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及其“锯齿状”消费路径

摘要：农村地区特定的社会现状决定了西方消费理论很难找到能够完全解释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中国解”。由于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并不平滑，而是具有明显的“短视性”“阶段性”和“谨慎性”特征，这些特征的共同作用致使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呈现出"锯齿状"。这一消费路径可以更好地解释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为进一步制定行之有效的启动农村市场的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锯齿状”；消费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25-05

一、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

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生计问题的公认特征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缘辽阔，农村人口众多，面对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的经济转型和农村改革，我国农村居民所遇到的不确定性更加广泛与严重，不确定性感受更加深刻。

（一）人均纯收入偏低且增速缓慢

从农村居民收入的角度看，人均纯收入低下且增长缓慢，导致居民心理上对不确定性因素风险的厌恶程度更高。事实上，由于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收入在我国农村居民的总收入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其总纯收入中的比重为47.86%），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增速缓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恩格尔定律会使得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加之我国农村居民普遍科学知识、市场意识不足，劳动生产效率不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低以及容易受到风险因素影响等，相比于城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农业、农村和农民只能处于弱势地位。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面对“三农三弱”的境况，必然使得他们的不确定感受更强，他们不得不考虑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威胁。

表1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的频数主要集中分布在[2.0，3.5]，平均值为2.61，最大值为3.33，最小值1.82。实际中城镇居民还有很多的福利性收入，例如城镇居民一般还会有住房公积金、公费医疗、失业保险及各类补贴、津贴等，而这些收入农村居民是不可能享受的，如果将这些收入考虑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1]。

（二）收入结构不稳定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二者的比重几乎一直保持在90%以上。然而对于这两种主要收入来源，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农村居民的自身素质、农业生产的自身特性等因素影响，其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程度较大。具体来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较小，被认为是农村居民的暂时性收入（孙凤，2002）。近些年来，随着户籍管理与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迅速。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18.15%稳步增长到2011年的41.07%，上升了22.92个百分点，其不仅成为了农村居民的基本收入来源，也是其纯收入增长的最大贡献源。但是农村居民的该项收入来源很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典型的就是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即当经济发展形势好时，企业纷纷投资和扩张，就业机会多，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保障；而当经济发展低靡时，则正好相反，很多农民工可能无事可做，收入水平立马降低。除此之外，很多农村居民还具有“两栖型”的特征，农忙时节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他们必须回乡参与部分农业劳动，而农闲时进城又面临重新寻找工作的不确定性问题。再加上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较低，他们往往是依靠出卖劳动力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活，因而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收入低和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使得很多农民工一旦年迈，又选择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工资性收入就此消失。因此，种种因素使得农村居民对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较强。

家庭经营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的最基本、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该项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呈现了下降趋势，比重从1985年的74.44%下降到2010年的47.86%，下降了26.5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非常明显。构成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主要是农业收入（2010年的比重为60.84%）。然而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大，这不仅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由于农业生产的自身特性，也容易受到多方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农业的生产过程中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这使得农业生产同时受到“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的影响（如图1所示）。其中自然风险也称农产品产量风险，是指农业生产依赖于水、土、光、热、气等自然条件，而这些自然条件一般难以人为控制，并且变化不定，一旦发生自然条件的异常变化（例如农业经常会受到洪、涝、旱、病、虫、鼠、草、风、暴雨、雹、冷冻等），便形成农业灾害，造成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不确定性；农业市场风险也称农产品价格风险，是指农产品在销售过程中的供求关系、品种和质量、价格等市场因素可能发生变化而给农业生产者造成损失的危险，其中尤以价格的不确定性成为农产品市场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蛛网”效应，农村居民往往依据往年的价格来决定下一年的产量（经常表现出大量的竞争性生产、同质的产品等），最终供求矛盾的作用使得价格发生预期之外的变化。农业双重风险的共同作用致使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灾年的减产与丰年的“谷贱伤农”、“菜贱伤农”等现象时有发生[2]。

（三）存在流动性约束的影响

在西方流行的消费理论中，“标准化”的消费者不存在收入不足问题，因而也不会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然而我国农村地区的实际状况是农村居民收入不仅不足，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正规的金融市场，在借贷上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国有商业银行不自觉遵循着“偏农离农”的路径，其分支机构最多设置到县级，农村地区根本就没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执行的只是简单的“吸储”作用，而且亏损严重（田岗，2004），邮政储蓄更是只存不贷；而对于农村的非正规金融，不是被政府正规化，就是被打压、禁止发展。截至2007年末，全国共有农户约2.3亿户，其中约有1.2亿的农户具有贷款需求，而有机会获得贷款的农户数为7 800万多户，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3.2%，金融市场的匮乏使农村居民在进行消费时很难获得他们想要的信贷支持，流动性约束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3]。不仅如此，在农村地区借贷还是一个很令人丢颜面的事情，甚至会被认为是整个家族的失败。因而，为了预防将来不确定性支出，保证消费的平稳性，农村居民往往维持较高的储蓄水平，以降低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心理。

（四）社会保障资源不足

社会保障资源的不足，会使得农村居民对一些重要支出项目缺乏支付能力，进而产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感受。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投资和社会保障几乎是政府的盲区，农村地区的修路、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各项支出完全由农村居民自己买单，而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风险也完全是由他们自己承担。因而在农村，“量入为出”和“勤俭节约”的观念比城市更加强烈，其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将来的不时之需，保证生活的平稳安定。近些年来政府对农村地区的保障性投入有所增强：2003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截至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覆盖所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农村居民参合人数8.35亿，参合率达到95%；2007年国家免除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开始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这些惠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但是农村合作医疗较低的报销率和严格的报销范围、高等教育较高的入学机会和高昂的学费以及新农保的刚刚起步和较低覆盖率等因素，加之住房支出越来越大、婚丧嫁娶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村居民对未来的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并未根除。

二、不确定性的影响后果――锯齿状消费路径

Frank・Ellis（1988）在其著作《Peasant Economics》中曾经写到，不确定性导致农村居民个体在微观生产和生活中做出次优的经济决策，达不到利润或效益的最大化。“锯齿状”消费路径正是农村居民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的次优选择。

（一）形成基础

1.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短视性”特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小富即安、小成则满的小农意识已经深深地沉积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只看到或热衷于眼前和个体利益、看不到或不愿顾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落后而保守的“短视性”消费倾向。“短视”行为的产生源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由于农村居民个体的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因素降低了农村居民的理性范围，他们很难对未来形成清晰的轮廓：既缺乏未来稳定的收入预期，同时由于社会保障的不足，各项支出均由自己支付，而类似生老病死、子女高等教育、物价上涨等不确定性事件使得他们的不确定性预期进一步增强。最终，他们只能根据近期的收支状况做出较为短期的消费规划，往往是倾尽全力只去实现近期的一个消费目标。朱信凯、杨顺江[4]（2001）曾对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容城乡、新沟镇等四个乡镇的600个农村家庭进行过实地调查，发现农村居民的储蓄目标与其年龄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证实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短视性；胡坚、钱宥妮[5]（2005）借用金蛋模型，通过实证检验也得出类似结果。实际的生活中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处于适婚年龄的青年人会考虑他退休以后如何消费和消费多少，他的消费目标肯定是先将现有的资源用于如何来完成结婚这一事宜。

2.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阶段性”特征。“阶段性”特征是农村居民的个体生命周期特征和低收入、流动性约束、低社会保障水平等不确定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指在农村居民的一生中，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出现一次支付高峰，因而一生的消费行为由几个重要阶段组成[6～8]。尤其是当农村居民的低收入和流动性约束共同存在时，“短视性”特征和“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强化。以一个步入适婚年龄即将组建家庭的青年为例，其消费行为可以被划分为五个阶段，典型的划分如住房结婚生子子女教育养老，并且每个阶段的消费支出都具有很强的刚性，但是由于社会保障水平不足和受到流动性约束的限制，农村居民只能依靠自身较低的收入首先进行储蓄，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然后才实现各个阶段的主要消费目标。

3.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谨慎性”特征。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谨慎性”除了与“量入为出”“崇尚节俭”的消费习惯或文化传统相关，很大程度上与其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素相关。按照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观点，农村居民在决定其消费路径时，不仅仅只是考虑其收入水平，包括当期收入、持久性收入及相对收入等，同时还要考虑其收入的变化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因为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可能直接威胁到他们未来生活的效用水平。特别是对于绝大多数风险厌恶的消费者而言，消费下降所带来的效用损失要大于等量的消费增加带来的效用增长，因而厌恶风险的农村居民为了防止由于未来不确定性因素致使效用水平下降，他们往往会增加储蓄，消费决策则变得更加谨慎[9～11]。

（二）综合效应

“短视性”特征反映了农村居民个体的消费决策只是一个短期规划，实现的是某段时期内（或近期内）的效用最大化。在图1中，处于不同阶段的农村居民个体往往以本阶段的主要支出项目为既定目标，在保证日常基本消费需求支出的基础上，他们首先是去努力增加收入，积累财富，各阶段的储蓄曲线向上倾斜，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足可以实现本阶段目标时，主要的消费目标随即实现，转折点出现，储蓄下降，储蓄曲线向下倾斜。“阶段性”特征将规划时期延长为一生，考虑到了农村居民的个体生命周期因素，即一生中每隔一段时期或阶段就会产生新的“短期目标”，尤其是在面对住房、结婚、生子、子女教育和养老这些重大支出项目，“短视性”特征的强化和延续促使了一生消费行为“阶段性”特征的产生。并且由于实现每个阶段消费目标所需要的财富积累是不同的，例如住房和结婚需要的费用是不同的，这使得“阶段性”特征是非均衡性的，表现在图1中就是各个阶段的“锯齿”大小不同。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还受到其消费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谨慎性”特征伴随其一生，图1中的储蓄曲线整体向上移动。

可见，正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的“短视性”“阶段性”和“谨慎性”特征的共同作用，促使了其个体一生的消费路径呈现出锯齿大小不均等、非均衡性的“锯齿状”（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分析是基于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视角，如果将全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进行累加，则相应的“锯齿状”消费路径会从图1的“山尖形”变成图2的“阶梯形”。

（三）实证检验

为了论证农村居民非均衡性“锯齿状”消费路径的存在，在兰州商学院2011级农林经济管理班部分农村生源学生的帮助下，笔者和他们对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合镇、新筑镇和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共三个乡镇的300户农村家庭进行了有关储蓄目标的问卷调查。经过整理收集有效问卷292份。调查中选择的调查对象均为男性农村居民①，询问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即“您最重要的储蓄目标是什么？”、“您远期的储蓄目标是什么？”和“您最不重要的储蓄目标是什么？”。每个问题的答案由被调查者在已有的预设好的18个选项中挑选，同时每个问题可以有三个选项。表3显示了各个不同年龄组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储蓄目标的汇总情况。

通过表3的汇总情况可以看出，调查结果虽然与之前将消费路径划分为五个阶段（即住房结婚生子子女教育养老）的模式没有完全相吻合，但是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也显示出农村居民的储蓄目标与其年龄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以证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短视性”“阶段性”等特征。具体来说，从农村居民最重要的储蓄目标来看：25岁以下和25～35岁年龄组的青年农村居民，正当壮年，除了应对生产需要而购置生产设备或进行投资之外，建房、结婚和生儿育女是他们进行储蓄的最重要目标；而35～45岁和45～55岁年龄组的中青年农村居民，他们则将支出重点放到子女身上，储蓄目标就是为了应对子女的教育支出以及将来的结婚和住房需求；55～65岁和65岁以上年龄组的农村居民，开始步入老年，自身养老的问题和为子女遗赠财产则成为他们的主要储蓄目标。从农村居民的长远储蓄目标来看：25岁以下和25～35岁年龄组的青年农村居民将改善生活水平作为长期己任，同时对于子女将来的教育支出未雨绸缪；而处于35～45岁年龄组的中青年农村居民，所有精力基本全部放在了孩子身上，长期储蓄目标就是为子女建房、结婚的筹备和教育支出做好全力准备；45～55岁年龄组的农村居民开始将赡养老人和自身的养老问题提上日程；而对于55～65岁和65岁以上年龄组的农村居民，养老问题、为子女遗赠财产和预防疾病则成为他们长远储蓄目标的主旋律。从农村居民最不重要的储蓄目标来看，“阶段性”特征更加明显，除了社会捐赠这一选项，其他储蓄目标基本都是现有年龄阶段不存在的支出项目，例如65岁以上农村居民，结婚和筹办满月宴的支出基本就没有②；其他年龄组的情况这里不再赘述。

调查结果基本证实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是按照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持久收入假说理论等西方跨期消费理论中所假定的――按照消费者一生的收入水平来规划自身的消费行为，而是具有了一定的“短视性”“阶段性”和“谨慎性”特征。同样考虑到实现每段时期的储蓄目标所需要的财富积累程度不同，“锯齿状”消费路径就此形成。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锯齿状”消费路径可以更好地解释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疲软的形成机制，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启动农村市场的政策提供了新视角。笔者建议：

1. 培育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化解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多样化，而培育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就是要让农村居民的增收不能单靠农业生产，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实现了收入的稳定增长，才能真正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进而有效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2.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平滑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锯齿状”消费路径的形成，除了与低收入、流动性约束等不确定性因素相关外，还与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备、保障资源匮乏关系密切。因为正是由于医疗保险、教育投入、养老保险、公共基础实施等的缺失和不足，不仅增强了农村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很大程度上还导致了农村居民必须依靠自身的储蓄积累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成为了降低农村居民不确定性，平滑其一生消费支出的关键点。[12]

3. 启动农村消费信贷，消除流动性约束限制。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不仅改变了农村居民平滑消费路径的轨迹，同时也增强了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各级政府要通过政策扶持来支持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当然支持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要根据当前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家庭实际情况，设置合理的抵押担保方式、贷款程序和贷款条件等，防止过高的贷款门槛，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注释：

①主要是考虑到在我国农村地区，建房、结婚等一些重大项目支出基本都是由男方来筹备。

②不排除一些老年人晚年再婚和为孙子、孙女筹办满月宴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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