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的生意与生活

在城市生态链的最末端上,他们从事着最为卑微的服务型生意,夜间烧烤档店主、卖艺人、小包工头、搬运队、流动摊贩……亲戚或者老乡关系是他们工作关系之外的全部社会关系。有些年轻人或许通过互联网络有网友关系,但也仅仅限于解闷聊天型的。他们占用的社会资源少得可怜,在急剧分化社会里,遵循丛林法则,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挤入上一个阶层。

他们住在深圳的城中村里。这里房租低廉,却有比较方便的交通。房屋虽然阴暗破旧,但也具备基本的城市给排水功能、供电、供电视信号。居住在这里,能享用城市提供的基本设施,还有,对将来能够赚多点钱的希望。

鱼贩子王和生

王和生是武昌人,住在下梅林村,马路对面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瓜果蔬菜、鱼虾海鲜、南北干货。这里产品种类众多、品质新鲜、价格低廉,每天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市场内灯火通明、人声喧哗,深圳各大小酒楼餐馆的采购人员来这里置办原料。

在市场西面的河鲜区,王和生租了一间店面,请了一个雇工,在那里卖鱼。他卖的是胖头鱼,年底吃鱼头火锅的人多的时候,王和生一天能卖出300多斤鱼。他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四点开始卖,忙活到早晨八点钟,中间在路边的包子店“过个早”。等到深圳的白领开始在公交车站等车上班的时候,那些活跃在批发市场的餐馆“买办”们也采购到了货品,纷纷退去。这时王和生已经累得够呛,他再也没有精力应付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市场上的家庭主妇,锁起铺位,回下梅林村的出租屋里睡觉。

鱼是远在武汉的儿子发过来的。提到儿子,王和生总是说,儿子没能力。他的意思是,像这种销售、收款的活计应该是儿子来深圳搞,他年纪大了,应该在家管发货就行了。王和生慢悠悠地在出租屋里转,一件磨秃了肘部的毛衣外面套着一件油渍马甲,腰上还系着装着鱼款的腰包。不知道是忘记取下来,还是不敢放在盗闻不断的城中村出租屋里。

王和生来深圳之前,还在黑龙江哈尔滨卖过鱼。他说,在深圳好一些,冬天暖和,只是假钞比较多。一年下来,他收到了一千多块假钞。另外,深圳的开销比较大,每天要100块钱。其中批发市场的铺位租金40块,雇工工资20块,房租20块,吃饭、烟钱20块。

最后,他终于告诉我,卖一斤鱼的毛利润是五毛钱,扣除一天一百元的开销,在坐一趟公交车都要两块钱的深圳,育有一子四女、已经65岁的王和生,卖一斤鱼能赚到一毛七分钱,还得负担被恶意拖欠货款的风险。

爆破队长曾春林

相对于周围每天必须上班的邻居来说,曾春林是个自由职业者,不用打卡,不用骑自行车去上班,大部分时间在闲逛。他跟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先递上名片,后递上香烟,名片正面印着XX爆破队队长,反面印着承接各项拆迁业务:旧楼砸墙、地盘搬迁、建筑爆破、地面改造等。这都是需要力气的活儿,曾春林说,他有的是力气,力气最不值钱,他随便一个电话,就能叫上几十号人过来。当曾春林感觉需要显示自己力量的时候,他总是说:“我手下有几十个人……”这样的话他说过很多次,在跟上级包工头讨工钱的时候,在自己女儿被社会青年欺负的时候,在陌生人出言不逊的时候。

曾春林瘦、黑、面容严峻、为人谨慎,有一副阅尽江湖之后的戒备心理。他1993年来深圳,在当年闯深圳的一批人当中,他是比较失败的。用他的话说是“没弄到钱”,到现在还住在城中村一栋民房的隔层里,留一个两尺见方的洞让身体垂直上下。隔板下住着他19岁的女儿曾俊。曾俊沉默寡言,只有在别人夸她漂亮的时候,会露出羞涩的笑容,同时下意识地往她父亲身后靠。她在下梅林附近的一家酒楼做服务员,一个月工资800块。这相当于她服务的客人一顿饭的价钱,如果这桌客人消费了金钱龟炖虫草、白扒鱼翅之类的菜品的话。曾春林还有个儿子,叫曾强,今年18岁,在福田农批市场里卖腊肠,虽然那个地方混乱嘈杂,但曾强的打扮依然整洁,裤线笔直,皮鞋铮亮。

在工程层层转包,利润薄如皮纸的建筑业内,像曾春林这样没有什么关系的工程队,根本赚不到什么钱,还得担心包工头的欠薪问题。曾春林看到福田农批市场上四川腊肠比较好卖,他也搞起了腊肠加工生意,也就说开一个小型的腊肠黑加工点――没有卫生防疫证明,没有工商许可证明,只凭着四川农村里的传统工艺。

曾强负责把腊肠运到农批市场卖给腌肉制品铺。冬天的时候腊肠生意很不错,曾春林还把他同在深圳打工的弟妹叫来帮忙。他现在的盘算是,等有一点钱的时候,去农批市场租一个铺位下来,专门卖腊肠。对于这个目标,他现在手头的腊肠制作规模显得有点可怜,市场的档位租金每个月要两千元。

曾春林的家族已经整体从四川内江迁移到深圳了,他自己是一家四口,另外他的弟弟和妹妹也是整个家都在深圳,弟弟在新洲派出所做巡逻员,弟妹在深圳做钟点工,侄女在一间超市做收银员。他的妹妹才四十多岁,却已经做外婆了。他说,他在内江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了,能跑得动的,都来深圳了。1993年的时候,他一个人来深圳,现在,这个家族在深圳已经有二十多个人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混得好的。

草根批发商李阿贤

李阿贤住在下梅林村。每月要交800元的两室一厅里,住着他和他老婆,两个儿子和他娘。十几平方米的客厅,已经被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两个货架和一张桌子挤得满满的,只剩下一条U字形的缝。一个卧室是他夫妻俩住,一个卧室是两个儿子住,老太太住在客厅的铁架床上,她已经老得睁不大眼睛了。

李阿贤有时候会去街上转悠,他最喜欢转报刊亭,拿起当天的报纸翻阅一下,并不买。他最关注本城的教育新闻。一天,别人送他一张报纸,有一版的大标题是《广深应率先取消择校费――省政协委员王则楚提案建议择校费在今春取消》,这条新闻让李阿贤很幸福。在他家黑暗逼仄的客厅里,凑着下午一缕斜着照进来的阳光,他大声地朗读了起来,一字一声,带着浓重的湖南邵阳口音。他的妻子在一边专心的听着,好像她老公在宣布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择校费已经成为公立学校权钱交易的毒瘤”,李阿贤读到这里评论了一下,他说:“深圳本地人都是有钱人,不用交择校费,我们这些外地人倒是要交,太不合理了,这个应该取消。”

李阿贤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根去年秋天中考,学校规定,外地考生要出示父母在深圳一年以上的暂住证,打工的要有社保卡,自己做生意的要有营业执照,还要有夫妻双方的计划生育证。这几样东西,李阿贤花了很大功夫才凑齐。李根考了632分的高分,按照规定,他可以入读不需择校费的公立高中。但李阿贤一心想让儿子读名校,咬牙让儿子上了深圳高级中学。这个学校是深圳四大名校之一,高考入学率几近100%,50%的学生以上能上本科。李阿贤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年一万的择校费,四千元的借读费,加上学费杂费,一年约两万元。李阿贤目前的一年纯收入,刚好也是两万元。

小儿子李旗在一所叫“金色蓓蕾”的幼儿园,一年的费用是五千元。这可不是城中村阶层的消费水平,这两笔巨款让李阿贤有点喘不过气来。他们家舍不得吃一顿肉。他说,再挨两年,等大儿子高三的时候,回老家参加高考,就不用交这么多钱了。

李阿贤的收入主要来自牙刷批发,外带一些廉价扑克、圆珠笔的售卖。牙刷厂家有专人把牙刷送到李阿贤的小屋,然后,另外有人拿着牙刷到城中村的各个杂货店去推销。李阿贤的小屋在低价牙刷的销售链条上起到一个中转站的作用,他每一箱牙刷能赚上5块钱差价。一箱牙刷是450支,也就是说,他差不多要卖出近两百万支牙刷,才能凑够大儿子一年的教育费用。

(编者注:本文主人公均为化名)

编 辑 李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