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路事件”应对策略分析

[摘 要]中东路事件，是在东北亚十分复杂的国际局势下爆发的。由于苏联、日本、南京政府、东北当局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交错和冲突，所以在事件爆发后各方态度差异明显。共产国际有坚定的立场，日本人有不怀好意的打算，南京政府在平衡着各方的力量。而尚处早期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站在共产国际一边，应当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形下使用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一是出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二是出于反击政权的需要，三是出于保卫无产阶级祖国的需要。

[关键词]中东路事件，策略

中东路事件是对1929年发生的中苏冲突的总称谓。1929年7月，张学良执掌的东北政府突然决定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在当时东北亚的国际环境下，采取武力接管中东路，必然导致中苏的武装冲突。苏联出兵中国后，东北军一触即溃，丧师失地，情势危殆。后经美国人调停，冲突双方订城下之盟，苏俄原有权益得到恢复，苏军撤出东北。经此冲突，东北军实力大为削弱，原本脆弱的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对东北一直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坐收渔利。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成立刚刚八年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与共产国际站在一边，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无论在当时还是在这以后的数十年，人们对中共中央当时提出的这一口号都充满了争议。然而，如果客观地分析中共当时的处境，就不难发现，这一口号实际上较好地表现了中共在应对复杂时局的策略。

一、中东路事件始末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1896年，俄国人从清朝政府手中取得横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这条宽轨铁路连同从哈尔滨到旅顺军港的支线（实际上又纵贯整个东北）到1903年全部完成，被命名为“东清铁路”。俄国的东省铁路公司取得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1）于是，在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了一个远比普通租界规模庞大、不受中国管理的“国中之国”。俄国人借此可以控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战败后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割让给日本，日本人得以控制了该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称“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继续被俄国控制。该铁路和中国铁路路轨宽度不一样，不能同中国的铁路接轨。

1924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了表明平等对待中国的态度，先后与中国政府以及东北当局签订协定，确定中东路长春以北路段由中苏合办。（2）但事实上，仍基本维持“国中之国”的状态。

1928年，张学良宣布归附中央政府，中国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随后，张学良愤怒声讨俄、日两大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1929年7月，张学良执掌的东北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决心夺回失去的，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着手收回中东铁路。7月10日，东北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苏联方面高级官员全部免职，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青团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此时，列宁已经逝世，接替列宁出任苏共领导人的斯大林则以强硬态度而闻名于世。张学良着手收回中东路的同时，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斯大林命令苏军在中苏边境黑龙江吉林段准备武装介入。8月14日，苏联动用先进武器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东北军迅速被苏军击败，东北多处地方被苏军占领。

到11月中旬，东北军已经败得不能再败了。加上南满地区日本军队的异动，中苏双方的代表很快在伯力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草约》，约定两国立即停战，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中东路事件至此宣告暂时和解。经过四个月的硝烟和喧嚣，一切又回到了战前的状态。不仅如此，中东路事件期间，苏联还趁机占据了我国领土黑瞎子岛，成为日后中俄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

中共党内在中东路事件上虽然也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意见分歧，但以中共当时的处境，站到共产国际这一边，成了必然的选择。而且随着事件的发展，这一选择变得越来越坚定。

中东路事件爆发几天后，192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洲省委的指示信》，指出中东路事件不是或张学良某一军阀的单独行动，而是他们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共同行动，中苏共管中东路，在于不使中东路单独交给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军阀所谓收回中东路自管，是欺骗群众，真意是想利用中东路事件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从而转移群众视线，使群众走上反苏的道路。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必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对付这一事件。

五天后，中共满洲省委就中东路事件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经过几次讨论，省委同志认为：（一）中东路事件虽然是由军阀出头，但它仍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二）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加紧同苏联的矛盾，会减轻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三）这一事件的前景会促进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战争的准备时期更加缩短。二十二日，省委把对形势的分析意见写成政治通讯，发给各级党组织，并责成各级组织和党团同志除了秘密的宣传、鼓动外，还要利用公开的可能，通过出版刊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各种形式扩大宣传，以启发群众的觉悟。

中共中央在指示信中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则加强了中央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因此，深受共产国际影响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公开支持苏联，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3）

前总书记陈独秀这时虽然已经离开了中央高层，但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对中共中央的做法专门致信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4）为此，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并明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同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将陈独秀开除出党的处理，说明这时的中共已经坚定地站到了维护苏联的立场上。（5）

三、为什么采取“一边倒”策略

中东路事件中，虽然张学良执掌的东北政府违约在先而强行收回铁路，但无论从道义、法律还是从革命原则上，这都不能构成为苏联武装进入中国辩解的理由。中共中央之所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应该看成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形下使用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形成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出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东路事件发生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渡过了它八周岁的“生日”。对一个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政党来说，这样的“年龄”还只是处在幼年时期。它的生存以及发展壮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在1929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被政府所剥夺，此时正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生存问题。中共高层领导深知，要使党更好地生存下来，等待将来发展壮大的机会，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早期中共领导人心目中，共产国际本来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共产国际站在一边，为苏联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二是出于反击政权的需要。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前，国、共两党虽然有过短暂的合作，但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分共”后，两党便处于绝对的决裂状态。执掌的政权在“四一二反革命”中，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让幸存者刻骨铭心。两党的隔阂、仇恨在中东路事件爆发的时候，可以说处于最严重的时刻。张学良执掌的东北政府强行收回中东路时，已经通电归顺南京中央政府。在收回中东路之前，张学良与在北平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按常理推测，这种涉及国家重大外交的事件，张学良一定会与蒋通气，以取得中央政府的支持。综合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共中央为什么在中东路事件中坚定地站在苏联这一边。更何况，张学良在回收中东路时还表示，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这样一来，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三是出于保卫无产阶级祖国的需要。马克思曾说，工人没有祖国。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工人就有了祖国，这个祖国就是苏维埃俄国。列宁去世后，列宁主义的目的与手段、理论与实际的辩证法分裂为二：一边是有原则无手腕的托洛茨基，一边是有手腕无原则的斯大林。结果手段战胜了目的，现实战胜了理论。在对外关系方面，革命的道义原则与目的被抛弃，阶级的和国际的退缩为民族的和国家的。原本分别代表国际共运利益的共产国际与代表国家利益的外交人民委员部，都成了斯大林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前者要输出革命，后者要维持外交关系，但最终都要服从其国家利益。结果是苏俄的利益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中共“保卫苏联”这一口号，应当出自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这一判断。

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同志们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在群众的前面，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6）然而，共产国际的赞扬并没有抵销这一事件给中共带来的消极影响。至少，“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道义上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相当数量的国内支持者。尽管如此，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处境，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坚定地支持苏联，应当是可以理解的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1）《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924年5月31日，详见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

（2）《奉俄协定》，1924年9月，详见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

（3）中共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洲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7月，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

（4）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详见《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上海民志书局1929年10月版

（5）《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

（6）《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文件》，文学出版管理局1935年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