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批判》:象牙塔到该大修的时候了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时，钱老曾发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据悉，温总理曾为此认真求解，聘请了国内著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讨论，但得到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如今钱老走了，“钱学森之问”依然是中国大学教育不得不面对的痛。

犹太人说：“宁可变卖所有的东西，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犹太人又说：“假如父亲与教师两人同时坐牢而又只能保释一个人出来的话，做孩子的应先保释教师。”

正因为有对教育如此的观念，才造就了犹太人的聪明和富有。而我们，也曾有过尊师重道的传统，却没有得到良好的传承，“上大学是一个赔本的买卖”、读书无用论、“后悔上大学”之类的怪论，在这个时代此起彼伏、“毕业就失业”是尴尬的现实与大学收费过高的鲜明对比，让我们不得不审视我们的教育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象牙塔越来越富丽堂皇的同时，内部的积弊也越来越多，到了该批判的时候了，到了该大修的时候了!

《北大批判》是针对中国教育积弊的力作，也是作者薛涌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他详细分析了西方大学教育的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力图为改正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献计献策，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薛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判选择从北大“开刀”，是有深刻用意的。北大被公认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等运动的发祥地，也是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有“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享有极高的声誉和重要的地位。所以把北大看成中国的大学之首，对它的批判也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判。

首先是批判国人对大学理解上的错误。有人曾经对薛涌“言必称外国”很反感，但在对待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以外国为标准，因为大学是在1200年前后的欧洲诞生的。这是当时欧洲的神学和法学传统汇流的结果，所以讨论大学问题必须放在西方社会自治的传统中才能理解。

什么是大学的核心?在薛涌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从大学诞生以来的八百多年中，“论辩”作为大学核心的精神从来没有丧失过。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没精打采地讲着满堂灌的大课，下课后就无影无踪。学校高楼林立，却缺乏辩论切磋的风气，大部分课程都有给定的答案。就业的压力使学生和家长们最热衷什么是‘热门’，盘算着什么‘有用’，大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似乎早已经失传了。”如此现实的、功利的甚至有些市侩的为学之道，怎么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其次是批判大学教育在方向上的偏差。大学尤其是如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培养时代的精英，“精英首先意味着对世界一些核心的抽象问题的关注和承担，如人生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人类的境况是什么力量塑造的?人类应该向何处去?等等。”

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中，“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不是经管)、心理学等，是最主流的专业。只有在宾西法尼亚和康奈尔，商学和市场营销才比较有人气。应该说，美国大学的主流还是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分析生活的文本。与此相对，北大最热的专业则在光华管理学院这种地方。”由此，薛涌先生不禁感叹道：“这个学院号称是‘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学生’。难道这些把大好青春花在什么是市场营销上的真是‘最有潜质的本科生’吗?如果精英都成了推销员，未来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

最后是批判大学教育关键细节的缺失。在薛涌看来，读和写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这方面不行的人很难在学术上有良好的发展”。《北大批判》一书中所举的一位留美中国学生与美国导师发生冲突，差点被开除。原因就是写作能力太差，交上来的东西要导师(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一行一行地改。这个例子，以及作者北大四年，除了毕业论文和少的可冷的评论之外，几乎没有写作机会的事实，都可以说明，如今的我们大学对一些影响个人成败的基本功的忽视程度，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全像是“一个车床制造的标准化配件”。

《北大批判》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外国象牙塔是什么样子；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象牙塔里的诸多弊病；同时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真正的象牙塔之门，让我们了解到大学的渊源和大学存在的核心。“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薛涌的笔下总是饱含批判，是因为他希望我们有一流的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进而成为一流的大国，也是希望“钱学森之间”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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