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希望灵魂在文字间闪光

万方很庆幸，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曾经活在她身边，使她得以一直看着他生命的进程，得以敞开心灵，接受着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告诉她：“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写的时候也不可能。”现在万方写得多了，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些话的含义。万方说：“写作的对象是人，作家永远在观察人、捉摸人。我越来越相信每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理由的，我不愿意评判，生活几乎是无法评判的。写作应该是去发现隐藏在生活表象之下的那些理由。事实上对人了解得越深，就会越宽容”。

万方简介：

1952年生于北京，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女儿。“”中到东北插队，后做部队创作员，现为中央歌剧院编剧。

万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同时创作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本。主要长篇小说有《明明白白》《幸福派》《香气迷人》等。主要电影作品有改编自其父的话剧《日出》，并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黑眼睛》获中国优秀电影“华表奖”。主要电视作品有《牛玉琴的树》，获中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电视连续剧《空镜子》获中国优秀电视剧“金鹰奖”。还有电视剧《空房子》《走过幸福》《你是苹果我是梨》《女人心事》等也广受观众喜欢。

采访手记：

喜欢万方的作品，是从一部电视剧《空镜子》开始的。

我想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都会对剧中那普通的一家人，那一个个有个性、有特点、活生生的人物记忆深刻。因为无论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还是他们的语言、行为都那么真实地记录着我们身边普通人的生活，因此也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和对人物命运的关注。

记得《空镜子》播出时，就有人评论说：万方“藏得很深”，她笔下的人物总让你不能简单地喜欢或不喜欢，他们身上的可爱与不可爱之处糅在一起，传达着当代人复杂的心情和处境。仔细想想，这个评价的确很有道理。可是，万方怎么就能把自己“藏得很深”呢？仅仅因为她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女儿，还是因为她自己亲身的经历以及多年历练的厚积薄发？

后来又看了万方的《走过幸福》《你是苹果我是梨》以及正在播出的《女人心事》，这一个又一个好看的生活剧集都让我对万方这个人和她的作品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我总想从她那里为我的疑问找到答案。

刚好，今年是中国话剧百年诞辰，这很自然地又让人们想起曹禺、想起老舍这些话剧界的前辈和大师，再加上天津曹禺故居即将修复完成、天津人艺排演的曹禺几部剧作也即将上演，我便有了采访万方的最佳时机和理由。

那是北京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在万方老师家的客厅里，她一边为我们打开空调，一边柔柔地说：“我特别怕人家采访我，也不会成篇大论地说话，像电视采访那种我是能拒绝就拒绝。写东西是靠自己琢磨，如果让我说也说不出什么来，谈自己更不行，也就回答些具体问题吧。”

面对这样一个质朴、谦逊又平易的知名作家，“为什么会选择写作”应该是最简单、最具体的问题了。

但万方老师回答起来却并不简单，其中还透着些沉重。

“”开始时，万方才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父亲被打倒，被揪斗，她这个“黑五类”的子女，不允许进教室，只能坐在教室外面，一坐就是一天，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没有学上就只好下乡插队，18岁时她又到当了兵，因为前进歌舞团的政委很佩服曹禺，听说这个女孩儿是曹禺的女儿，就把她招到团里做了创作员。

万方说：“我之所以后来选择了写东西，是因为没有机会学别的。如果上了高中、大学，也许就会选择别的专业。因为我父亲并不愿意女儿们去搞创作，我想他是认为做这一行很苦，再加上种种政治因素，人们创作出来的东西可以被说成是经典，也可以被说成是毒草。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搞自然科学，离政治远一些。结果，我大姐做了医生，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医学实验室工作；我二姐搞音乐，后来做音乐研究；我妹妹搞的是公用卫生，我正好卡在中间，又没有赶上上大学，最后只好选择了小时候最受影响的一种职业，拿起笔开始写东西。”

但这看似无奈的选择却让万方和父亲的交流与沟通越来越多，也越加深刻地懂得了自己的父亲，并在不断的写作中获得了别人无法体会的美妙与快乐的感觉。

她从写小说开始，写自己熟悉的事情，写自己的情感经历。那时她不敢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父亲看，直到她发表了《杀人》这个与她自己生活反差很大的小说时，父亲看到了，他对万方只说了简单的两句话：“你真的行，小方子，你可以写出好东西。” 这就是父亲对她的评价，他还希望女儿能站得更高一点，能够超越自己，他还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天才是‘牛劲’，是日以继夜的苦干精神。你要观察，体会身边的一切事物、人物，写出他们，完全无误写出他们的神态、风趣和生动的语言。不断看见，觉察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

万方很庆幸，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曾经活在她身边，使她得以一直看着他生命的进程，得以敞开心灵，接受着来自父亲的影响。她也曾问过父亲写东西时的感受，父亲告诉她：“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写的时候也不可能。”现在万方写得多了，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些话的含义。万方说：“写作的对象是人，作家永远在观察人、捉摸人。我越来越相信每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理由的，我不愿意评判，生活几乎是无法评判的。写作应该是去发现隐藏在生活表象之下的那些理由。事实上对人了解得越深，就会越宽容。于是，写作对我来说就成了一件很神秘的事儿，时常能出乎自己的意料，乐趣也就由此而生了。”

许多年万方一直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等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游走着，但在她的内心却总有一个割舍不下的话剧情结。从小她就随父亲到剧场去看话剧，舞台吸引着她，灯光吸引着她，排练场和剧场的气氛都吸引着她，尤其是话剧那活生生的魅力更是紧紧地抓住了她，她一定要写话剧。

就在去年年底，万方的话剧处女作《有一种毒药》，作为纪念戏剧大师曹禺逝世10周年的作品，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了舞台，共上演了30场，观众反响非常热烈。万方自己也在这其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欣喜与快乐。她告诉我：“以前有人问过我，爸爸是曹禺对你有没有压力？我一直都觉得没有，因为我没有办法与他相比，但当我写话剧的时候，我才发现这种压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是无形的。为什么我到现在才写话剧，是我一直都不敢写。爸爸没有写过小说，我敢写，他没写过影视剧，我也敢写，但一想写话剧就不敢下笔。说实话话剧真是难，它与写小说和电视剧不同，它需要更大的速度、更强的压缩，既要让观众很快弄清楚剧中人物的关系，又不能一览无余，和盘托出，同时还要让剧中人物的感情成为观众共有的感情。记得父亲告诉我，《雷雨》是他想了5年才写出来的。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而我要写话剧时才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东西最终都会成为戏剧，它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深刻的思考。”

如今，写话剧成了万方觉得最过瘾的事，也成了她写作经验中最好的经验。今年她又写了《关系》一剧，交给了北京人艺，虽说这仍是写男女之间的纠葛，但万方想尽可能写得透一点、写得好看一点。同时，她也在把《有一种毒药》改编成电视剧，她觉得自己的这种情形就像练武功，十八般武艺、不同的兵器，一招招练来便弄清了它们不同的形状、性能和路数，脑子更清楚，手脚也练得更利索。回想这些年的写作经历，她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点点掌握了其中的奥妙，走进了父亲指给她的迷人的创作境界。

说着这些话，我看到万方的脸上满是愉悦与祥和，眼中也充盈着兴奋与快乐。当摄影记者提出要为她拍照时，万方就那么素面朝天地坐在镜头前，很随意地用手拨弄了一下额前的头发，朴实又自然地露出她一直挂在脸上的笑意，然后还为我们特意找她与父亲在不同时期一起拍的照片。看着那一张张记录着父女之间深情的画面，又引出了我们更多的话题……

记者：在别人的眼里，曹禺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戏剧大师，在您的眼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万方：他是一个特生动的人。外人未必能看到他的很多面，有的只能看到他的一面，有的只能看到他的社会身份，而更多的人只能看到他的作品。作为女儿，我了解他，他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不是一个斗士。因为他出生时母亲去世，这对他影响很大，让他从小就多愁善感，虽然继母对他很好，但仍有一种哀痛在他心里。因此在他的剧作中，对女性总会寄予很深的同情。在亲人面前他是一个很感性，也很率性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也从没觉得他有多么威严，反而会经常听到他在检讨自己、批评自己，说自己这点做得不好，那点做得不对，有时也会见他发泄一下对现状的不满。在生活中他又是一个很随和、没有太多物质要求的人。总之他给我总的感觉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记者：我们在曹禺的剧作中，总能看到他对于人、对于人性更多的关注，而你的作品着眼点也完全在于对人生状态的关注和对普通人生活的描写，这是你的独特之处，它会不会受了父亲的影响？

万方：首先是父亲对人的兴趣和热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以来，我父亲的手边会有好几个本子，有他的断想，他的日记，也会有一篇篇的人物对话。他也让我注意观察人，听到有趣的事，生动的语言就要记下来。记得父亲说过：“人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无论做学问，做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看不明白，终究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我虽然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长大，也没有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又有很多年底层生活的体验，对人的观察的确让我获益很多，我体会编故事很容易，但这很表面，如果要让所写的人物扎扎实实地活着，就要找到并摸透人物活着的状态，这个人物才有血有肉，才能打动人心。

记者：最近我们天津正在抓紧修复曹禺故居，不久就会作为一处文化景观对外开放。您以前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万方：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陪爸爸去过一次，那一次让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感觉出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所以是他。

天津虽然很近，但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记得当时我们坐着汽车在找，忽然，我听到爸爸很大的声音在叫：“就是它！就在这里！”他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

当时那座两层小楼里住的人都上班去了，我记得只有两个老人。我爸爸都顾不得和主人打招呼，完全沉浸在激动与恍惚中了。只听他自己喃喃地说：这是我的书房，我住在这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有个书童陪我读书……在我看来一间光线昏暗的普通住房，在他的眼里，这些房间都奇异地活起来了。爸爸还一次又一次站住，四下张望，仿佛又回到了他的童年，回到了他过去的那种家庭氛围中，毕竟有一种东西一点点地渗透到他的身体里，影响过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世界。

记者：天津人艺有好几代艺术家都演出过不少曹禺的话剧，您有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出？

万方：可能是因为地域的关系，毕竟城市之间有段距离，我很少能看到天津人艺的话剧演出，但这两年他们到北京演出了《日出》和《原野》我都看，特别是《原野》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因为我这人特怕前卫、出新的东西，开始看到《原野》的演出介绍，有陶俑什么的，我就担心不知会什么样。当时我妹妹正在国内，我还问她和我儿子要不要一起去看，他们都不去，我就自己去了。没想到，感觉真是不错，他们把那种悲剧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那些陶俑、包括它的音乐、音响，我甚至都觉得我爸爸当时写的《原野》可能就该是这个样子。我妹妹他们听我回来一说，又都让我给他们找票去看，他们也感觉很好。我还看过天津评剧院演出的评剧《雷雨》，也还不错，发挥了很多评剧的特点，大段大段的唱段很吃功夫，观众的反响也都很好。

记者：今年是中国话剧百年，您对话剧有什么特殊的理解？

万方：我从来不认为话剧能与影视相比，话剧就是属于小众的。科技发展到今天，电影可以在宽阔的荧幕上极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感官的需求，人们也可以随手打开电视机，有那么多的频道可以随意挑选，各取所需。那么话剧呢？首先它有一定的仪式感，是得人们穿得整整齐齐、正正经经地去欣赏的一个艺术形式，这是它的魅力所在。而话剧的小众性恰恰是它的优势，它是为有思想、寻找些精神需求的人准备的，它那种活生生的表演也是别的形式不能替代的，它可以对人类的境遇做出生动的表现，刻画人类的天性，和观众进行生命体验的交流。对观众是这样，而对创作者来说，如果能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创作，这本身也是满足了作者自己精神上的需要。

今年大家纪念话剧百年，进京展演的剧目很多，但我看的不多，我觉得，百年不过是一段时间而已，大家庆祝是好事，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舞台，关注话剧，但不可能天天纪念，也不可能要求话剧火起来。因为不管是展演，还是民间的演出，只要有观众买票来看，这个演出才会有生命力，才会长久。我认为这样的有生命力的作品应该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精，才会越来越好。

记者：您也曾经和父亲、也和您先生一起把《日出》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又要把自己的第一部话剧《有一种毒药》改成电视剧，您怎么看这种改编的效果？

万方：我一直都认为改编名著就是怀着好心在做一件有损名著的事，肯定是这样的，它之所以是名著，那是因为它从形式到内容一定是最好的，改变它只能减分，不会加分，但也应该承认这种改编会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让更多的人看到一部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