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识成智 第5期

[摘要] 目前，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片面地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致使其愈来愈受到概念定位、技术、方法可行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挑战，转识成智将成为知识社会现代图书馆服务新的制高点。智慧高于知识，智慧服务不仅凸显图书馆的价值理性，而且可以贯穿于图书馆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智能服务的各个环节，更具有实践上的普遍意义。实现图书馆由“知识之学”向“智慧之学”的转变，首先，要改变其工具性的定位，实现图书馆文化本体意义上的回归；其次，化“被动服务”为“主动引导”，实现图书馆作为智慧本体的全面确认；再次，“和而不同”，塑造图书馆的智慧特质。

[关键词] 转识成智 知识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智慧

1999年，任俊为发表的《知识经济与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成为图书馆界探讨知识服务的开端。2000年，张晓林发表了《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一文，提出“图书情报学应将核心能力定位在知识服务”上，并对知识服务的观念、形式和操作模式进行补充探讨，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文献。以此文为理论起点，学术界就图书馆为何进行与如何实现知识服务做了不懈的探讨、研究。随着我国知识工程及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展开，知识服务已逐渐成为国内图书情报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并被视作图书情报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走向。然而，经过10年的发展，这种单纯的学科服务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期”， “成为传统服务方式上的一个标签，很难有实质意义上的进步” [1]。笔者认为，图书馆要想在现代社会重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就必须“转识成智”，重新探索图书馆服务新的制高点。

1 知识服务面临的困境

1.1 “知识服务”研究中的概念冲突与困惑

目前，“国内图书情报学对于知识服务概念的定位和认识依然并不清晰” [2]，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谁的“知识”？张晓林、陈建龙等学者认为是图书情报人员的“知识”，罗彩东等则认为是其他智力资源的“知识”，还有学者认为是来自信息资源的“知识”。②什么是专业知识？一种观点认为，“知识”是图书情报和信息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持这种观点的有张晓林、戚建林、罗彩冬、陆敏、陈碧叶、李尚民、张红丽等[3]，他们认为，知识服务应该“以信息搜寻、组织、分析、重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以专业的信息分析与知识分析专家的身份来协助用户进行知识的挖掘、计算、试验和评价”[4]，“知识”体现在对信息的搜寻、组织、分析、析取、整合、集成、重组、创新等环节上。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是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陈建龙、王建冬、胡磊、刘合翔团队，他们认为，“界定什么是知识服务，……只能从服务所依赖的主要资源是否来自服务者所具备的专业知识这一点去进行界定”，“知识服务者的主要投入也必然来自服务者的专业知识积淀和高度职业化的服务技能，或者借助知识服务者通过知识网络对隐形知识的共享与传递来提供”[5]。显而易见，这里的“专业知识”指的是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③关于“知识挖掘”的概念含混不清，到底是“对知识的挖掘”，还是“从数据和信息中挖掘知识”依然是目前知识服务学科研究无法回避的概念困境[6],等等。因此，正如陈建龙在他的《一论知识服务的概念内涵——基于产业实践视角的考察》中所说：“知识服务概念基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导致知识服务研究很难建立起明确区别于信息服务研究的理论体系,很难跳出信息服务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范式。”这也是造成目前知识服务裹足不前的症结所在。

1.2 “知识服务”面临的实践可行性和价值取向合理性的挑战

自20世纪末，图书情报界首次引入知识服务以来，有关知识服务的研究如雨后春笋，郁郁葱葱。许多图书馆还开展了以知识为中心的专业化、个性化学科服务，如国家科学院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等，但这种单纯以“知识单元”为主的学科服务却愈来愈受到来自普通公共图书馆的质疑。刘冬梅等认为，“知识服务对资源建设、专家系统建设、设备条件要求太高，‘仅限于部分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图书馆和大型学术性公共图书馆’” [7] ，徐楚循对图书馆智力资源条件进行分析，认为“图书馆主要优势是文献信息资源，要使图书馆实现知识服务的理想，对读者用户的问题来者不拒并有效解决，除非它能集中整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并形成一个知识互补的团体才能做到”[8],王均林等从学科种类多样性出发，认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数百个学科中，每个学科都面临知识应用、知识创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图书馆以有限的人才资源，何以应付如此众多的知识服务要求”[9]。段小虎则从知识服务理论的成熟性和价值取向性角度出发，认为“就理论的成熟性而言，虽然学术界对知识服务的研究已经有十余年历史，但从发表的文章中还找不到一个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经典案例，显然,如果一种有关实践工作的理论只有分析、推理、创新和激情,而缺乏有说服力的事实依据,那么这一理论至少不能被看作是一种能有效指导实践的成熟理论”。“从理论的价值取向来看,知识服务观强调集中优质资源(特别是优质智力资源)为用户提供高质量、专业学科知识服务的理念……专注于图书馆在知识应用领域中服务能力和创新价值，多少忽视了它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维护知识公平获取和消除信息鸿沟的历史使命”[10]。李智敏则从馆读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图书馆相对于服务对象而言，永远不要试图‘越俎代庖’，更不能试图代替服务对象去思考,‘不可轻言’知识服务”[11]。这些观点都是对知识服务在技术、方法可行性和价值取向合理性上提出的强烈质疑。

1.3 知识服务不能实现人的终极关怀

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后，知识的工具价值愈来愈受到人们的推崇和重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就是金钱”的观念也深入人心，知识的工具理性达到极致，成为“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12]。显而易见，“知识”被看作是无关乎人之本性与人类精神的单向度的纯粹理性，而文献也被定义为“知识载体”的单向度表征。目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知识说”正是建立在“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前提之上的，其实质是“图书馆要强调打理文献背后的知识，它较之先前的“文献说”、“信息说”更具有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然而诚如傅荣贤所指出的：“作为一门知识之学的图书馆学，和所有近现代其他‘科学’一样，只提供工具理性，而不能提供价值理性，本质上是不可能有终极意义的”[13] 。

毋庸置疑，文献是人类心智的产物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真正合乎人类本性的东西，因而不可能只有“知识”这一种存在形式，它还包含有比知识更高层次的智慧。孔子说“君子不器”，因此，他选《六经》作为儒生的必读书目，正是由于看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的教化作用。《古今书录序》云：“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他撰述太史公书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四库全书》的最高目的也是要“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清高宗《文渊阁记》）。显然易见，我国古人是把文献定义在智慧的高度上的。

2 转识成智——知识社会现代图书馆服务的制高点

“转识成智”语出佛家，又作转识得智，原意为通过修行以悟佛理、开智慧，这里 ，借用这历史性的佛家术语来比喻图书情报学由“知识之学”向“智慧之学”的转向过程。那么智慧服务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用图书馆（集物智、人智、群智于一体）的智慧涵养人（人类整体）的智慧。它有三个层次规定性：①它是以人类自身的发展和智慧的成长为最高目的的；②它是集物智、人智、群智于一体的融通状态，而不是单纯强调某一个服务层次，它可能贯穿于图书馆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智能服务各个环节之中；③它是内在于图书馆本身，而不是外在于图书馆，用儒家的话说就是“天人合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智慧服务”。

2.1 智慧高于知识

关于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我国古人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比如：孔子认为，知识的获取就要靠“多闻”、“多见”、“多识”，但这些都属于“下学”，所有“下学”都必须“上达”为“闻道”。因此，“为学”的目的就是增加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的智慧。智慧与知识是本末、体用的关系。冯友兰先生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知识与智慧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在冯先生看来，知识就表达而言,是由命题(包括特殊命题与普遍命题)分别地加以断定,分别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并以语句分别地加以陈述；就所知而言,则是把对象区分为一件件的事实、一条条的定理,以把握事实和条理之间的联系。因此，知识所注重的是有分别的领域,它可以用名言来把握；与知识不同,智慧所把握的是有关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它的目标是求穷通,亦即穷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属于“超名言之域”。在冯友兰看来，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图书馆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一种通过知识管理促进人的智慧发展，培育人的智慧性格和提升人的智慧本质属性的活动，它包括促进图书馆员的智慧发展和用户智慧发展两个维度。诚如傅荣贤所呼吁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扩大能否上升到智慧的高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和谐进步，应成为大量使用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图书馆界的思考内容”，“图书馆学应该以智慧为学科境界，为人类提供一种以图书馆学为参照坐标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14]，以“用户目标驱动”为导向的知识服务显然对图书馆学科崇高的价值理性和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多少有“悬置”之虞。

2.2 “智慧”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凸显图书馆价值理性

从本体论上讲，“知识是对于可见事物与事实的描述与解释，智慧则是对价值与意义的洞见与直观……以价值为目标的智慧是内在的、主观的；而以事实为对象的认识则是外在的、客观的”[15]。在图书馆学中，同样存在价值理性的选择。诸如：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如何？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图书馆如何体现出对社会、人生问题的终极关怀？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诉诸价值理性。所谓价值理性，不是去解决具体、明确的经验问题，而是关注和思考个体精神品质和社会的文明指向等超验问题。价值理性内在地规定着图书馆在人类历史、现实及未来社会中的定位、担当和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方向。而“知识服务”片面地强调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工具价值，而忽视图书馆的理性价值，是不符合图书馆发展趋势的。智慧则不同，它具有“实然”和“应然”的双重品性。正如怀特海所强调“智慧是掌握知识的方式。它涉及知识的处理，确定有关问题是知识的选择以及运用知识使我们的直觉经验更有价值。这种对知识的掌握便是智慧，是可以获得的最本质的自由”[16]。显而易见，智慧来源于知识，又高于知识，它很好地整合了知识服务于人的工具理性和内在于人的价值理性。

2.3 “智慧”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更具有实践和价值上的普遍意义

目前，知识服务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实践上的可操作性。知识服务较之“文献服务”、“信息服务”最大的区别是对馆员“知识”素养和技术设备条件要求较高，与许多落后地区普通公共图书馆的资源现状、人才条件以及技术设备的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因此，尽管知识服务提出并发展了近10余年，推行情况并不乐观。“智慧”服务貌似虚浮深奥，很适合目前国内发展不平衡的馆情。智慧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宽泛，从内涵上讲，它可以是一种精神、一种蓬勃的风貌，也可以是坦率的思想交流、真诚的微笑与问候、适宜的言谈举止、超然的生活态度，还可能是处处都闪烁着的智慧光泽……甚至是一段给人以启迪的标语和具有人文气息、诗情画意的环境，等等；从外延上讲，它不但可以贯通到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智能服务等各个环节当中去，而且还可以渗透在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制度、图书馆文化等各个领域。如：对现代化设备、人才济济的研究性图书馆来说，智慧服务可能更倾向于以“人才、设备、技术”为支撑，做好专家、学者的科研保障，但对于读者群分散、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普通公共图书馆来说，智慧服务就在于如何提高、引导普通民众的文化、休闲品味，最大化地保障用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对于大学图书馆来讲，智慧服务就不仅体现在为保障教学科研而提供的“知识服务”，还应重视有利于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文化服务”，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Living Library,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的《影像?读书》沙龙，等等。总之，智慧服务对人才、设备、技术等硬件要求不像知识服务那么片面、严格，它更强调的是图书馆的“软实力”和“品牌个性”。

3 实现图书馆学由“知识之学”向“智慧之学”的转变

3.1 首先改变其工具性的定位，实现图书馆文化本体意义上的回归

无论是先前的“文献说”、“信息说”还是现在的“知识说”，不管图书馆文献形式如何嬗变、增加，图书馆作为文献保管者的主体地位都没有动摇，但同时图书馆的主体地位也被“工具化”，这由图书馆的定义可见一斑。如：1808年，最早提出“图书馆学”概念的德国人施莱廷格认为，“图书馆是将收集相当数量的图书加以整理，根据求知者的各种要求，不费时间地提供他们利用”。刘国钧1934年说：“图书馆乃是以搜集人类一切思想与活动之记载为目的，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保存它们，以便社会上一切人使用的机关”。2001年，台湾学者胡述兆针对网络环境提出，“图书馆是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17]，这些论述都没有改变图书馆工具化的命运。尤其是张晓林把图书馆知识服务定义为：“用户目标驱动的服务,它关注的焦点和最后的评价不是‘我是否提供了您需要的信息’,而是‘是否通过我的服务解决了您的问题’”[18]，更是把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图书馆完全沦为用户需求的“奴隶”。这种工具理性的直接后果是图书馆完全剥离文化主体地位而被决定。所谓被决定，就是图书馆作为一个工具，完全由用户来决定其未来地位和发展态势，一旦出现新的工具，图书馆将被取代或淘汰。面对信息技术的挑战，图书馆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其实质就是图书馆长期被工具化的恶果。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存在，不仅保存和传播文化信息，而且它本身就具有文化本体意味，图书馆完全可以通过文献、信息、知识的加工、整序、传递逐渐塑造和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

3.2 化“被动服务”为“主动引导”，实现图书馆作为智慧本体的全面确认

3.2.1 在资源建设方面，充分发挥图书馆在社会文化建构中的能动性和文化育人的价值担当，通过自身的文化选择对社会文化进行反向建构 毋庸置疑，图书馆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但图书馆一经产生又会以自身文献、信息、知识的加工、整序、利用的独特方式反作用于它所从属的文化，形成强有力的文化建构诉求。图书馆收集什么、如何收集既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又体现了图书馆自身的文化选择尺度。如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在收录上有以下几种书仅作为存目：凡书中含有批评清王朝统治内容者，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未越群流”的平庸之书、“归于小道”的无谓之书、“难以考信”的伪托之书以及著作时代切近者、重复之书等。无疑，这些标准一旦成为主流话语，就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知识获得，从而推动良好的社会阅读风气的形成。目前，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现代性”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体现在阅读上就是“浅阅读”、“功利阅读”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知识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成为有识之士忧虑的主要问题。反思图书馆在“现代性”问题上的误区，就是图书馆长期以来的工具地位导致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上的媚俗，完全以读者需求为驱动，忽视了图书馆在社会文化中应有怎样的担当和责任。图书馆和网络传媒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图书馆的资源选择尺度应关照人类自身行为、精神和信仰的发展方向和社会整体智慧成长，而不仅仅停留在对用户的认知、理解和需要上。智慧服务立足“应然”的角度，利用图书馆改变并重塑“实然”的文献和文化世界，把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智慧成长的文献带入它的独特视界，为人类图书馆发展和文化发展指明应有向度。

3.2.2 内容重于传递，充分发挥和彰显图书馆在知识信息传递中的教育职能 对于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刘国钧早有阐述：“所谓公共教育制度之一部者，非谓图书馆为学校教育之一部，佐学校已达教育之目的。乃谓其在教育上之功用、责任与目的，均与学校相同”[19]。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知识传递，只是与其他知识传递相比，教育更强调传递智慧意味，如价值观念、精神传统、文化情趣等。因此，图书馆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传递机构，除了注重知识信息的可信、可控、可靠外，更应注重知识信息传递的教育性。但是在“媒介即信息”观念的影响下，尤其在工具理性观念的支配下，图书馆越来越重视知识信息传递的数量和技术手段的便捷，而忽视了图书馆在知识传递过程中的责任和社会担当。近年来，曾经主要只是图书情报业的知识日益被社会中心化，它们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不仅在社会上广泛应用，而且几乎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支配性因素，图书馆面临被日益边缘化的倾向。图书馆人急于改变现状，甚至将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等同起来，片面地寻求“技术之智”而忽视了“本体之慧” [20]。社会之所以需要图书馆，是因为图书馆能够传递有益于国家、人民和社会发展，可信度、可靠性较高的文献、信息、知识，这一点是其他商业化信息知识传递机构无法比拟的，也是图书馆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转识成智就是要图书馆准确界定自己的权限和内涵，在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智能服务等各个环节突出其智慧特质，即知识社会的文化内涵，图书馆的特质越鲜明，越有利于在信息管理领域发展壮大。

3.3 “和而不同”，塑造图书馆的智慧特质

“知识服务”视域下，“我们的图书馆”和“你们的图书馆”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作为工具层面上的“理想的图书馆”的目标都是排除一切交流障碍，达到信息传递的预期效率最大化 [21]。这种观念层面上的趋同，技术标准上的单一，必然导致图书馆同质化倾向。事实上，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机构，它也有自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每一个图书馆都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同时，图书馆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参与了特定文化的塑造与定性。因此，未来图书馆的发展不应是“走向同一”，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既体现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机构的同一性，又要体现作为文化个体的相异性。就像古代的藏书楼并不仅仅是一幢幢书楼，而是积淀着独特的文化意味，蕴藏着“仁人爱物”、“藏书守道”、“敬纸惜纸”人文精神的民族瑰宝。当然，如何塑造图书馆的文化特质，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既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也是一个超验的问题。对于图书馆个体来讲，所谓“适者生存”，首先要适应于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形成主流文化的融合，才可能得到生存与发展。譬如，在数字化发展的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图书馆依然保持传统的文献收藏、服务方式是迟早会被淘汰的；但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本体，它又有超验的一面，它还要通过自我塑造来引领社会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但各馆资源优势、人才结构、发展程度的参差不齐，必然产生自身与众不同的文化“个性”。这种“个性”实质上是集物智、群智、人智之后的融通状态，是图书馆在肯定和挖掘自身文化差异性和相对性的基础上，自觉自为的层次和境界。比如：法国阿尔岱省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音乐图书流动车，另外还有闻名世界的新加坡商场图书馆等，在笔者看来，他们都超出了知识服务的范畴，是一种关照人类和谐发展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服务。这种服务既保留了图书馆的传统业务，又强化了自身特色。

4 结 语

将图书馆学定位在“研究如何增进人类智慧的学问”，是对图书馆学的一种有深度的探索，它需要两个维度的研究：智慧的服务和服务的智慧，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辩证统一于图书馆智慧服务的研究过程中。如若没有智慧服务的理念，便没有服务智慧的实践，但如若没有丰富多彩的服务智慧的实践探索，智慧服务的理想和信心也就会落空。因此，笔者认为，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应该在确立智慧服务理念的大前提下探索图书馆服务智慧，同时，通过对图书馆服务智慧的实践研究，逐步完善智慧服务的理论基础。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积淀。

参考文献：

[1] 刘冬梅,董丽波.知识服务研究应避免的四大误区[J].情报科学,2007(10):1464-1465.

[2] 陈建龙，王建冬，胡磊，等．一论知识服务的概念内涵——基于产业实践视角的考察[J]．图书情报知识，2010(3)：11-16.

[3] 张华宝.“知识服务”概念解读的两个视角比较[J].图书馆论坛，2011（4）：1-2.

[4] 张晓林．重新认识知识过程和知识服务[J]．图书情报工作,2009（1）：6-8.

[5] 陈建龙，王建冬，胡磊，等．再论知识服务的概念内涵——与信息服务关系的再思考[J]．图书情报知识，2010（4）：14-19.

[6] 冯新民,王建冬.知识挖掘的概念困境与广义知识挖掘[J].情报杂志,2008(7)：63-65.

[7] 刘冬梅,董丽波.知识服务研究应避免的四大误区[J].情报科学,2007(10)）：1464-1465.

[8] 徐楚雄.图书馆服务定位:“知识服务”质疑[J].图书馆建设, 2007(6)：53-55.

[9] 王均林，岑少起.知识服务与图书馆核心能力——与张晓林先生商榷[J].图书情报工作, 2002(12) ：115-119.

[10] 段小虎.图书馆核心能力:信息服务格局变化中的认识冲突与分析[J].图书馆杂志,2010（9）：2-4.

[11] 李智敏.“不可轻言”知识服务——关于知识服务能否作为图书馆核心能力的讨论[J].图书馆杂志, 2005(10)：6-9.

[12] 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95-196.

[13] 傅荣贤.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说”的反思——从知识之学走向智慧之学的取向[J].情报资料工作,2009（1）:6-8.

[14] 傅荣贤.本体论视域下的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兼与工具论比较[J].图书馆,2010（1）：1-4.

[15] 安希孟.智慧与知识[J].现代哲学, 1999（3）：38-39.

[16]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北京：三联书店，2002：54.

[17] 黄宗忠.对图书馆定义的再思考[J].图书馆学研究,2003（6）：2-4.

[18] 张晓林.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5）：32-34.

[19] 刘国钧.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C]//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1.

[20] 雄伟.当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客观知识本体论转向[J].图书馆杂志,2011（12）：2-11.

[21] 李满花.图书馆的文化本质和图书馆学研究的文化选择[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2)：4-8.

[作者简介] 刘亚玲，女,1974年生,馆员，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