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傲慢与偏见》浅议欧洲19世纪婚姻的物质性背景

摘要:本文以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为例，例证以英国社会为代表的19世纪欧洲社会,其婚姻是由物质因素主导的。当时的妇女始终不懈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但社会关系和经济模式决定了主导婚姻的不是情感,而是经济。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与达西、夏洛蒂与柯林斯牧师等人走向婚姻的过程均生动地佐证了家庭出身、经济地位等物质因素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内容、婚姻与个人的命运有着无所不在的影响。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 婚姻 财产 商品

《傲慢与偏见》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占有极高的地位, 其艺术价值也为研究学者与读者所认同,但是其社会学价值随着对小说研究的视角的变化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傲慢与偏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对婚姻和与婚姻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诙谐的描述。男士们如何挑选妻子,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及她们的母亲如何为她们挑选未来的夫君,构成了这部小说中的许多幕精彩场景。奥斯汀的六部小说全部与爱情和婚姻有关, 其中《傲慢与偏见》最具代表性。奥斯汀对婚姻现象和本质的描述和剖析可谓是精彩纷呈,入木三分。在当时的社会中,经济地位对婚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者在小说中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深入生活的艺术观察力,以及文学大家特有的幽默笔触展示了人物的行为和内心世界。文学批评家马克肖乐尔这样评价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及奥斯汀后期的小说会令愚顿者震颤。如她的见解能被认同,这个由愚顿者构成的社会必将脱胎换骨。”小说对不同婚姻状况的分析,“婚姻中的幸福完全取决于机遇。如婚姻双方彼此相知,则婚姻的幸福将极其渺茫……对于那个你将与之共度此生的人,他的短处你知道得越少越好”。这是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之一夏洛特・卢卡斯的感慨之言,是对19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的婚姻最真实恰当的描述。

婚姻对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重要的。不仅是儿女之辈,连父母姑姨叔舅等等与儿女的婚姻能产生关联的人来说也毫不例外。男婚女嫁固然重要,而在父母之辈来看,为儿女择妻选婿也是关乎利害的大事。女儿不能以自己的性情挑选可嫁之人,尤其在她想得到婚姻幸福的情况下。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是奥斯汀精心安排的小说开头,具有一种开宗明义的作用:钱财与婚姻密不可分。嫁给一个家财万贯,或至少不缺钱财的人，对女人来说是利害攸关的大事。因此,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容貌优劣总是与男性的财产大小相提并论的。所以,嘎丁奈尔太太认为威克汉姆与伊丽莎白并不般配:他没有钱财。

正如批评家肖乐尔所说, 这个开头为全篇“定下了基调、勾勒出了情节框架并确定了社会批评这个背后主题”。它勾勒出当时社会的轮廓:婚姻是一个市场,妇女是商品,男性是财力各异的买家。奥斯汀在这部小说中的语言风格也使这个背后主题得以彰显。肖乐尔认为, 奥斯汀的语言风格是按照这个轮廓确定的。

在小说中,奥斯汀多次使用能让人想起数字和财产、商品尺寸或价值的词汇。当情感和道德都用经济学的词汇来表达时,小说的主题也便不言自明了：这是一个关于以女人为商品的婚姻市场的故事。这部描写教养的小说,其喜剧效果通过一个强烈的反差得以发挥,那就是一方面有残酷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要有大量社会礼仪、人际情感和矫揉造作。

小说主要描写住在乡村的本奈特一家。在这个到处都讲究礼仪、举行舞会和社交拜会中,锦食华服的年轻女性却要围着一件事情转:出嫁。而在优雅的礼仪之外她们却身处于无情的竞争之中:要嫁给最富有的、出身最好的男人，同时也要不可避免地与人争风吃醋、掩饰真心或说东道西。小说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就是要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环境下,既要保持个性的完整又要追求个人的幸福。然而,在如此一个完全以金钱和地位衡量人的无情社会中,如何能有真爱?

故事伊始,主人公伊丽莎白遇到了两位相貌堂堂的男士。费茨威廉・达西,家资巨富,曾在一次舞会上跟一个朋友评价她的相貌平平,听到这番评价,伊丽莎白开始讨厌他和他那目空一切的傲慢。这种讨厌一旦形成,根深蒂固,以致于他的态度改变之后她依然毫无察觉。这种偏见使他对达西日益深厚的情感视而不见。但是,伊丽莎白却被帅气而风度迷人的年轻人威克汉姆所吸引。

在一次舞会上,威克汉姆抛开众多喜欢他的女孩子,特意寻找机会与她单独相处,而她对这样的恭维自然乐意接受，她甚至觉得已经爱上他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使她对他的一些不恰当的举止也不加置疑。伊丽莎白的情感, 通过后来经历的培育得以成熟。她终于认识到她对威克汉姆的唯利是图、不负责任、充满虚伪的个人品质是多么缺少了解。

小说中第一个向伊丽莎白求婚的是考林斯先生,一个十足的愚蠢之人。他的求婚以最直接的方式开出了婚姻市场的买卖条件。浮华、浅薄、无知而缺少情趣的考林斯先生自以为是地认为,凭他的地位,他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应该是个如意郎君。

如果婚姻是纯粹交易的话,考林斯先生的判断可能就是正确的。当伊丽莎白拒绝了他的求婚后,他还列举出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证明伊丽莎白不太可能拒绝他。但感情因素的确不可低估:伊丽莎白没有因为母亲的压力和考林斯先生的强求而退让。

这部喜剧小说的一个略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是伊丽莎白的紧邻兼好友：夏洛特・卢卡斯。考林斯先生其实是要“买”一个妻子。遭到伊丽莎白的拒绝后,他转向伊丽莎白的好友夏洛特・卢卡斯。

夏洛特是一个有智慧的女性,但不漂亮、不活跃。她认为她嫁给考林斯等于是抓住了一个机遇。对于考林斯来讲,他已经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并在他人的帮助下成了牧师。他有了房子和可观的收入,所缺的就是一个温顺的妻子;对于夏洛特来说,她可以通过这个婚姻获得一个宅院、花园、家具和围绕这些的家庭生活，婚姻就成了夏洛特幸福生活的一道强有力的保障。难怪本奈特夫人在女儿拒绝了考林斯的求婚后这样叨叨,“你要是还这样拒绝人家的求婚,你就别想嫁出去!我真不知道你爸爸不在以后谁会养活你”。本奈特夫人尽管俗不可耐,平时唠唠叨叨,但这句话的确是当时妇女社会处境的真实反映。当时的社会没有任何体面的工作可让妇女从事。妇女仅靠自己的双手是无法获得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独立。因此,妇女必须嫁给有钱的人。夏洛特・卢卡斯在接受考林斯先生求婚前就是这样考虑的:

“Mr. Collins, to be sure, was neither sensible nor agreeable; his society was irksome, and his attachment to her must be imaginary. But still he would be her husband. Without thinking highly either of men or of matrimony, marriage had always been her object; it was the only honorable provision for well-educated young women of small fortune, and however uncertain of giving happiness, must be their pleasantest preservative from want.”19世纪,未婚的年轻女子是不可以离家在外独处的,即使她是继承人也不例外。人们似乎认为女性不可能独立生活，所以女性未婚居娘家,婚后居夫家。未嫁的女性只能在家里终老此生。而婚姻就成了获得娘家之外生活的唯一途径。鉴于以上原因以及经济因素,当本奈特家最小的女儿莉迪娅和威克汉姆私奔后,全家都把这当成了莫大的耻辱和不幸。在那个年代,离婚对家庭更是莫大的不幸,是有损家族声誉的丑事。按照当时的法律,只有获得议会对配偶的批准才能办理离婚, 而这要花费大量钱财。这实际上使得穷人根本无法离婚。

《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喜剧小说。作者奥斯汀没有以社会批评家的身份揭露社会的本质,也没有采用激进艺术家的极端手法。她既没有显露出自己的伤感和悲观,也没有采用隔靴搔痒式的批评。她的讽刺既辛辣又轻松诙谐,既深刻又流畅自然,丝毫不露批评家的痕迹。通过对一系列人物的描写,她揭露了当时社会中婚姻的决定性因素是金钱利益的平衡,人的感情是服从于它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卫・马柯斯在谈到人类行为的经济性时曾说,“Jane Austen, to some extent, had been a Marxist before Marx's being born.”

参考文献:

[1]Bloom, Harold. Jane Austen's Pride and Prejudi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M]. London: Penguin Popular Classics, 1994

[3]Monaghan, David. Jane Austen in a Social Context [J].Longman, 1981

[4]Watt Ian. Jane Auste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C]. Hampshire: Macmillan Publishers,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