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图变 创新发展

“浙江号”经济巨轮刚刚驶过“十一五”这个极不平凡的“航段”，马上迎来了“十二五”新的航程。未来5年，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将步入加速转型期，面对难得的历史机遇和诸多风险和挑战，“浙江巨轮”再次起锚，目标锁定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近些年来整个中国经济的首要关键词。在以“全面转型”为核心的“十二五”，“调整经济结构”将是浙江经济再度获得领跑优势的决胜点。目前，浙江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已被国家列为全国首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试点省”。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和特点，大力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努力培育浙江发展新优势，既是开局之年的任务，更是“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开辟新一轮增长的长远战略。

人代会期间，与会代表认真审议《关于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围绕“企业转型升级”、“新兴战略性产业”、“合理引导民间资本”等方面纵论“十二五”浙江发展大势。

从“小狗经济”到“小老虎经济”

谈到转型，最关键、最基础的仍然是经济的转型。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2010年底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以及 《规划纲要》，都明确指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已经刻不容缓”。同时强调，浙江省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形成现代产业体系。

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浙江经济而言，究竟该如何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占浙江很大一部分，这部分企业怎样实现转型升级？围绕这一话题，代表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浙江经济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小企业发展模型的成功:“轻小集成” +“小狗经济” +“块状经济” +“外向型”。这种依靠贴牌、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模式在面对日益攀升的土地价格和人力成本，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渐渐失去了优势。在温州代表团驻地，周德文代表告诉记者，根据他的调查，温州传统的优势产业如灯具、打火机、眼镜等都大量萎缩，衰退的迹象十分明显。“面对如此的境况，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但是，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周德文表示，目前自上而下都在讲转型升级，而实际是，说说简单，做做很不容易。“我们不能为转型而转型，应该根据省情，根据我省中小企业的特点来寻找转型路径。”

宁波代表团的卢康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企业不能盲目转型、创新。身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负责人，卢康对浙江的传统企业十分关注。“讲创新、谈转型，我们先要明确浙江以及中国在全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和职能。如果定位于以制造业、来料加工为主，那么只要有利润，对传统企业就要保护，不抛弃不放弃。”

从事纺织制造的金华代表团章树根代表在谈到企业转型升级颇有心得。他的企业在近些年里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合拳”。第一招：结构调整最优化。章树根所在的企业通过股权改革，优化了企业的组织结构，进一步激活了机制的活力。第二招：技术装备最精化。近年来，企业投入7个多亿，引进了一批国际一流的设备，提升了产品的技术含量。第三招：产品成本最低化。通过技术升级，成本比同行下降，价格比同类产品高，由此带来的利润，占到了总利润的近50%。第四招：市场产品最新化。企业定位小批量，多品种。据悉，平均每20天，企业就要研发新产品，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只有倒闭的企业，没有倒闭的行业。”章树根坦言，“如果我们企业的利润下降到目前的50%，同行许多企业都要亏损了。我有这个技术和设备的优势，我不担心我们的企业没有利润。”他希望政府能以同等的政策对待传统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要厚此薄彼，使传统企业错失了技术改造和升级的契机。

周德文为企业转型升级开出的药方是：整合、提升、转型。在行业里，龙头企业以其品牌、资本、销售渠道整合中小企业，组成“小巨人”企业或是企业集团。大量的中小企业走向联合，主动“傍大款”，敢于成为大企业的配套公司，从而促使“小狗经济”变成“小老虎经济”。

踏上了整合的第一步，民营企业的力量聚集起来，但不能再走低成本、低价格之路，而要注重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从量的扩张，提升到技术和质的提升，最终实现品牌的提升。

只有走完这前两步，第三步才是转型。整合之后的民营企业，有了更强大的实力、更雄厚的资本、更高端的研发能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转型。“就像正泰一样，有了如今这样的实力，才有可能去涉足太阳能产业。”周德文说。

在全团审议中，绍兴代表团的庞宝根代表提出，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必须积极注入科技含量，争取从“制造”提升到“创造”。他最信奉华尔街的一句流行语：“资本与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

“以前，我们说创新，总是喜欢说科技创新，但实际上机制体制的创新，远比科技创新更重要。”庞宝根说。

战略性新兴产业，谨防“运动式”发展

《规划纲要》指出：“十二五”期间浙江将以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为导向，推进高技术产业化，重点扶持生物、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海洋、新能源汽车及核电关联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兴产业固然是有吸引力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适合进入。”卢康代表表示，运动式发展经济的方式，讲求“短小快”，容易导致发展的后劲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不讲条件、不讲时机，企业如果头脑发热一窝蜂地进去是要“牺牲”的。

作为一家传统的文具制造企业，宁波广博集团一直在寻求产业升级的出路，在10年前就将目光聚焦在具有真正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据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利平代表介绍，从2000年第一条高水平纳米镍粉生产线成功投产，到如今成功研制并试生产出可应用于太阳能电池及电子行业的纳米银粉材料，这个时间整整10年，前后投入2亿多元。“创新确实是很苦、很累。”王利平代表感叹。

不容回避的是，一般企业家都喜欢用现成的研发成果，自己去原创性、一步步投入研发，太费力，风险也大。对此，卢康建议，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倾斜，并给予税收优惠。“在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增加资金投入的情况下，目前亟须关注的是如何提升扶持的精准性，强化投入的有效性。”

马玉君代表建议，政府每年筛选一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产品，列入政府采购明细。“政府采购对于新产品市场推广具有显著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不仅能够直接增加产品的市场需求，而且可以提高市场对产品的认可度，从而促进市场对新产品的拓展力度。”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要谨防“抢风头”，出政绩，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权宜之计。卢康担心，由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周期长，三五年难出高的GDP，政府如果目光短视，就可能不会投入很多的精力和资源。“政府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否则上得快，落得也快。”

来自衢州代表团的汤月明也认为，政府要用战略的眼光来规划新兴产业。例如发展太阳能，它的基本材料是硅，要从矿石中提炼出硅，则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对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各地不能一哄而上，在当前关键核心技术尚未有重大突破、市场需求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如果遍地开花重复建设，将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和巨大浪费。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是重中之重。”作为高新企业的掌门人，温州代表团的虞培清代表自身就是技术专家，在和记者交谈中，他反复强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教育强省、人才强省、科技强省”的重要性。“我虽是技术专家，但我们的知识也会老化，必须要引进人才。”据悉，虞培清代表所在的企业在近些年来大手笔吸引人才，成立了博士、院士工作站，带动企业不断走向产业的前沿。然而，在实践中，也有不少超越企业能力外的因素困扰着他。

“以前讲，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而现在是要靠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来吸引人才。这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企业无法解决的，亟须政府的扶持。”虞培清告诉记者，近期公司正准备引进一位博士，给100多万的房子，解决家属工作，但是当谈到子女就学问题，就没有办法了。“为了引进一个人才，我们花了很多心思，但教育是政府的职能，我们没有能力。”虞培清无奈表示。因此，他建议，政府在引进人才方面要出台切实有效的配套政策，特别是在住房、教育等方面要多给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引才、留才”的社会环境。

可见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市场的“无形之手”，更离不开政府的“有形之手”。

让“漂移”的民间资本“着地”

有研究指出，最近几年，在我国民间资本最为充裕的东部沿海地区，数以万亿计的民间资本如无根的浮萍在市场上空飘荡，哪里有获利“缝隙”便往那里钻。在这股庞大的资本力量中，浙江的温州资本最令人关注。周德文告诉记者，温州的民间资本量至少有8000亿元左右。但是民间资本具有双重性，被一些人指责为“左手投资、右手投机”。如何科学、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更好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成为了代表们热议的话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去搞房地产，专注实业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少，甚至许多企业放弃了实业，而实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对长期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十分不利。”在小组讨论会上，宁波代表团宋汉平代表忧心忡忡，“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都移民国外，资产转移到海外，许多企业很迷茫，下一步企业发展做什么、怎么做、在哪里做都需要很好的规划和引导？”他建议，浙江必须深入思考如何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如何调动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动力，在更高的起点上推动浙江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

“目前我们还没有成熟的金融工具和股权投资体系来规避投资的风险，这使得一些民间资本依然处于一种原始状态，热衷于炒这炒那。”卢康表示，在目前股权投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的情况下，民间资本这种游离不定、伺机投机的行为在所难免。

“漂移”不是民间资本追求的目标，只要给其“一片沃野”，就会立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审议中，不少代表认为，民企和国企在资源要素分配上的不平等，打击了民企做实业的积极性，导致部分民企转而投向房地产和虚拟经济。不可否认，目前，民间资本上升的空间狭窄，难以进入到一些能源、电力、电信、高铁等高端领域的现象十分凸显。“上行渠道受阻，只能退而寻求‘旁门左道’。”这是民间资本变成“热钱”，无法着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应加强产业政策宣传，引导民间投资，促进民间资本的‘正规化整编’。”周德文表示，“炒房、炒煤、炒玉石”……这既表现了资本逐利的本性，也反映了丰富的民间资本寻找投资的迫切性。尽管自上而下都相应地提出要放宽民间资本进入一些垄断性行业的门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依旧是“玻璃门”，民资是在夹缝之中求项目。周德文建议尽快出台产业引导细则，真正打破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切实放开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此外，政府部门要编制公布扶持产业项目目录及扶持政策，重视发挥社会中介作用，促成项目与资本对接。

近些年来，浙江开始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金融模式，但这种“迷你型”的本土金融机构，对于大量的民间资本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虞培清代表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可以适度放开金融，一方面更多地开展小型金融机构的培育和试点，帮助民间资本寻找出路，也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门路；另一方面也可以探索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整合，通过做大做强来吸收更多的民间资本，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健全地方产权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里关于促进民间投资的一系列政策意见，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社会事业和国防科工等领域，不断提高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政策部署，对引导民间资本“着地”，促进民资“转型升级”，无疑是给力之举。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渡路尤长。浙江经济，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依旧任重道远。唯有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破除体制，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才能实现转型发展，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