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3 01:59:33
宏观经济数据背后总会是潜藏着一国经济转型的信息密码。对于2月份的中国外贸数字来说，这个特征是相对明显的。
长时间习惯了贸易顺差的人们忽然发现，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月份中国外贸的数据是逆差73.1亿美元。这是2004年以来逆差最高的月份。
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反差，令许多专家关注起形成逆差原因的分析，比如春节因素。
“季节性因素影响”，听上去不无道理。
不过，春节年年都有。在经验上，中国的春节并不太影响国外的需求（出口部门可能安排加班），但可能会影响本国的生产安排（进口需求部门可推迟报关）。如果再考虑2月份通常比1月份要少3天，其出口的相对数额甚至可能略增。
2010年3月份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当时也突然发生了72.3亿美元的逆差，但此后出口逐渐加速，进口则保持平稳，全年下来，仍有1800亿美元的顺差。
2011年中国的外贸还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吗？
时隔一年，国际宏观环境已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包括诸多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对中国出口并不利。
还有，当全球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并持续推进了经济振兴之后，也迎来了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加，国际油价、粮价等显现飙升之势，再加上日本大地震和中东北非的动荡，这种势头似乎难以在短期内有何改变。反过来，它必然推升以加工业为出口主项的国家的生产成本。
况且，有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的大方向是逐步恢复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但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大调整，即金融危机爆发后从美国出逃到新兴国家的大量资金返回美国，这个过程无疑会影响全球投资及市场需求变动。
而从国内生产的要素资源分析：一，货币因素。人民币升值的时滞效应开始体现（即常说的J曲线效应）；二，劳动力因素。各地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在民工荒加剧下，工资博弈成本继续加大；三，水、电、油等资源价格上涨。这些成本因素的叠加，自然会影响2011年中国出口的形势。
可以看到，这种逆差的出现，确实不能简单地概以“偶发现象”。进口石油、粮食等成本会持续上升，加工业的出口优势会遇到成本挤压，而本来占比就不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又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阻击，期望持续地仰赖世界市场的支撑、保持很高的顺差增势，看起来不太现实。
需要跳出逆差去观察。其实，若没有世界金融危机，返回2007年和2008年前半年，重温当时的宏观调控及目标，2011年即将发生的对中国出口导向部门的矫正，不过是一场迟来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长期以来，有几个因素困扰了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结构调整，过度依赖出口导向部门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当然，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源于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部门的成功，特别是出口加工业的振兴，为中国赢得了全球制造大国的桂冠。有经济学家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找到了出口加工业就好像是登上了电梯，“现在还没有成功的案例说明，发展中国家除了依靠出口加工业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路径。”
然而，也应当有一份清醒：你成功地坐上这部电梯后，总有一天要出来的。区别就在于，你是被别人推出来的？还是自己主动走出的？经济学家的此说，相当有哲理。毫无准备被别人推出来，结果可能是自我的灾难；而有自我准备、自我设计的有序走出来，结果会是开启自我发展的一片新天地。
显然，我们应当是后者。因为，我们已经自我发现，越到后面，出口导向部门似乎变得难以持续，发现低价的中国制造补贴了全球，但却以中国劳动力工资长期未能获得与其同步增长、以过多消耗中国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代价。
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将近60%的中国出口由在华外资创造，中国出口200强企业中，将近80%是外资公司。中国生产要素资源价格的扭曲，与“补贴外资”、“补贴全球”有较大关系。
这一增长模式需要改变，现在是最佳时空窗口。尽管我们还有靠规模经营等优势延续出口加工业强势的时空优势，但我们已经主动地意识到了步出“出口加工业高速电梯”设计的重要性。“十二五”期间的一系列指标，如资源消耗指标、土地消耗指标、福利增长指标等，都将对出口部门的转型升级形成倒逼效应。
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长期逆差并逆差逐步扩大的国家，并不可能长期进口大量的消费品。这个现实是应当认清的。但如同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主动走出那部“出口加工业快速电梯”，绝非意味着骤然抛弃那部电梯，明智的做法是，在坐着这部电梯的时候，就找到下一步可以换乘的电梯，至少找到上行的楼梯。
当初，抢上“出口加工业高速电梯”不是一件易事，而不想有任何震荡地换乘另一部电梯，也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仅就加工业来说，当我们找到国内广阔的且存有不同层次的差异化市场需求支撑时，还需要健全上、中、下游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也还需要有效消化那些原本是加工业出口导向模式带来的利好因素可能发生转变的影响。
比如累积了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无疑增添了国力，与此同时，外汇储备的运用、管理及保值升值，就成为一大难题。更要紧的是，持续的顺差，逼迫央行发行等量的基础货币，增加了应对通胀的难度。
逆差的出现，无疑意味着进口的增多。2月份逆差主要就是因为进口价格上升了16%左右。进口虽然会有对国内就业造成冲击的一面，但同时也有缓解国内资源要素紧张状况的一面，搞得好还有利于提高技术进步。
对进口的数据，同样需要进行结构性分析。可以发现，其背后也隐含了中国外贸部门对中国发展方式改变的作用力，这顺应了大国崛起的要求。
具体来说，中国逆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这个意义颇大。
以东盟为例，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主要是来自中国的需求拉动。不仅是东盟，尤其是2009年对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拉动都相当明显。
从全球化角度着眼，这说明在全球产业链新分工中，中国的位置变得越发重要，成为欧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全球新供应链系统的中枢。“不可或缺的地位”，其意义不言而喻。
另一个推动中国逆差的因素是中国与主要大宗商品供应国之间的关系。石油生产国和矿产资源生产国，都将因中国的需求而获益。
无论东盟还是大宗商品生产国，中国对其进口拉动，都将有益于全球经济的重新分工和整合，这对中国自身的转型升级同样会带来积极意义。对前者的进口，将倒逼中国内需部门改变低价策略；对后者的进口则可缓解对国内资源的过度消耗。
从战略角度来说，进口并非越多越好，需要制定进口战略规划。一是进口那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提升商业水平的商品及劳务；二是增加对包括能源、矿产、粮食等战略物资资源进口；三是审视高端服务行业的引进。对于中国如今的经济规模来说，引进服务业难免会对国内产业形成冲击，但同时也会增加竞争力和鲶鱼效应。
总之，逆差并不能简单地概以偶发现象，它包含了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