开形而上学的专一宰制性的思想样态必将向多样态的后形而上学敞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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