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1935

一次存亡继绝的会议

1935年1月3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于6日智取黔北重镇——遵义。基于中央领导层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到遵义后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黎平会议作出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同时，总结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会上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的正确意见。、、刘少奇及各军团负责人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同意的报告和、王稼祥的意见。只有个别同志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但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一致决定：

一、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起草决议，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为军事指挥者，而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一个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振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时，为阻止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桂地方军阀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蜂拥而至，妄图在遵义地域围歼红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已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严密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青杠坡战斗中因情报有误，低估了敌军数量与战斗力，敌又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附近一渡赤水河，挥师西进向川滇边的扎西集中。

2月中旬，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向军委纵队营、科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得到一致的拥护。鉴于这时川、滇敌军已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挥师东进，于2月18日至21日从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重返黔北，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城，直将敌追至乌江边。遵义战役击溃和歼灭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千余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

遵义战役后，红军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几次寻战，敌一面小心防守，一面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为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占仁怀，于3月16日至17日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料我又要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红军。但我军却出敌不意，又秘密、迅速地挥师东进，折返黔北，于3月21日晚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除留红九军团牵制敌人外，一、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西进云南，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神速向西北疾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自此，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军事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一家兼具经政效用的银行

1931年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毛泽民为行长。自此，在中央苏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崭新的金融体系，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反围剿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 年 10 月中旬，国家银行的14位同志编入军委直属纵队15大队，几百人轮流挑着一百多副担子，抬着黄金、白银、银元和印票子的纸张、机器，由一个连护卫着开始踏上长征路。

1935年1月初， 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在后勤上保障部队的行动，中央决定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与国家银行联合办公。由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委员会下设调研、没征、财务、管理四个科。其任务是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党对土豪劣绅的政策、征粮筹款，补给部队或散发给人民群众。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志利用部队休整机会，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货币发行和回笼工作。当时，红军指战员每人只有很少的零用钱，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一点征途中必需的小物品，银行同志就公开发行苏区印制的钞票。同时，考虑到部队离开后，苏区货币就不能使用的情况，也避免敌人对使用苏币的群众刁难、迫害，就以国家银行名义写出布告：欢迎社会各界群众兑换苏币，并在狮子桥、丁字口、万寿桥等处设立兑换点，桌上堆放着银元、食盐和香烟等实物，让群众自由按市价进行兑换。如在苏区时一斤盐要一元，这时一元就可买七斤盐，还可以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一元苏币到国家银行换一元二角现洋，也可换二元发行的票子。由于货源充足，买卖公平，红军所用的苏币均可按日兑现，因此，遵义城内大街小巷的商店、面馆、酒楼、书店均门庭若市。广大群众从历史上军队所过之处强行推行“军用票”过后又变成废纸的情况，与红军在遵义的做法相比，深深感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英明伟大。这不仅维护和提高了苏币的信誉，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污蔑宣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同时，也维持了红军的经费开支。当红军决定撤离遵义的前夕，国家银行的同志通宵达旦为群众办理兑换工作，许多群众见红军如此为群众利益着想，舍不得将手中的苏币拿去兑换，便珍藏起来作为纪念品。遵义解放后，群众又把一张张、一叠叠冒着白色恐怖留存下来的苏币，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成为我党我军模范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见证。（作者系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副馆长 责任编辑/孟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