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锡勇《美国合邦盟约》译本考论

[摘要]蔡锡勇是晚清首批接受西学训练的学生之一。他先后在广州和京师同文馆学习，先绪四年随驻美、日、秘公使陈兰彬出使美国，担任驻华盛顿使馆翻译。他驻美期问翻译了《美国舍邦盟约》，即今日美国联邦宪法。由于中西文化传统不同，蔡氏译本无形中对原文内容进行了“改造”：一是将作为最高建国原则的“eonstitution”，翻译为带有政治联合色彩的“盟约”：二是将国家与地方并存的复合共和制，描述成偏向于中央集权的民主制。不过，该译本所体现出来的新的话语表迭，以及其对美国政制和人民权利的规定，仍然对中国儒家学说带来了巨大冲击力。1897年于《时务报》刊发后，《美国合邦盟约》进入了康有为等人的视野，成为他们改造传统“民本”思想的一种知识参照。

[关键词]蔡锡勇　京师同文馆　《美国合邦盟约》　民权学说

[中图分类号]K207；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092－10

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蔡锡勇的名字少为人知。即使有人闻见其名，也很少了解其早年的履历和行事。多数研究仅仅关注其创立速记学、协助张之洞洋务等事，而不知蔡氏早在驻美期间已翻译了美国联邦宪法及十五条修正案。这与蔡氏在西学东渐史上的贡献，实不相符。有鉴于此，本文在勾勒蔡氏早年履历的基础上，对其翻译美国联邦宪法一事进行了史实考证。进而，又以蔡氏美国联邦宪法译本为中心，分析了美国“eonstitution”传人中国过程中的“再生”问题及该译本在晚清思想史中的意义。

一、从广州同文馆到驻美使馆

蔡锡勇，字毅若，福建龙溪(今龙海)人。有些资料称蔡氏字“毅敬”，目前看来没有依据。关于蔡氏生年，各种材料说法不一。其中有1847年之说，有1850年之说，更有1845-1851年间之说。实际上，史料已提供了答案。同治六年(1867年)，两广总督瑞麟送广州同文馆学生进京咨文巾，附有一份学生人员名单，其中提及“蔡锡勇，汉人，年二十岁”；同治十一年(1872年)，广东将军长善再次送学生进京时，又附了一份学生名单，其中提及“蔡锡勇，年二十五岁，福建龙溪县监生”。照此推算，蔡氏应生于1847年。这一时间也与蔡氏家谱的记载相符。

同治三年(1864年)，17岁的蔡锡勇进入了广州同文馆。在同文馆中，他除学习汉语、满文与算学外，专攻英语。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他的学习情形如何，不过，同治十年(1871年)，两广总督瑞麟曾在奏折巾提到学生的学习情况：“设馆以来，诸生奋勉学习，著有成效者尚不乏人，两次考试，作为生监共十一名。旗籍诸生成皆踊跃，惟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其学习西语者民间固有之，而偶有招入官馆肄习者，始愿不过希图月间膏火，迨学习一二年后，稍知语言文字，每有托词告病出馆，自谋生理，而于始终奋勉学生有用者，实难得人。”按照瑞麟的说法，广州同文馆中的汉人学生似乎用功不够，学习不良。但是，从各种材料来看，蔡锡勇的成绩应属上等。同治六年十一月，广东向京师同文馆推荐6名学生参加考试，其中包括蔡锡勇，而且还名列第一位，这说明蔡氏的学习成绩当属前列。蔡锡勇等人到达京师后，住在新成立的天文算学馆。总理衙门负责人“先以汉文译作洋文，继令将洋文照会译成汉文，嗣又以算法各条令其逐条登答。该学生等文理俱各明顺，登答均无舛错”。其中蔡锡勇表现最为优秀，被授予“监生”称号。但考试结束后，南于种种原因，蔡锡勇等人并未被京师同文馆留下，而是“仍照原议分别派充(广东)将军、督抚各衙门翻译官”。

同治十年，京师同文馆再度急调上海、广州两地方言馆学生进京。广州同文馆原来报送了14人，其中亦包括蔡锡勇，但蔡锡勇与那三、左秉隆3人很快又被排除了。据广东将军长善说，其原因是“讵意该生等恳求保举，当将翻译官撤退，扣除送京，仍留该生等衣项，在馆学习，如一年后果能立品悔过，再行开复，知照保奖在案”。由此来看，蔡锡勇等3人并不愿意到北京继续学习，而是想早点谋求差事。次年，广州同文馆又向京师同文馆推荐了蔡锡勇：“兹蔡锡勇等一年以来，颇知愧奋，现在照章奏请，给予升阶。”同治十一年，蔡锡勇与那三、左秉隆正式进入京师同文馆学习。在京师同文馆期间，蔡锡勇随丁韪良、李善兰等人学习。目前，我们同样不清楚他此时的学习情形。笔者只在相关材料中，看到他曾经参加同文馆组织的数学难题解答，并在《中西闻见录》上发表过《节译几何新本圆径求周法》一文。由此可见，蔡锡勇学习的课目应该包括数学。另外，蔡锡勇赴美期间喜欢旁听司法审判；回国办理洋务时，又以通晓西方法律而为张之洞所依赖。因此，蔡锡勇在京师同文馆期间，很有可能学习过有关西方法律的课程。而在当时，丁韪良恰好酝酿开设万国公法课，为蔡锡勇提供了学习条件。

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日、秘公使，陈兰彬随即奏调蔡锡勇担任英文翻译。对此，两广总督刘坤一有所耳闻：“即广东亦早设同文馆，名异实同，初议兼用满汉生徒，此次荔秋星使走调之蔡悴锡勇，系由此馆出身。”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蔡锡勇随陈兰彬抵达美国，开始了3年多的国外生活。在此期间，公使陈兰彬曾率员前往西班牙和秘鲁。不过，从各种资料来判断，蔡锡勇似乎并没有跟随前往，而是长留华盛顿担任翻译。

二、在美翻译《美国合邦盟约》

蔡锡勇在美期间，没有像其他出使人员一样留下详实的出使日记，其同侪的日记也很少提及蔡锡勇。陈兰彬在《使美纪略》中，仅提到蔡锡勇两次，且俱为无关紧要之处。其中一次为：“九月初三日，兰彬与副使容闳率同参赞容增祥，翻译陈言善、蔡锡勇俱用行装，并同洋员柏立乘马车”，往见美国总统。另一次是在《纪略》末尾，陈兰彬表示写作时参考了陈、蔡等随员的记录。副使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追述甲午战争时顺便提及蔡锡勇：“蔡君前在公使馆为予之通译兼参赞者也。”对于蔡锡勇的其他情况，则只字未及。可以说，在蔡锡勇自己及其同侪笔下，没有出现任何有关他翻译美国宪法的信息。

不过，蔡氏曾透露过他驻美期间的某些个人生活。他在自己的速记著作《传音快字》序中回忆说：“余昔随陈荔秋副宪，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四年，翻译之暇，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还纷纭，事毕各散。”这说明蔡锡勇驻美期间，曾经投入过很多精力，从事除使馆翻译之外的工作。但是长期以来，少有学者注意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不仅说明蔡锡勇对西方政治和司法感兴趣，而且还隐含着一个没有言明的重要信息，即蔡锡勇驻美期间翻译了美国联邦宪法。光绪七年(1881年)，新闻界曾报道过蔡氏翻译美国律法一事。当时，蔡锡勇刚刚卸任回国，以介绍西方新闻为主的《西国近事汇编》便了这样一则消息：“中国驻美使署有随员蔡锡勇译成美国律法一书。该员在美三年，广交天文历学之士，时往公议堂及律师处留心考察，译成此书，详加注解。经钦使咨送总理衙门，想邀懋赏矣。”这则消息称蔡锡勇翻译了“美国律法”，并未 明说即是美国联邦宪法。不过，既然送请总理衙门邀赏，肯定不是一般的法律条文。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以善办洋务、通晓西学著称，并且两度人值总理衙门的张荫桓，奉命出任驻美、日、秘公使。当他抵达驻美使馆以后，发现了一份汉译《美国合邦盟约》。张氏说他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译本，也没有见过类似的译本，所以将其全文照录在日记中，并在后面注日：“此项译文，不知吾华有无刊本，录于简端，以资考核。”就其文字内容来看，张荫桓所录即为《美国联邦宪法》，但是张氏在日记中称其作者为“蔡毅约”，而与《西国近事汇编》所称的“蔡锡勇”不符。那么，蔡锡勇与蔡毅约是否为同一个人?这两件事到底有没有关系?由于《西国近事汇编》未提供译文，仅凭这两份史料，尚不足以作出判断。帮助笔者解开迷惑的，是戊戌前夕《时务报》刊发的一篇译文。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5日)，《时务报》发表了一份署名“厦门蔡锡勇译”的《美国合邦盟约》。经仔细对照，笔者发现此篇《美国合邦盟约》与张氏日记所录，除个别字词外基本一致。这样一来，事情就非常清楚，张荫桓所谓“蔡毅约”就是“蔡锡勇”，《西国近事汇编》所称“美国律法”即“美国合邦盟约”。至于‘‘蔡毅约”，则可能是蔡锡勇之字“毅若”的笔误。

时务本与张录本在个别地方的措辞略有不同(下简称《时务报》刊本为“时务本”，张荫桓所录本为“张录本”)。如在第一章中，第二节第一款，张录本为“各邦亦分上下两院”，时务本则为“各邦各有邦会，亦合上下两院”；第四节第二款，张录本为“国会每年至少须聚会一次，以洋十二月内第一次礼拜一为期”，时务本则为“国会每年至少须聚会一次，以西十二月内第一个礼拜一为期”；第八节第五款，张录本为“国会有权饬将钱币”，时务本则为“国会有权饬铸钱币”；第八节第九款，张录本为“巡按署及合众国按察司署”，时务本则为“巡按署及合众国按察使署”；第八节第十二款，张录本为“惟筹饷不得逾两万之需”，时务本则为“惟筹饷不得逾两年之需”。在第三章中，第一节第一款，时务本比张录本多一按语“又日上法院”。在合众国续增盟约中，第十一章，张录本为“无论本国列国之民，不得因例案争端兴讼”，时务本则为“无论本国外国之人，不得因例案争端兴讼”。另外在很多地方，张录本用的是“都城”，时务本则改用“京师”；张录本用的是“一次礼拜”，时务本则改用“一个礼拜”。

就措辞来看，1897年时务本应该是1886年张录本的修订版。或许，蔡锡勇回国时随身带了一份副本。日常工作之余，又对译文进行了改订。《时务报》主持人汪康年与蔡锡勇同人张之洞幕府多年，相互之间应该比较熟悉，有可能从蔡氏处见到此本，最终予以刊发。不过，从其后人根本不知《美国合邦盟约》一事来看，蔡锡勇保存译稿的可能性似乎又很小。相反，根据各种史料，《时务报》主持人经由张荫桓日记获知这一译本的可能性倒是较大的，因为载录蔡氏译本的张荫桓《三洲日记》，恰好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即蔡氏时务报译本发表的前一年刊行于北京。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皆与张荫桓相熟而又对西学兴趣甚浓，按理说应该不会错过。他们最初看到的，或许就是张荫桓《三洲日记》中的抄本，只不过在发表时邀请作者进行了修订而已。

三、从西到东：“Constituion”的再生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晚清法学翻译主要集中于国际法领域。由丁韪良主持翻译的译著如《万国公法》、《星轺指掌》、《公法便览》等书，在引介西方国际法的同时，亦触及西方国家政治理论。其中，《万国公法》还简要介绍过美国联邦宪法。慕维廉的《大美联邦志略》也介绍过美国政制以及联邦宪法。㈣不过，总体来说，这些引介零碎而模糊，并非完整的直接对译。因此，蔡锡勇翻译美国联邦宪法时，没有多少资料可供参考。换一个角度说，《美国合邦盟约》有可能是国人首次将“constitu-ion”引入中文语境的一种尝试。

英文“constitution”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意为规定、组织或结构。公元2世纪后，“constitutio”多被用来指称皇帝的立法行为。再后来，这一概念被教会借用，专指涉及教会和教会领地的法律规章。进入中世纪后，“constitutio”又被赋予了契约意义，指代一种基于历史权威和传统惯例的最高准则，以及一种非经封建主和自由民同意而不得变更的最高法则。在16世纪以后的英国，经由“constitutio”而来的“constitution”获得了新含义，被用来表示建立政府组织和法律制度时的最高原则。而18世纪的北美革命在继承英国“constitution”传统的同时，又为其注入了“社会契约”、“成文法”、“最高法”成分。因此，在美国联邦宪法中，“constitution”的主要内涵乃是指经由人民约定而形成的建国大纲或根本大法。据此分析，可知“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内涵，应为“美国各州人民约定的创建政府的根本大法”，而不是美国各州之间订立的盟约。换句话说，它本质上代表的是美国人民的共同约定，而非美国各州之间的政治结盟。事实上，美国联邦宪法的制订，恰恰是联邦党人试图改变原有松散的政治结盟，而造就一个统一“国家”的结果。尽管在表面上，它是借助州的形式批准的。

对于晚清国人来说，“constitution”的内涵无疑是陌生的。儒家所拥有的“民本”传统，同样强调人民的重要性。孟子甚至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学说，但是这种学说与近代西方“constitution”之间存在着原则性差异。儒家的民贵君轻之说，是对君主的告诫，是圣王应当遵守的原则。本质上，它是“圣王之治”学说的组成部分，与人民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自先秦至明清，儒家也从没有提出过将最高权力赋予人民的主张。其实，在启蒙运动以前，欧洲思想家亦作如是想，但是，自启蒙运动以后，欧美思想家从个人自由权利出发，推导出了一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概念，而且，还通过“社会契约”理论使人民掌握最高权力成为了可能。在某种意义上，美国“constitution”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化或文本化。因此，美国“constitution”是与儒家思想存在一定对立的。

身处19世纪中叶的蔡锡勇，当然不可能了解“constitution”如此丰富的内涵。即使了解，恐怕也面临着用词上的困难。在以“圣王之治”为传统的儒家话语中，没有与“constitution”相对应的表达。不过，中文倒有一个含有“契约”之意的字，即“盟”。“盟”是中国较古的文字，本义为在神灵面前发誓结盟。《礼记・曲礼》曰：“约信日誓，(氵位)牲日盟”，《三苍》曰：“盟，歃血誓也”，《说文》曰：“割牛耳盛朱盘，取其血歃于玉敦。”据此，“盟”有订立契约、各方同意之意，可与“constitution”相通。或许因此蔡锡勇才将其译为“盟约”。不过，“盟”在政治层面上的主体多指“国”或少数人。因此，“合邦盟约”一语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国与国之间而不是人民之间的约定。此外，中文语境中的“盟”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