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经济问题政治化”

[摘 要]一直以来，苏联撤走援华专家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从此以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但是，中苏关系破裂远远早于1960年的苏联撤走专家一事。中苏分歧从最初两党意识形态之争扩展到了两国国家利益冲突的层面，两党分歧逐渐公开化，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这直接导致日后两国关系的完全破裂。

[关键词]冷战；中苏关系；；；分歧

沈志华教授等一些国内的专家学者近来提出，“在”和化的问题上，“苏联从沉默转而反对，赫鲁晓夫的讲话激怒了庐山上的。随后，中苏之间的理论分歧逐步升级，达到了白热化”。（1）沈志华教授基于详细史料提出“经济问题政治化”，为我们研究中苏关系破裂提供了新角度，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考虑到当时中苏两国的关系和所处的冷战时代背景，经济角度对于中苏关系虽有重要性，但不能以此认定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就是中国的“”和化运动。政治因素（包括连带的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才应该是导致中苏分歧、关系破裂的主导因素。并且，反观二十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的缓和，政治因素发挥的主导性作用显而易见，同期的经济因素只是中苏关系缓和的有利产物。

一、中苏对美斗争的差异酿成政治分歧

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与美对抗是作为盟友的中苏最大、最主要的议题。朝鲜问题上中苏着重用军事手段对抗美国。到了50年代中后期，美苏均意识到军事对抗的极大危险性，作为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大国，双方均不愿被对方或第三方卷入世界性的核大战。美苏对抗逐渐由军事转向政治，形式也从直接军事对抗转变为政治、外交上的“大对抗，小缓和”。

在这样的形式下，中国背着盟友苏联突然炮击金门，主动挑起与美国的直接对抗，显然与苏联对美缓和政策相冲突。特别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中国不理会苏联方面的要求，拒绝主动向美国缓和、让步。这样的行为是苏联所不能容忍的，由此导致两国分歧公开化、矛盾扩大化，成为日后中苏关系破裂的隐患

二、“经济问题政治化”背后苏联善意的沉默

在当时经济因素是美苏争霸的基础因素之一，但与政治等因素相比显然不是主要因素。处于同一阵营下的中苏两国，单单以经济原因导致两国盟友关系破裂，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尚无例证可循，何况当时以意识形态对抗占主导地位的冷战时期！

早在斯大林时期，中苏就在政治上达成一条“君子协定”：欧洲的事物，苏联处理，中国支持但不主动插手；反之，亚洲的事物，中国负责，苏联则完全支持中国。两国彼此分工，各自负责一片。朝鲜战争就是最好例证，虽然苏联也派出空军直接参战，总的说来，还是由中国负责推进朝鲜战争的一切进程。这一点苏联是承认的，也不存在与中国争功劳、抢地盘的问题。

经济领域中苏虽无类似的“君子协定”，但两国相互支持对方经济建设还是有默契的。以1950年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基础，苏联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系统、全面的无私援助，奠定了新中国完善的工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每年也力所能及的积极满足苏联本国经济建设发展所需要的粮食、果蔬、布匹、稀有矿产原料和重要战略物资的需求。其中，中苏两国在橡胶问题上的合作就是最好的例证。

1957年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应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发生骚乱的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情况不同，东欧国家大多是在苏联的解放下重获新生的，注定要受苏联发展模式的节制。而中国则是独立自主的取得革命胜利，在经济上从开始就没有完全受制于苏联的影响，不存在中国发展经济完全复制苏联经济模式的问题。概况起来就是“东欧国家被动的、强制接受苏联经济模式，中国主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为我所用”。

透过东欧与中国在同苏联经济关系上的不同，不难发现，无论苏联援建中国，还是中国为苏联经济发展提供帮助，两国在经济上均保持一定的原则和底限，即：不主动干涉对方的国内经济发展方向和规划大局，都只向对方提供被动式的援助、帮助――只要对方不开口，一般不会主动提供帮助。在有关中国“”和化运动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变化，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一）热情支持

对于“”，苏联开始是热情支持的，这不仅是在态度上，也有实际的经济支持。苏联这样做不仅是处于盟友的义务，背后也有深层考虑：一方面，如果真的按照当初发动“”的初衷，中国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得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了工业化，“赶上美超过英”，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这对于在美苏对抗中暂时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很大的鼓舞，极大的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为各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极好的榜样，中国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有着巨大的国际意义。苏联乐意见到这样的结果。

另一方面，苏联也时刻关注中国“”的最新情况，做了大量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态。（2）

（二）谨慎反对

与对待“”的态度不同，苏联方面对化运动的态度比较耐人寻味，这其中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赫鲁晓夫在一次同哥穆尔卡的会谈中，谈及时说到“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的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3）如果单单就这一点理解为苏联人想看中国的笑话，这是解释不通的。因为中国是苏联最大、最重要的盟友，在对抗美国、印度支那问题和波匈事件等问题上苏联是有求于中国支持的，何况当时两国关系还处在“蜜月期”。

苏联对于中国的化，起初是新鲜好奇，对情况不了解因而暂未表态，持观望态度。当了解到中国的化和苏联当年的是一回事之后，苏联的变得谨慎起来，态度不像对待“”那样明朗、干脆，最终是反对中国搞化运动。苏联复杂的态度出于多重考虑：首先，苏联想善意提醒中国在化问题上避免重走苏联的老路，又顾及中苏同盟大局不好随意插手中国内政事务，以免引起中苏间的误会。其次，苏联担心中国因为化运动失败，波及本国政权的稳定，出现类似东欧波匈事件一样的政治动荡。影响两国合力对抗美国，极大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还有一点，苏联正是当年在建设失败后才转向办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虽比先进不少，可也是存在很多问题和弊端的，对于促进苏联农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基于此，苏联把中国的化运动当成了“试验田”――如果中国搞成功，说明可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不是“走不通的死路”，苏联可以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如果中国搞失败，那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样苏联可以放心大胆地探索新的农业发展道路。

（三）善意的沉默

随着中国在“”和化运动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与弊端，苏联方面对于“”和化的认识，经历了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的态度转变。总的说来，苏联态度前后的变化始终是以，为了“支持中国能尽快找到一条真正适合本国国情、更好的发展经济、提高工业化水平的道路”的角度来考虑。这体现了两国“同志般亲密的友谊”。只是出于维护两国盟国关系的大局考虑，再加上中国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极度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使得吃过一次“亏”的苏共不敢再次贸然对中国内部问题表态。

苏共方面在“”和化问题上的态度是“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重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于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很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4）此外，与以往普遍认为的“苏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反对‘’和化”的观点不同，“苏联真正公开反对‘’、，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5）

注释：

（1）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

（2）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3）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4）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

（5）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