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绘画-中国绘画的新阶段

【摘要】与中国近代史几乎同时起步的海上画派，向来被认为是中国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关抿。海上画派以上海这一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多元开放中外移民混居杂处的特殊地域作为活动的舞台, 掀起了一轮波澜壮阔规模空前的中国画大普及大发展和大变革的高潮。从此之后中国画的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海上画派运动不仅占据着中国画的半壁江山而且还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海派绘画 特点 新阶段

海上画派, 简称海派, 是清末民初在上海浙江一带形成的一个画家群体, 大师会集, 成就斐然, 曾一度引领中国画界,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卢辅圣指出, 19 世纪中叶以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海派”, 既非惯常意义上的绘画流派, 更非地域性质所能界定,而在较大程度上呈现出模糊、多元、变动不居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海派”概念使用和评价的莫衷一是。但不管怎样，海上画派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写意花鸟和人物画为主体的新画风, 与正统派陈陈相因的复古画风相抗衡, 冲破了元明以来的框范, 将中国绘画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海派绘画不同前代的新特征

海派绘画艺术是其现实性、艺术性与国际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阶段进程

海派绘画发展时期，正值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清廷腐败垂死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民族救亡图存，“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是彼时社会图强求存的共识。在十九世纪60至90年代，清廷推动的“洋务运动”，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其实质内容，就是师“西洋”富强之术，来振兴国家。而《天演说》等西方译著的广泛传播，使进化、国家、国民等新概念在彼时社会得以确定并产生影响。这种中国特殊时事格局的形成，其原因，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瓜分中国，使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局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其根源性，正是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其全球侵略扩张，一方面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另一方面，则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企图影响被侵略(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使其中止本国的传统演进，而直接向新阶段转化。通过以上分析，海派绘画形成发展时期，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向民国体制转变的过程和原因，是极其明显的。而这一进程，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新阶段的进程。因此，发展于这一时期的海派绘画，必然受到彼时社会情境的制约和影响，而呈现出与彼时社会历史景况相对应的，更相对民族绘画古典形态的中国绘画新阶段的特征。

（二）、绘画创作的偕俗性、商品性以及画家的入世观

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还体现在画派艺术创作的“偕俗”性，以及由作品商品属性所带来的绘画作品的“量产”、“重复”，以及完全根据买家需要的作品“订制”方式。“新阶段特征”并不仅仅是画派发展的进步和积极的一面，它只是相对于所谓中国绘画的古典性和既有特征而言的。古典绘画多是画家通过所谓“澄怀观照”来达成绘画境界的营建。澄怀，强调自我的修炼，观照，则是对世事人生的体味思考。因此，艺术创作往往是避世的、个体的精神观照的产物。而海派画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爱国自强精神，对时事的关切，以及“冬令施米，夏令施药”的济世情怀。则非常鲜明的反映出，作为艺术家对世事的关切，对民族前途的忧患，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民国近代转变的社会大变革中，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挣脱封建帝制枷锁的“民主”意识的形成，更是作为一个画派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区别于古典绘画的新阶段的体现。而这一新阶段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反证出海派绘画社会学因素对画派发展的深刻影响和实际作用。

（三）、海派画家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

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正是通过海派画家绘画艺术所彰显的。吴昌硕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是通过吴昌硕绘画图式的现代特征来体现的。吴昌硕的“图式”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石鼓文篆书字体的“间架结构”，迁想妙得，而进行的对所描绘客体形态的重新组合、变化，形成的独特的构图形式。其二是将作品题跋的书法，作为“块面”和一个“形”的元素，参予到画面的经营之中。同时，印章在画面不同位置的“布局”，既产生所谓诗、书、画、印的合璧，同时也形成了平面的点、线、面的现代构成特点。其三，“苦铁画气不画形”的主张，明确宣示了通过作品形成的符号化，而凸显海派绘画新阶段的精神理念的重塑。“气”的提出，既有“金石气”以及涉及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气”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作品超然象外的，具有观念意味的艺术思维方式。任伯年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任伯年花鸟画题材的广泛性，构图的抽象性，这里所说的“抽象”，是指其花鸟构图的设置和造型的变异性特点。同时，因偕俗性影响的绘画色彩的丰富多样、艳丽夺目，一反传统花鸟画的以水墨为主的特征。其二是任伯年在任熊、任薰人物画传统基础上，对人物造型的处理，通过夸张、变异、线条的疏密，疾徐的对比变化，极具韵律和节奏，呈现出中国绘画新阶段的特征。其三，任伯年人物肖像画的人物面部结构处理方式，以及《酸寒尉像》等作品的没骨大写意画风，力避传统人物画陈式，也呈现出了鲜明的新阶段特征。

关于海派绘画，薛永年在《海派对扬州八怪的发展与中国画》指出，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海派画家，虽同处艺术商品化进程时代,“扬州八怪”仍隶属于传统“养士”范畴,而海派画家则已叩开了现代社会的大门。嘉道之后，清政府的腐败程度已经到了极顶，因此，有识之士率先冲破封建桎梏，举办各种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就美术届而言，创立学校便是一个例证。光宣之时，有师范学堂的设置，江苏的两江优级师范，有图画手工科设置，为后来创办美术专门学校起到了领先作用。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出国留学的美术青年，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有容闳去法国巴黎；光绪十三年（1887年），有李铁夫去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接着，自1989年至1911年，先后有周湘、陈师曾、高剑父、李毅士、李叔同、冯刚百、何香凝、高奇峰等，或去日本、或去德国、墨西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绘画的逐渐东来，这批留学生对发展我国绘画事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西方的办学经验以及西方绘画的画法带回中国，此后，他们兴办学校，担任教席，使中国的绘画产生新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还值得我们重视的，那就是海上画家的集体力量，他们互相激励，形成一股振兴中国画的力量。当时上海是新兴的城市，这个城市，既具封建性，又带有殖民性，其风尚有本土的，有海外泊来的。就在这种复杂的、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的形势下，使得清末民初的海派绘画，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局面。

（四）、绘画作品的平民性及画家自我意识的觉醒

海派画家，名家众多，各呈鲜明的个人面目，突显了画家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显现出现代绘画语境中的所谓“多元特征”。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还表现在以现代社会之民权民生为基础的“民主”意识，形成了对古典绘画文人士大夫人生理想和精神诣归的高贵传统的颠覆，使绘画从“精神圣坛”走向民间，出现所谓平民艺术。海派绘画，在历经第一期、第二期的“偕俗”后，最终以吴昌硕的以俗为雅、变大俗为大雅来完成了中国绘画的新阶段建构，并在其后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画坛。海派绘画发生、发展并最终鼎盛于中国社会，由封建体制向民主共和政治转折的社会政治风云激荡，且面临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疯狂殖民掠夺的非凡时刻。海派绘画，必然伴随着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走入近代民国的新的政治体制，而呈现出其必然的新阶段特征。

二、中国绘画的新阶段

正如张鸣坷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所载“ 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而来侨居卖画。” 可见，正在兴起中的近代工商业都市文化对他们的吸引, 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社会与人的变化促使文化艺术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变，市民文化或者说通俗文化因此而在上海蓬勃兴起。就这样, 海上画派使绘画从文人士绅的雅玩走向贴近大众的、市民的艺术。海派用清新、活泼、通俗的形式, 突破了传统绘画超逸、绝俗、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情调。伴随这个经济的繁荣, 富商和广大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 这就为绘画作品开辟出广阔的市场。随着传统绘画的逐渐转型, 其世俗化、商业化和多元化的特质使海派日益与前代绘画中的相关特质形成明显的区别, 并逐渐切入近代城市市民文化的格局之中。绘画不再局限于过去表现传统文人画的隐逸情调, 他们笔下的山水是可游可居的, 是让人感到亲切的自然风景。花鸟不再局限于梅兰竹菊四君子, 而是画一些富有象征寓意的题材, 以服务于购画者为宗旨, 坚持以满足需求为主的基本态度和艺术取向。虽然在题材上有所变通, 但大多表达祝祷祈盼富贵吉祥的大众意愿, 常见的题材除梅兰竹菊四君子之外, 还有松、荷、紫藤、芭蕉、桃花, 牡丹、玉兰、绣球、石榴, 批把、鸳鸯、孔雀、振鱼、鹤、鹿、猫等，这种绘画风格,迎合了市民、 商人的口味有关。

总而言之, 海上画派的兴盛,促进了美术教育事业,把对西洋技法的参用推向消化,提高了美术出版刷、美术理论与评论的水平,加强了美术对工商业的参与程度,因此,海上画派的成就不仅在整体上提高了国画的现实感、生动性和观赏性,符合新兴市民阶层对美术审美的要求,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推进了美术文化事业的繁荣,这为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全国美术的中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上半叶的海上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崭新阶段, 对近现代中国美术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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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孙淑芹，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讲师，《中国美术研究》、《画院》编辑，美术史论与美术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