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 春风沉醉的海派美食

美食在郁达夫的笔下充满了灵性。不论是他在家宴上和鲁迅斗嘴，鲁迅说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名句；还是用六顿饭局和一场电影追求王映霞；甚或对福州美食有流连忘返，写下《饮食男女福州》让人流口水的文章；更有在《春风沉醉的晚上》里，房租一涨再涨，落魄到住贫民窟，他说：“（钱）横竖是不够用了，我索性来痛快的用它一下罢。”于是，买了点糖……春风沉醉的是自己的内心。

春风沉醉的晚上

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郁达夫描述了一个“零余者”的我，有点类似于今日的“沪漂族”。他说：“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人生窘境中，最能慰藉人心的莫过于美食。合租的室友，工厂的女工赠予他面包和香蕉，而他则在收到稿费后，想着：“横竖是不够用了，我索性来痛快的用它一下罢。同时我又想起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面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寻着了一家卖糖食的店，进去买了一块钱巧克力香蕉糖鸡蛋糕等杂食。站在那店里，等店员在那里替我包来的时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顺便也去洗一个澡罢。”1920年代的上海，“沪漂”的知识青年和外企女工，在最贫乏的日子里寻找着好梦。巧克力、面包、蛋糕这些美好小食，像爱情一样为潦倒的生活带来了“沉醉的春风”。

穿着夫人寄的皮袍，请王映霞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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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食俘获美人心，在郁达夫的日记中描述得更多。郁达夫在日记中，表现了极度真实的自我。他写明，穿了太太寄的寒衣皮袍去法租界吃饭，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心被搅乱，于是又请客下馆子吃饭。接下来几天，见到王女士，还是用请吃饭这招，一月十五日到二十日，短短六天，看电影只看了一回，吃饭倒吃了六次，喝醉五次，瞬间便已经从初见到了热恋，可见男女之间的推心置腹，靠推杯换盏，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这里的太太，当是原配孙荃。孙荃和郁达夫当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他在与孙荃相恋时，经常书信来往，诗歌唱和。郁达夫对孙荃的诗情向来赞赏，有一次回信点评曰：“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他还曾试着把孙荃的两首小诗夹在自己诗作内寄出发表，几可乱真。

不知，孙荃当年以怎么样的心情给丈夫寄去皮袍。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之后，她开始长年吃素。乱世中寻找一份宁静。

一个人的城隍庙吃小吃两个人的咖啡面食

1927年，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时候，郁达夫31岁，王映霞19岁。郁达夫的一日三餐，基本就是去快活林吃早饭、去城隍庙吃小吃。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著名的小吃生煎，就源于1920年代，它分为“混水生煎”和“清水生煎”两个派别。我们吃的那种小杨生煎里面有汤汁的属于混水生煎，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生煎做法。像大壶春那种里面没有汤汁的属于清水生煎，虽然没汁水，但依然很有名气。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吃中餐，和王映霞恋爱的时候就去北四川路的咖啡馆“吃咖啡面食”。虽然吃大餐、看电影，生活中充满了王子和公主的浪漫。不过，对于这段感情，王映霞在80岁时写的传记里无奈地说：诗人如果住在历史上，他是个仙子，诗人如果住在你家的楼上，他就是个疯子。

比鲁迅家吃得好

1928年2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风雨茅庐”的趣话。3月他俩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王映霞对郁达夫也无尽地满意，甚至还在自传里写：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结婚后，王映霞开始“洗手做羹汤”。郁达夫说：“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我和你先到大小各式菜馆里去吃它几天，我们边吃边讨论，这一定容易学会。”于是，他们前前后后去吃了十几次，去北万新吃早点，去新半斋吃鳝鱼，去老半斋吃“一盆很好的鱼”……直把一个月的稿费全吃光，王映霞心里着急，郁达夫却不担心：“你真不懂，如果想烧好吃的菜，则非要吃过好吃的菜不可，不然的话，便成了瞎子摸象。我们现在暂时花些小钱，将来学会了烧菜时，我们就可以一直不到外面去吃，自己来烧，不是又省钱又有滋味？”事实证明，王映霞真的学会烧一手好菜，她甚至连日本的味噌汤都会做。

100银洋有多少？

王映霞说每月100银洋用于吃，100银洋到底有多少？看看郁达夫和沈从文的一段交往就知道。

1924年的沈从文名不见经传，穷困不堪，走投无路之际给几位在京的名作家写求助信，只有郁达夫收信后作出了回应，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孑然一身北漂的沈从文。郁达夫进屋后，见到的是一个极寒碜的情景，沈从文在没有火炉的屋子里瑟缩着写作。郁达夫马上将自己的围巾解下，拍拍上面的雪花，带在沈从文身上……他们说了一上午的话，沈从文像见到至亲般地对郁达夫倾吐起了衷肠。临到午饭时间，郁达夫邀请沈从文外出就餐。结账时郁达夫掏出一张5元票子，付掉1块多饭钱后，其余悉数塞到了沈从文手里。50年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并记下了当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5元已经让沈从文记了一辈子，100元真的是富裕人家的生活开销。

周作人和郁达夫的家宴

郁达夫发表《沉沦》的时候，受到大众非议。周作人发表文章，力排众议大声疾呼为郁达夫申辩。事后郁达夫特地致信给周作人，要求到周作人北京的家里登门拜谢。周作人欣然应允，1923年的早春，设家宴招待郁达夫。当天鲁迅赶来作陪，这是郁达夫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他俩日后成了o话不谈的好朋友。周家在北京时是广和居的常客，尤其是鲁迅频繁地光顾这家店。家里来客人了，会叫广和居的外卖。周作人有文记道：“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口外有家有名的饭馆，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砂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

郁达夫既然是登门向周作人进行拜谢，那想来礼物一定不会少的。他曾在和周家家宴同时期的散文里写过：“一包火腿和茶叶，不知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送到北京？”想必如果这包火腿能及时寄到北京的话，郁达夫会毫不犹豫地提了火腿和茶叶去赴周家家宴的。

郁达夫日记中的上海美食旧影

郁达夫在上海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他的日记像鲁迅的日记一样，详尽地记述当时的生活。

五芳斋

“午前早饭也不吃就跑了出去，在五芳斋吃了一碗汤团，一碟汤包，出来之后，不知不觉就走上中美书店去了。”

五芳斋的前身是“荣记五芳斋”，主要经营以“嘉湖细点”闻名的粽子，50年代公私合营收归国有。五芳斋是郁达夫笔下光顾最多的店，汤团、小笼包，他一人食的时候通常会去五芳斋。

陶乐春

“在陶乐春和程君等聚餐后，已近四点钟了。”

当时上海开始流行起了川帮菜，著名的川菜馆有都一处、大雅楼、共乐楼、陶乐春等。那时上海尚未有梅龙镇酒家。由此看来上海人吃川菜的历史其实也不短。

大罗天

“田汉来了。座谈了半点多种，他硬要和我出去玩。先和他上一位俄国人家里去，遇见了许多俄国的小姐太太们。谈尽三四个钟头，就在他们家里吃俄国菜。七点左右，叫了一乘汽车，请他们夫妇二人去看戏。十点前戏散，又和那两位俄国夫妇上大罗天去吃点心和酒。”

从郁达夫的描述看来当时的大罗天是一家吃夜宵的场所，坐落在当时的南京东路广西北路口。有点心吃有酒喝，蛮洋派的很像现在的酒吧，吃点小食喝点小酒，可以让人聊以慰藉22点钟的胃。

味雅酒楼

“因为《洪水》已经编好，没有什么事情了，所以早晨就睡到十点多钟。孙福熙来看我，和他谈到十二点钟，约华林共去味雅酒楼吃午饭。”

味雅酒楼是家粤菜馆。粤菜馆于清末进入上海，刚开始对开在虹口四川北路一带，老上海的四川北路也是广东人居住者较多的地盘。20年代开在上海的粤菜馆有味雅、安乐、西湖、天天等数十家。广东人习惯称馆子为酒家。南京路四大公司附近还聚集着东亚、新新、杏花楼、大三元、新雅等粤菜酒家。

四马路三山会馆对面的酒家

“和陈太太谈了半夜，请她和周勤豪夫妇上四马路三山会馆对面的一家酒家去吃了排骨和鸡骨酱，仍复四人走回周家去。”

这里又是家宵夜的馆子，广东人习惯命名馆子为酒家，旧时宵夜馆也是广东人先开出来的。苏州于民国初期就有广东人开的宵夜馆子。

《旅苏必读》中说，“宵夜馆为广东人所开设，每份一冷菜一热菜，其价大抵大洋两角，冷菜为腊肠、烧鸭、油鸡、烧肉之类，热菜为虾仁炒蛋、油鱼之类，亦可点菜，冬季则有各种边炉鱼，有鱼生、蛋生、腰生、虾生等，临时自烧，三四人冬夜围炉饮酒，最为合宜，又有兼售番菜、莲子羹、杏仁茶、咖啡、鸭饭、鱼生粥等。”

《旅苏必读》这本书里断断续续写当时食肆篇幅的不算多，但我为了口吃的曾专门跑到上海图书馆去翻阅这本书。正本书无权阅读，只能在一个专门的阅览室里看电脑扫描本，进门先要换牌子，换好牌子还要登记，咖啡等饮料一律不准带入，凡此种种我就为了看口吃的，也是够了。

一品香

“上海街路的洋梧桐叶，已略现了黄苍，我一个人呆立在一品香朝西的露台栏里，才第一次受到了大都会之夜的威胁。……我想社会的归宿，做人的正道，总还不在这里。正在对了这魔都的夜景，感到不安与疑惑的中间……”当时一品香每人吃大餐1元，坐茶7角，小食5角。

一品香开在上海的福州路，是中国最早的西餐馆，也是胡适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上海卡尔顿大饭店

“午后二点，至Carlton参与盛家孙女嫁人典礼，遇见友人不少，四时顷礼毕，出至太阳公司饮咖啡数杯。新郎为邵洵美，英国留学生，女名盛佩玉。”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的新郎邵洵美也是当时文坛上颇负盛名的人物。邵洵美1927年与盛佩玉结婚。1928年开办金屋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1930年11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任会计。1933年编辑《十日谈》杂志，并发表第一篇小说名为《贵族区》。1934年编辑《人言》杂志。1936年3月至1937年8月主持《论语》半月刊编务。晚年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作品。其诗集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鲁迅曾数度讥讽：“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此评影响颇大，使得很多人都认为邵是一个靠老婆陪嫁而舞文弄墨的纨绔子弟。今日看来，是一场误会。

离沪赴杭，小巷深夜的馄饨圆子

郁达夫夫妇于1933年4月25日举家离开上海回了杭州。关于迁居原因曾有多种说法，但为生计多无疑义。王映霞曾这样表白：“一九三一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又说，“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我的终老之乡。”

迁居后的郁达夫的心情似乎并不如王映霞达观。郁达夫在散文《移家琐记》中，对迁居杭州度过的第一夜这样记载：“三更人静，门外的巷里，忽传来了些笃笃的敲小竹梆的哀音。问是什么？说是卖馄饨圆子的小贩营生。往年这些担头很少，现在冷街僻巷，都有人来卖到天明了，百业的凋敝，城市的萧条，这总也是民不聊生的一点点的实证吧？”有意思的是，在由上海迁居杭州的第一夜，郁达夫失眠了，于是他干脆起床拿起新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看起来。这一看，顿时让郁达夫精神焕然，他“从夜半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神经觉得愈兴奋了，六点敲过，就率性走到楼下去洗了一洗手脸，换了一身衣服，踏出大门，打算去把这杭城东隅的清晨朝景，看它一个明白”。与其说郁达夫想看明白“@杭城东隅的清晨朝景”，不如说他似乎更明白，他此刻人在杭州，但心却在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与鲁迅等人的战斗足迹，更有他对王映霞一见倾心后就此留下的美好时光。他内心是否有预感，上海留给他的甜蜜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好事只愁天妒我”，更多地也只能珍藏在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