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损失控制体系是应对自然灾害的长远之策

从风险构成链条中发现其规律、形成事先的预防与减损意识、进而构建完善的损失控制体系，是国际社会应对自然灾害这类损失性风险的普遍性做法

今年以来，我国南方多个省市遭遇重度干旱。而进入6月后，随着多次强降雨的发生，部分地区旱情随之逆转为严重的洪涝灾害。据国家防总统计，截至6月11日，全国入汛以来累计受灾农作物465千公顷，受灾人口848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达74.45亿元。数字是冰冷的，但显现出的却是社会生产中断、民众福利下降的严峻图景。这再次提醒我们，应对自然灾害风险，除了关注事后的补偿与救济制度，也需要更为科学地认知自然灾害风险，并努力从更长远、更根本的角度上控制和降低风险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通过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即防损）或降低风险事件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即减损）来降低总体风险成本的方法即为损失控制，它是风险管理的基础手段之一。尽管自然灾害风险多源自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表现出了较强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期性，但从风险构成链条中发现其规律、形成事先的预防与减损意识、进而构建完善的损失控制体系，是国际社会应对自然灾害这类损失性风险的普遍性做法。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家之一，与其风险管理需要相适应，澳大利亚在国家层次建立了一系列自然灾害风险管理计划，这其中，NDMP（Natural Disaster Mitigation Program）是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识别和分析风险、进行风险排序并实施减损计划的主要制度安排。该计划主要通过提供融资支持提高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研究和减损水平，减缓未来自然灾害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提高自然灾害多发区的开发利用效率，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帮助风险主体提高对自然灾害风险的消化与适应能力。

在具体操作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各级政府机构相互合作实施自然灾害风险防控项目，其具体内容是：(1）对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努力从灾后救济与恢复向成本节约型的事前减损计划转化；(2）构建以风险主体与管理措施分类为基础的，更加安全、更具可持续性的社区组织架构；(3）在减少自然灾害对全社会经济影响的同时，努力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社会与环境影响；(4）通过长期的成本与收益方法衡量与识别减损计划所涉及的投资，提高损失控制的经济效率。截至2009年，联邦融资计划在四年间为减损体系以及应急管理志愿者体系提供了大约1.1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为了更好地对各类风险管理项目进行协调与整合性管理，2009至2010年，NDRP（Natural Disaster Resilience Program）将NDMP与其他减损计划合并到了一起，以使资金在整体策略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同样是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家，飓风、龙卷风和洪水等都是常见的自然灾害事件。相对而言，美国也在国家层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自然灾害预防和减损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了一系列国家计划，例如在重大自然灾害之后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帮助风险主体尽可能快恢复重建的HMGP（Hazard Mitigation Grant Program），针对自然灾害风险设立的事前融资计划，即为地区提供减损工程执行资金的PDM（Pre-Disaster Mitigation Grant Program），以及通过资金援助的方式帮助政府和社区单位采取减损措施，降低洪水风险的FMA (Flood Mitigation Assistance Program)等。

大部分国家计划可被用于改善建筑质量，以为风险问题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以HMGP为例，它支持的项目包括：（1）增高洪水多发区家庭与商业建筑的高度，提高建筑及各类设施的抵抗洪水风险的能力；（2）收购洪水多发区的房屋建筑，自愿出售的所有者将获得重新安置，地方政府则成为财产的新的所有者；（3）翻新改进建筑物，以将风暴、洪水、地震和其他风险的危害降至最低。这些措施当中，收购财产是将高风险区域的人口和财产向外迁移的一种有效方式。收购项目是自愿的，一旦收购项目获得州政府和FEMA（美国应急管理署）批准，联邦基金将被用于购买建筑或房屋，土地则被永久性保留为公共场所或进行再造。FEMA使用内部确认的BCR（Benefit-Cost Ratio，收益-成本比例）指标来对所有项目进行有效性衡量。如果减损项目的未来收益（预期可避免的经济损失）大于或等于成本，则该项目可被视为成本有效的，也才可以成为各类计划融资的对象。

由上可以看出，澳、美两国均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内容丰富的自然灾害风险控制计划。计划的内容包括从灾后救济与恢复向成本节约型的事前减损计划转化，包括构建更具可持续性的组织架构，也包括收购高风险区域风险单位或提高风险单位安全程度，以减少自然灾害风险带来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影响等。与此同时，两国都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注重使用成本与收益方法衡量和识别损失控制的经济效率，以保证各类计划投资的有效性。

建立相对完善的损失控制体系正是要解决这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确定对自然灾害风险进行公共性管理的顺序和内容，二是在确定之后应用经济原则衡量损失控制的效率。我国构建完善的损失控制体系，同样要以这两个问题为核心。具体而言：

第一，自然灾害风险的性质决定了政府更大的参与度。由于自然灾害风险影响范围的不同，自然灾害的损失控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从市场化的产品向公共品转化的问题。我国自然灾害种类繁多，且影响范围广泛，这种风险的外部效应意味着作为公共人的政府机构有必要更多地参与损失控制。与此同时，风险影响范围大小不同也意味着政府参与度不同，要区分作为公共品的损失控制和可商业化的损失控制措施，对自然灾害风险进行分类管理。对于洪水、地震、干旱这样的影响广泛的自然灾害风险，可致力于建立国家层面的计划，而对于区域特性明显的风险，则可以建立地区层面的减损计划。为了发挥减损设施或措施的规模效应，还可尝试建立联合减灾基金，即由地缘关系及风险特性相近的地区开展合作减损的研究、实施和评估工作。

第二，吸引个体和商业机构等多元化主体参与到自然灾害防控过程中。有效的损失控制模式一定是由多元主体构成的系统性自然灾害防控体系。除了政府的参与外，激励个体、社区和商业机构更加灵活、高效地参与自然灾害风险的损失控制同样重要。对于自然灾害信息完备且主体之间信息对称的自然灾害风险，可以社区为基础建立防灾和减灾单位进行风险防控。对于自然灾害信息完备、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自然灾害风险可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加以转移，并通过保险人的专业能力间接防控自然灾害风险。而对于可预期、不可控制的重度风险则适合作为剩余风险留给政府主体。例如对于地震断裂带或洪涝区居民，可实施政府收购财产或协助迁移，或设立高风险向低风险地区迁移的优惠政策，实现政策支持下个体对自然灾害风险的积极防范与控制。

第三，建立以成本-收益衡量为基础的损失控制效率评价体系。除了激励主体参与之外，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的效果还需要效率评价体系来保证。效率评价体系包括两个层面，事前的效率评价在于评估自然灾害防控资金投入的最优水平，事后的评价则是调整机制，实现多期风险管理效率的动态有效传递。此外，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层面，损失控制都要遵循效用最大化也即成本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对于微观的、单一的损失控制措施，可以根据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是否相等来判断其是否为合理的损失控制水平。而在整体风险管理的框架下，则需要将一切有关减损、防损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纳入统一的模型，以衡量通过损失控制管理自然灾害风险的宏观效率。

第四，加强相关组织制度与信息技术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减灾委员会的协调职能，在地方政府、村镇以及社区层次明确参与统一协调减灾的部门，赋予其相应的信息服务和组织职能，并将自然灾害风险防控任务纳入各级具体的财政预算。与此同时，要完善有关自然灾害风险的信息支持系统，通过调研、统计，以及多部门协作，编制全面、系统、周期合理的全国性自然灾害风险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尤其是加强政府与民间机构以及商业风险管理机构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提高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能力，为全社会系统的防灾减灾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