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求准确 务求科学

新闻报道要用事实说话，而准确和科学的数据是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记者写新闻离不开数据。然而，数据是个“活物”，要学会和数据打交道，掌握里面的学问，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在社会活动中，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都离不开数据。只是，记者和数据的关系有其显著的职业特点，那就是当这个或这些数据进入新闻稿件向广大受众传播的时候，这个或这些数据就不再是与其相关的单位或部门所有了，而是“放大”到了受众面前，成为公众信息了。而正是这个“放大”效应，要求记者十分慎重和严谨地选用数据，如果选用的数据是失真的、偏颇的、掺水的、不科学的，那么，“放大”之后势必误导受众，造成广泛的不良影响；反之，选用的数据是准确的、科学的，那一定会提升新闻的说服力，增强新闻的传播效应。

不同的部门或行业运用数据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新闻工作者运用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新闻，但其前提是，数据一定要客观、准确和科学，否则“根”之不存，焉来新闻？而判断数据准确、科学与否，和记者对情况的积累、对问题研究的水准密切相关

敏感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点。鉴于数据在新闻中的重要作用，记者对数据的反应往往比较敏感。记者看到有关部门和单位统计和公布的数据，第一反应是“这是新闻”或者“这里可能有新闻”。问题在于，如何判断这些数据是不是准确和科学？

这和记者“情况积累”的多少和对“问题研究”的深浅有关。作为“见多识广”的记者，脑子里装的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和问题，这是记者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他们贮存的“新闻备用材料”。只是这些材料要真正成为新闻，需要“契机”。“契机”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一个恰当的数据的出现，往往是“契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会和记者长期积累的情况和思考的问题发生“碰撞”。而“碰撞”的结果，很可能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的产生。

笔者1969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务农后，对城乡差别有了一定的了解。当了记者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奔波，便发现相比城市，农村智力低下的人比较多，有些村甚至被称作“傻子屯”。我去采访，了解到有水质不好的原因，也隐约感到可能和农民的通婚范围过于狭小有关。“情况”逐渐贮存在脑子的“库”里。1989年我参加一个社会学研讨会，在会议收集的论文中，看到一篇对6个省市、1441户农民家庭通婚范围的调查，结果是绝大多数不超过25公里，其中84.71%的农民择偶不出县，56.89%不出乡，30%不出村。这组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和我多年积累的情况发生了“碰撞”。我找到论文作者，进一步了解到，除了抽样调查，她们还选了黑龙江省的富锦市作了全面调查，发现农民同村、同乡婚配的比例高于全国农村抽样调查的平均值，而后代出现痴呆傻的比例也高，共计有1771户。我又请教医学和遗传学专家，他们明确告诉我，同种生物远缘后代显现优势大，反过来优势小，这早已被优生学和进化论所证实。根据这些情况，我以“多数农民通婚圈不超过25公里”为题采写了新闻，新华社即向国内外播发，被媒体广泛采用。以后围绕这个数据，我又写了一系列报道，其中涉及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束缚、青年农民婚姻知识的缺乏和农村交际活动少、范围小等问题，都引起了积极反响。回头总结，如果没有平时对情况的积累和对问题的研究，当“数据”出现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毫无“反应”，看不出里面有新闻；二是即使看出有新闻，也难免反映不到位、不准确。总之，情况积累得越多，对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越深，对出现“数据”的新闻价值的反应敏感度和把握的准确度就会越高。

记者数据的来源，少量是通过采访自己算出来的，多数是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的，即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是第N手的。无论哪种情况，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和科学，一定要注意核实、再核实

核实数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数据是否确实；二是数据的来源（包括统计方法）是否科学；三是数据的单位是否权威。

对数据进行核实，是记者为确保新闻真实应做的一项基础工作。但现实表明，情况并不乐观，存在问题不少。比如，新闻竞争的激烈、时效要求的提高，使得一些记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或“省略”了“核实”这个重要环节；也有一些记者对核实不核实抱无所谓的态度，认为数据是有出处的，是有关部门公布的，媒体只是传播数据，如果有错也是他们的错，媒体没有责任；现在从互联网上引用数据已很普遍，这对新闻素材的收集大有帮助。但网上有些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很难考证，想要核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记者便“降格以求”，取“马虎”之策；也有的部门对记者的“核实”工作重视和配合不够，或踢皮球，迟迟核实不下来，或怕担责任，也可能对新闻工作不了解，把数据中的“要点”、“新闻点”给核“掉”了、核“减”了，于是一些记者担心新闻发不出，干脆不核实了，如此等等。对于记者自己采访计算的数据，也有核实的问题。数据的采集和统计是专门学问，一般来说，记者的专长不在这里，因此虽是用第一手材料算出来的数据，也不能过于自信，要请教数据统计等方面的专家帮助核实，以免出现差错和偏颇。

之所以强调核实，是因为关乎事实的准确和科学――这是新闻之生命所在，关乎媒体和媒体工作者的公信力及社会之责任。应该强调和明确的是，记者和媒体一旦将一个数据公之于众，就要负责任。因为在传播前，这个数据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被传播后，则成为社会资讯，影响极大地扩展了。不仅如此，一旦被传播，还意味着被赋予了某种“含义”，使它的影响不仅仅是面的扩展，还有可能及至思想、精神这些深层次的领域，甚至影响上层决策――如此效应，不认真核实行吗？把出错的责任全推给数据单位能说得过去吗？

一直难忘1982年4月的一次采访。哈尔滨第七百货公司贴出告示：营业员售出的商品凡少一两愿受罚一斤，少一寸愿受罚一尺……。我去采访，没想到营业员感叹“好事难做”。原来过去商店进货都是数大件，不检斤。现在一按“告示”办，就发现从工厂进来的货份量不足。我一听，觉得这是问题，也可能是值得报道的新闻。但关键是要把出厂产品“份量不足”的数据弄准确，把涉及“份量不足”的工厂的面有多宽搞清楚。于是我挨个柜台走，边听边看边记：3月4日从哈尔滨弹棉厂进20包棉花，标明每包100斤，每包里面有一百瓜（专用术语），每瓜一斤，用纸和绳包扎好的。可一称，平均每包才80斤，每瓜才8两。商店把弹棉厂的人找来过目，他们承认错误，给补了400斤棉花。从哈尔滨一家饮料厂进的“娃娃酥”糖，每包标明净重20斤，可实际上连三四两重的包装纸算在内才够份量。从一家糕点厂进的蛋糕，标明18斤一箱，一过秤每箱都少四至六两。白糖，一袋100斤，实际连8两重的袋子在内只有96斤左右。一种白色尼龙绳是封在塑料袋里进店的，每袋一捆，每捆100米，一量，每捆都少2米。寸带，写着每盘25米，实际盘盘都少一至三尺。从河北保定市进的“世界红牌”白色华达呢，写明每米口宽3尺，实际只有2尺7寸。从长春市二轻局进了一万米涤沦布，发现每卷都少，店领导急了，把对方找来当面丈量，他们认了帐，赔了1500元。天津一家羊毛衫厂来推销产品，说每件重四两，一称才三两七，等等（注：此处数据均为当时实际应用的计量单位）。这使我心里有了底，就将这些数据实录下来，先发了内参，立即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当时的国家经委将内参作文件下发，要求企业认真对照检查和整改；之后新华社发了通稿，有些报纸采用时还配发了社论。我知道这篇稿件之所以起了一些作用，主要原因在扎实的数据上。可见把有新闻价值的数据核实确凿，对于记者来说多么重要。

诚信缺失，假冒伪劣的东西泛滥，这其中也包括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假数据和不实的数据，这对采写新闻离不开数据的记者无疑是严峻的挑战。要想少上当、少受骗，一是深入下去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二是多和独立的、有公信力的研究机构交流，参考他们的数据；三是掌握一些科学的数据统计知识

毋庸讳言，原本实实在在的一是一二是二的数据，在现今错综复杂的转型时期，变得不那么实在和可靠了。在有的单位和部门，数据甚至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2001年4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F基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帐”；同年10月29日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后，题写了“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帐”。“不做假帐”一再出现在惜墨如金的朱F基笔下，可见做假帐现象之严重。当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情况有所好转。2008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出席“两会”时说，现在国家统计局有一套科学的统计方法，公布的数据是真实的，下面报上来的数据仍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会作适当处理。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原因，虚假数据仍有其生存的土壤，要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有待改革的深入。

辽宁省抚顺市局长肖林发在和记者交谈时，有关数据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他说：目前上访人数的统计方法远不完善，不同的统计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上访群众尽量把人数往多说，以此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案发单位往少说，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局要往实说，不过这个数字也很难精确，因为各地数量全国排位，排在前面谁也受不了。他还说，根据他的经验，中央有关部门统计的各地上访人数是实际数的一半，省里统计的是实际数的三分之二。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场合报出的数据也不一样，当反映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工作成果时，往少说；当反映老工业基地困难时，往多说。肖林发讲的情况可以“举一反三”，比如，为了得到扶贫补助款，把贫穷的数据说大；为了表明政绩，把贫穷的数据缩小等等。做“数据文章”的种类和名堂很多，有的是假数据，有的是虚数据；有的是根据领导的意图，先有“要求”，后有数据；有的是和“上头”对口径，上头想要啥数据就“统计”出啥数据；也有的因利益不同、视角不同，同样的事物，统计出的数据差别很大，比如有关房地产的数据，可谓云里雾里迷团一般；“编制”数据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有的则是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等等。由于约束和监督机制差异等原因，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相比，一般来说微观数据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

如何提高对各种数据的评价能力？这是摆在记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对记者的严峻挑战。怎么办？一些有经验的同仁的实践和认知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解难”思路。

一、要对数据有“判断力”，就要深入下去调查研究，下功夫掌握实情。用实情和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作比照，心里就会比较“有数”。虚假的天敌是真实，真实的情况在基层中，在群众中，在一项项具体工作中。一个记者如果通过和群众接触，到基层“解剖麻雀”，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后由点及面，对面上的情况和各种数据的判断就会比较有把握。反之，对实际情况不了解，没有比较，难免人家说啥信啥。当然，不是说对下面情况了解了，就不会上当受骗了，而是说对下面情况越了解，头脑就越清楚，上当受骗的概率肯定就越小。回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大炼钢铁时出现的那些假数、虚数，无不和脱离实际、高高在上有关，其教训值得牢牢记取。

二、多参考独立的、有公信力的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近些年有两个好现象，一是材料、信息“部门所有制”的状况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社会资讯、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公众享有的程度在提高，不少政府部门和行业定期公布各类信息和数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也在趋于严格和完善；二是独立的中介研究机构发展迅速，其中包括专门研究中国情况的海外机构，它们的“立场”相对独立和客观，研究的工具、方法和理念也比较先进。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公布各种数据前，民间研究机构都会作出预测，其结果往往和官方数据很接近，显示出相当的水准。这些情况表明，记者获取数据已不再是单一渠道，这对记者在采写新闻时分析、比较和运用数据大有帮助。当然，也要注意某些研究机构依附利益集团的现象，要选择有公信力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和他们多交流。

三、对科学的数据统计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数据统计是专门学问，要求记者都掌握不现实，但为了科学和规范地选用数据，以增强新闻的公信力，对这门学问有个大致的了解是必要的。美国民意测验研究协会建议媒体在报道民意测验结果时，应注意与该结果有关的研究方法的8个方面的情况，以避免传播不科学的“结果”。这8条对我们审慎地选用数据很有参考价值，即：（1）样本数，（2）负责机构，（3）抽样误差，（4）抽样总体及抽样框，（5）访问方法，（6）测验时间，（7）问卷问题，（8）研究结果的依据并非全体样本时应加以说明。其要点是，先要搞清楚“结果”出来的过程是否科学和规范。是的，该“结果”才有被媒体采用的基础，这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带规律性的经验之谈。现在各种各样的数据很多，媒体上据某企业、某部门“抽样调查表明”之类的报道随处可见，比照上述8条，其中肯定有“出身不正”、“先天不足”的。如果用上述8条所体现的精神把关，相信情况会好得多。

现在公布的数据中，专业性的数据很多。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对业内情况的积累，很可能看不懂，更看不出数据背后隐含的东西。“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要成为能看清“门道”的内行，记者有许多功课要做

2006年6月19日，8家中小企业公布股票上市公告书，有一家基金公司出现在其中5家公司的前10名股东榜上，持股数量都很大。这引起了上海证券报记者的关注。这些中小企业发行股票的数量不大，由于申购的资金很多，中签率很低，只有千分之零点几，这家基金能中那么多的签，说明其申购的量很大，而对基金申购股票的数量监管部门是有严格规定的。2002年3月中国证监会专门就基金参与股票申购发文，其中明确规定：单只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的本次股票发售总量。从该基金持有5家企业股票数量推算，其申购的股数，分别超过5家企业股票发行总量上限的1.4倍至3.6倍，显然这是违反规定的。这篇稿件见报后，立即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和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中国证监会就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基金公司进行自查。此后，相关报道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这件事成为当年证券市场的一件“大事”被记了下来。

如果不懂行，对业内的相关规定不熟悉，是不可能发现几个简单数据背后的新闻的。

现在专业类信息越来越多，而这类信息又往往和数据紧密相连，如股市、期市、债市、汇市、油市、房市、车市等等。能不能看出“隐藏”在数据中的新闻，是对记者职业素质的考验。应对考验，“做功课”是有效途径。其要点有：学习专业知识，包括与该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跟踪数据变化，不跟踪，看到的数据是“死”的、孤立的、没有内涵的；跟踪，就能看到“活”的数据和数据变化的路径，从而就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新闻来。经常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作历史的、区域的、国内外同类事物的比较等等，这样有助于看清数据的本质，等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记者工作在专业媒体或分工采访专业部门，他们每天都在和各种数据打交道，如何“求准确、求科学”，把握其中的规律，已经成为一门很现实的学问，值得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