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战略的开放本质

编者按：省委、省政府强调要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战略的开放本质，全方位提升江苏开放水平，大力拓展对内对外开放的新空间，努力在“一带一路”建设大格局中主动作为、多作贡献。如何以开放的视野、开阔的思路，抢抓机遇，在全方位参与国家战略中打开江苏对外开放新局面？为此，我们请省委党校的专家学者建言献策，编发一组专论供读者参阅。

抓重点攻难点补短板

实现三个更大突破

薛 莉

“一带一路”是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是“抛开零和博弈思维、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大文章。这不仅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也是中国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抱团发展和在亚太地区推进美国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的战略突围。江苏是开放型经济大省，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点，我们要“拓展‘带’的空间、挺进‘路’的纵深”。“空间”与“纵深”不仅是空间拓展，更是互联互通、要素整合、产业升级的实质推进，其关键点在于发挥“先行基地”――沿海三市的区位独特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平台创新优势，抓重点攻难点补短板，推动实现三个更大突破。

在推动港产城联动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目前，沿海三市以港口为龙头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主枢纽港、组合港、产业港优势互补的港口群基本形成。港产城联动的基础是交通、核心是管理、关键是人才。沿海三市需要多措并举，才能实现以港口建设推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城市建设，以城市建设反哺港口建设的联动发展。第一，建设内联外通的交通运输体系。沿海三市在“一带一路”中的区位优势需要内外连通的交通运输管理体系加以支撑。需要在联接内部与外部、联接南北与联接东西之间取得平衡，即向西连通中西部和中亚的广阔腹地、向东衔接辽阔的环太平洋地区，向南连通盐城、南通到上海，从而实现内外连通、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体系。第二，打造协同一致的国际海铁联运管理模式。在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沿海三市需要继续加深与铁路方面及腹地交通枢纽城市之间的战略性合作，协调沿路各国铁路、外运、银行、邮电、关检等部门，提高运输效率，减少中间环节，避免“路出多头”的混乱局面，争取实行统一运输、统一运费价、统一关税、统一结算，一次收费、一票到底。第三，构建具有产业集聚能力的沿海新型城镇带。沿海三市应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纽带，加强港城联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跨区域、跨国流动，以此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分工、联动开发、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体。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实现更大突破。立足本地特色优势，建立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互动和互补机制，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首先，积极吸引大项目，以项目发展推动产业发展。完善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建立“产业园区+龙头企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其次，鼓励企业走出去，以资本输出推动链式调整。共同优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推动新兴产业合作，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鼓励企业在沿线国家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再次，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促进产业集群发展。重点建设一批跨境工业开发区、产业园区和农业示范园区，以园区模式重塑区域产业布局，共同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在用好改革发展试点示范平台上实现更大突破。加强改革发展试点示范平台建设，下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先手棋”。第一，加快建设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提升连云港陆桥通道桥头堡功能。建立“一带一路”下的双边、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形成照顾双方舒适度和柔性的联动机制。健全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家及陇海兰新铁路运输协调机制，将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铁路运营等机制融入上海合作组织框架。第二，着力推进盐城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探索生态协调发展新道路。对进驻企业的选择标准转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级品牌”等。高度重视沿海土地、滩涂、岸线等资源保护，创造绿色空间，建设良好生态。第三，加快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和陆海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大力推进新兴产业规模发展、传统产业高端发展、服务业集聚发展。推动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深度融合，打造沿海产业“升级版”。

放大向东开放优势

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

新格局

杨志琴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在江苏叠加，为江苏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增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可以拓展经贸合作的广度，挖掘经贸合作的深度，开展深层次的经贸合作，培育江苏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打造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

着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拓展更广范围的经贸合作。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推进，为江苏与沿线国家开拓更广范围的经贸关系提供了机遇，是江苏调整外贸市场结构、对外投资方向的契机。一方面，江苏应紧跟国家战略布局，大力开拓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印度洋沿岸地区新兴市场。另一方面，将沿线国家作为江苏企业“走出去”的新选择。江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在产业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优势，在江苏要素成本上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提高的背景下，沿线国家以其相对廉价的要素成本、丰富的资源能源以及潜力巨大的市场，为江苏企业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有技术优势的产业提供了新的空间。江苏可以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印尼双马农工贸经济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模板，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在境外兴建经贸合作区，打造商贸物流、原材料生产加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基地，形成江苏对外直接投资新格局，同时也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为江苏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腾挪空间。

抢抓中韩自贸区建设机遇，推动更宽领域的沿海发展。江苏是韩国在华投资最多的省份，韩国是江苏的重要贸易伙伴，江苏与韩国经贸合作势头强劲。中韩自贸区协定的签署，为江苏与韩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制度保障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更高起点上向东拓展，全面提升对韩开放合作，是进一步推进国家沿海开发战略的重要机遇。连云港作为江苏最重要的沿海枢纽港，应加快建设中韩陆海联运试点口岸，完善中韩客货班轮航线，架构江苏与韩国的物流和旅游便捷通道。同时加强与韩国在港口码头、物流园区、集散基地和配送中心等方面的合作，吸引韩国在连云港设立面向中西亚的物流企业，推动港口经营从物流运输型向资源配置型转型，构建面向国际、承东向西、辐射南北、高效畅通的航运服务体系。盐城作为江苏沿海韩国投资最密集的地区，应利用中韩自贸区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优势，积极推动中韩产业园建设，在汽车产业成功合作基础上，开拓更加广阔的产业合作领域，在经贸科技、美容健康、文化创意、旅游观光等领域探索新的合作。南通应充分利用江海联通的优越位置，依托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基础，加快沿海新型产业集聚。

把握区域合作升级趋势，开创更深层次的技术金融协作。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正在提速，两岸也在积极寻求推进ECFA谈判，其核心内容在于推进东亚贸易投资便利化、扩大东亚金融合作。江苏应关注自贸区谈判的最新进程，在成熟的苏新苏台合作的基础上，将技术与金融合作推向更深层次。一是推进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主动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体系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探索外资项目审批改革的新思路，加快推进外资审批事项“清单式管理、快速化审批”，全面推行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投资注册模式，以要素升级、制度保障为引资优势，培育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二是通过开放集聚高端要素，提升技术合作水平。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开放，形成优势互补和共赢，提高江苏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三是推进两岸金融合作试点。在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试点人民币跨境双向借款业务的基础上，搭建两岸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监理合作平台，开展ECFA框架下两岸金融创新合作。通过两岸的金融合作，为互联互通建设提供金融支持，进而推动江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高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新格局。

推进“三个国际化”

促进“三头”深度融合

梁曙霞

江苏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和“一带一路”的交汇点，要紧扣“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深入推进“三个国际化”，更好地实现市场、资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

加快推进企业国际化，把企业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路子打得更开。一是做好规划引导。明确规划海陆空多种方式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港口体系、物流基地和信息基础设施，引导企业参与建设。做好走出去产业规划，引导重点产业走出去，在重点领域优先推动。加强与中亚在能源、原材料、机械、农业等方面合作，与中东欧在机械装备、农业、能源、金融等方面的贸易和双向投资，加强在南亚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二是加强政策支持。抓住中外建设自贸区的机遇，打造交流合作新平台，推动境外合作园区建设。加快江苏电子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大通关建设。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广“清单式审核、备案化管理”的外资快速审批试点。设立和完善“一带一路”相关专项基金，完善境外投资税收抵免政策。鼓励企业探索创新融资方式。三是做好公共服务。设立专门机构或社会平台，支持民间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为企业做好配套服务工作，促进企业“抱团出海”。建立健全常态化的风险防范机制。对重点投资国家（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估，定期风险级别报告，完善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全省境外投资风险基金。

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把城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领域打得更开。一是加强基础设施联通。充分发挥江苏的区位优势，主动向东西开放，构建海陆空综合交通枢纽，实现水运、公路、铁路、航空多层联运。统筹推进能源、通信、物流基础设施。扎实推进以连云港为核心的沿海港口群建设，发挥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起点的区位优势和中哈物流中转基地、上合组织出海基地的有利条件，加大国际海铁联运物联网的建设，设立国际海铁联运示范线。完善与日韩的海空通道建设，成为中国与东亚贸易的重要中转集散。借力“苏蒙欧”铁路运输专线的发展势头，积极加大苏州铁路口岸的建设。二是加强经贸投资双向合作。鼓励资本跨境投资并购，开展经贸、能源、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加大境内中外合作园区建设，提高现有苏州工业园区等国际合作园区的运营水平。三是加快产业创新转型。抓住“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充分吸收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和人才要素，积极寻求高端项目合作，引进培育区域性总部、功能性机构和研发中心，以创新驱动助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输出地。四是深化合作机制平台建设。利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的38对各级友城和47对友好交流城市、互设经贸代表处和合作机构，建立健全常态化人文交流机制，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把国际化人才集聚和使用的渠道打得更开。一是加快国际人才引进。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人才支撑。对“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如小语种人才、国际化视野经贸人才、高科技人才等，给予政策倾斜和优惠。鼓励企业用好CEPA、ECFA等相关协议，引进国际人才。二是重视国际人才培养。提升江苏本土人才的国际化素质。加大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力度，坚持企业自我培养与政府扶持相结合，培养一批复合型跨国经营管理人才，提升企业家和党政人才队伍的国际化素质。开展合作办学，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方面的人才培训。三是深化国际人才交流。建立人才国际化交流平台，充分发挥江苏教育及科技人才方面的优势，充分调动政府、科技组织、高等院校、企业等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国际教育机构、外国政府部门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和完善多元化教育国际交流平台。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有力有序有效

做好向西开放文章

王 平

基于多年来江苏向东开放的基础和优势，向西开放不仅有利于发挥江苏的产业规模优势、独特区位优势和政府服务优势，还有助于加快江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在“引进来”的基础上创造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品牌。做好向西开放的文章需要凭借更大的勇气、智慧和实力，需要更多的支撑点和驱动力，需要更广更扎实的平台和腹地，这样才能抓住机遇、化解风险。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向东与向西、“一带”与“一路”双向开放互动。基础设施建设是对外开放的先行要素，能源合作是优先领域，向西开放初期必以交通、能源、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作为发展的核心和重点，因此，要依托“中哈物流中转基地和上合组织出海基地”的平台，将连云港打造成“一带一路”建设及辐射沿线地区发展的重要开放门户，加快海空通道建设，积极开展陆海联运，实现向东与向西、“一带”与“一路”双向开放互动。

建立与欧亚合作新渠道，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互动。抓住向西开放的契机，建立与欧亚以及整个欧洲合作的新渠道，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优势产品对沿线国家出口，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大型成套设备及技术、标准、服务出口，顺应沿线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趋势，加快高新技术与服务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做大做强服务外包，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区域性会展、工业设计、质量检测等服务贸易公共平台，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互动。

促进以中西部国家消费市场为目标的产业转移，实现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互动。沿线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类似、发展阶段趋同，都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江苏可以参照选择既面向中西部地区当地生产当地消费、同时也适合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甚至返销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服务、技术、标准等全产业链的出口，实现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有效互动。

开展绿色发展领域的经济技术国际合作，促进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互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依旧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资源环境压力仍在不断加大，这为江苏参与沿线国家开展绿色发展领域的经济技术国际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空间，促进江苏在利用外资解决自身环境问题的同时，开展绿色发展领域的经济技术国际合作和对外投资。

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载体作用，实现企业需要与政府服务互动。政府当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提供集聚平台和集成服务。一方面依托现有境外经贸合作区和产业集聚区开放平台，另一方面须进一步规划建设境外产业合作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支持有实力的跨国经营骨干企业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要强化针对园区企业的服务和保障机制，推动园区内企业间的分工合作，最大程度地发挥园区的产业集聚效应。

寻求更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合资”，实现中资企业与驻地企业互动。为了规避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以及营商成本高、服务监管与保障体系缺失等商务风险，企业层面要认真研判海外投资环境，熟悉当地法律，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寻求伙伴“合资”，与更多攸关方建立利益和责任共同体，有效防范和充分化解投资风险。要建立健全境外经营风险评估体系、风险防范机制和境外风险应急体系，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