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男人太多啦

联合国人类发展署预计，到2020年，中国无法娶到老婆的光棍数量将达到3000万，而到2030年左右，这一数值将达到4000万。光棍危机已经成为绕不开的话题。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所造成的呢？

娶不上媳妇这桩烦心事儿

家住湖北鄂西兴山县的老万两口子这些年很是郁闷，他们的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却还在打光棍，小儿子前两年好不容易娶了个本地的媳妇，却做了上门女婿，去年添了个孙子，也不跟他的姓。

虽然近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上门女婿已经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但在老万两口子看来，这是一件很没有脸面的事情。

现在老大和老二的事情他们也帮不上忙，村里的女孩子这些年只要中学一毕业就跑到南方城市打工去了，给儿子找媳妇连选择的对象都没有。

要是居住的地方交通条件较好，老万的两个儿子也不会到现在还打着光棍。由于没有公路，祖祖辈辈以来，他们住的地方所有吃的、穿的和用的都不得不从将近5公里的山下小卖部或者10公里外的集镇上用背篓背回来。交通的不便，加上经济条件有限，让老万的两个儿子找对象成了难题。

找到了媳妇却跑了

老万家附近的乡村，很多居民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有的甚至更加恶劣，因此男性青年都找不着对象成为普遍现象。这些乡村只要有姑娘长大成人，都会嫁到经济和交通条件好的地方去。山上的男青年，要么去做上门女婿，要么去条件好的地方买房子，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讨个媳妇。虽然这些年，村里不少男性青年在大城市中打工时把自己在外找的女朋友带了回来，可是绝大部分女孩子来了一趟，也就不辞而别了。

前些年，老万的大儿子在本县另一个更为偏僻的地方找了个媳妇，但是没有过多久，媳妇还是跑了。虽然老大在南方大城市中打工能挣上一些钱，但在媳妇跑了以后，他对婚姻彻底绝望，挣的钱很快被挥霍一空。

同在南方城市打工的老二虽然是个本分的人，但是他不到1米6的个子却让他的婚姻始终没有着落。

“光棍村”仅有的两个孩子也是收养的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老万的儿子及其所住地区男性青年娶妻难题只是我国广大农村落后地区娶妻困难的一个缩影。在全国范围内，因为娶妻困难导致了大量男性光棍的存在。

河北省一个叫做磨子沟村的村庄位于国家级扶贫开发县平山县西北部深山区，平均海拔1200多米，距离县城85公里、石家庄市区100多公里。直到现在，这里依旧还是一个恍若隔世的村庄，没有通讯信号，电视处于黑白时代，骡子和骡车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虽然通往磨子沟的有盘绕太行山的一条公路，但是只能容得下一辆车通行。磨子沟村没有学校、商店，也没有卫生所。这里的土地也十分贫瘠，主要以种植玉米和土豆为生的村民的家庭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

长期以来，磨子沟村一直是河北省平山县一个比较有名的“光棍村”。因为磨子沟村穷，外村的女人不愿意嫁过来，本村的姑娘全都外嫁，成年的汉子也大多出山做了“上门女婿”，结果让该村剩下的只有老人，如今村里剩下的十来个成年常住人口，年龄最大的已经97岁，最年轻的也60岁，其中绝大多数都打着光棍，村里仅有的两个小孩也是收养的。

而贵州省贵阳市高寨乡牌坊村则是另外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棍村”。这个2200多人、600余户的乡村，现在还打着光棍的成年男性就超过250人，几乎占到了本村男性总数的1/5。

但是高寨乡严重的光棍现象并不是只在牌坊村，目前在高寨乡的8个行政村，光棍至少就有1500多人。

全国平均每村9个光棍

上海社科院人口学教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一些落后的地方，很多女孩子都到大城市去了，她们在嫁人时也更愿意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找婆家，这导致落后地方光棍村的出现。

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了我国《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该项调查分别在大陆28个省份进行，几乎涵盖了我国各个地区：包括西部的陕西、贵州、甘肃、四川等省份；中部的安徽、河南等省份，东部的沿海地区等省份。

该报告显示，全国28个省份每村平均就有9个男光棍，其平均年龄为41.4岁。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东部地区平均每个行政村达到7.35人，而在西部地区，每个行政村则上升到10.3人，我国男光棍的聚集程度呈现出了由东至西逐渐递增的总体趋势。

“越是落后贫穷的地区，光棍的问题就越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并且，由于大量光棍的叠加，目前我国的男光棍总数已经突破千万。联合国人类发展署预计，到2020年，中国无法娶到老婆的光棍数量将会达到3000万，而到了2030年左右，这一数值将达到4000万。

光棍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

越来越多的男光棍也给我国带来了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会大幅增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表示，长时间解决不了婚姻的男子可能会因为人格扭曲、心理失衡而出现一些行为。

对性的需求是人的一种本能，一般正常男性在成年以后都会有性的需求和渴望，另外，还有繁衍后代的需求。而婚姻则是人类社会中满足这两种需求最为恰当的途径。对很多男性来说，如果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娶妻生子，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心愿，而这就会导致婚姻买卖、拐卖妇女等行为的大量出现。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很多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就与众多男性娶不到老婆有很大的关系，在一些贫困的乡下，由于娶不到老婆，有的男子只能通过人贩子从远方买老婆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而有的单身男性，会出现等犯罪行为。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10年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过去3年中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其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聚众斗殴。

高达数千万的男光棍将对我国的社会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对未来社会的良性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形成一定冲击，从而引发社会的震荡。

大量在城市打工的男光棍也是不安全的一个主要群体，这也加速了艾滋病的扩散和蔓延，而在未来，这种局面将会给我国带来更大的挑战。

我国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未来10～20年，由于男性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就业性别挤压”，将使处于“性别弱势”的女性生存发展更加边缘化，找工作也将变得更加困难。另外，由于很多男性找不到媳妇，等他到了老年之后，既没有伴侣又没有后代，谁来养活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

性别比失衡谁之过？

中国数千万男光棍的出现与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失衡具有很大的关系。

上海社科院人口学教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表示，在统计学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每出生100名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该指标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男女出生平衡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社会公认的比值是103到107之间。

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有103至107个男孩出生是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

“这主要是因为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死亡率要高一些，等到了婚育年龄，男女之间的性别比例就比较平衡了。”梁中堂说男孩死亡率高一些与男孩子比女孩子活动空间大、容易意外出事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目前我国的比值已经严重超出了这一范围。国家人口计生委截至2012年上半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同时出生118个男孩，而且这个比例还是经过治理已经下降的数字。

此前的2009年这一比例为119.45；2008年甚至达到120.56，是历年来的最高值。

30年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日趋严重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近30年以来发生的事情。

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9。一直到1975年，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开始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

1980年，其比值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1982年，我国人口“三普”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四普”时为111.3；2000年“五普”时上升为116.9；2010年“六普”时和2008年、2009年相比其比值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依旧高达118.06；2011年其比值又略有下降，为117.78。

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尽管在2008年之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出了稳中有降的趋势，但是其比值依旧严重偏高。

溺杀女婴、产前鉴定、漏报女婴？

在一些国外专家看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可能性解释有三种：其一是溺杀女婴；其二是产前鉴定；其三是漏报女婴。

但是对于溺杀女婴的说法国内的大部分专家并不认同。一些专家认为，尽管数千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溺杀女婴的陋习，但是随着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尤其是最近30多年以来，随着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样的陋习和恶行已经比较少见。

对于产前鉴定会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在这一点上，国内外专家对此都没有多大的争议。

而漏报女婴会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说法，梁中堂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很多地方，对于新出生的女婴存在瞒报、漏报的现象，她们并没有进入统计报表中，而这种状况极有可能也导致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

“我国事实上的性别比可能没有现在统计数据上反映的那么严重。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高的性别比是出生统计性别比，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性别比。”梁中堂说。

但是我国新生女婴的瞒报、漏报导致的失衡规模究竟有多大？梁中堂表示，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不过，尽管存在瞒报漏报现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较大的失衡现象是谁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客观事实。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由于这些年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不过在另外一些学者和媒体的报道中，2020年我国3000万的预测光棍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有的甚至预测，到2017年我国男光棍就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这个数将会接近4000万。

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在梁中堂看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大的关系。

80年代初，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走向失衡。

梁中堂认为，如果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为科学一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而他常常举的参考例子就是他在山西翼城县试点的试验。

1979年12月，梁中堂时为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5年后，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给中央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在梁中堂的持续努力下，山西翼城试点“二胎”生育政策终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批准，这就是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翼城县试点的二胎方案很成功，不仅人口规模没有剧增，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要比全国同期的合理得多。例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全国1～4岁为120.9，翼城为102.7；全国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并且翼城的数值也比山西全省及其所属的临汾市更为合理，以2000年“五普”0岁组的人口性别比为例，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114.3，翼城县为106.1。

统计发现，这些年来中国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属正常范围，是第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导致了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

“重男轻女”导致人为选择胎儿性别

长期以来，我国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对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以前，过去传统的方法是多生直到有男孩为止，但是少生成为一种政策以后，有这种思想的人们就会千方百计地要个男孩。

目前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依旧存在着男性人口上族谱、女性人口不上族谱的习俗，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男孩，上不了族谱，该家庭就会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情，而这样的家庭也会常常受到别人说闲话、奚落甚至是欺辱，并且有时娶进门的媳妇也不受丈夫和公婆待见，这就逼着有些家庭不得不想法子生男孩。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B超在国内偷偷被用于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再加上人工引产不受限制，B超的费用和引产手术费用一般最多也只有两三千元，有的小地方甚至只要几百元，因此非法地选择胎儿性别成为可能。

根据有关规定，我国的医院一般都不准对双亲透露胎儿性别，但是一些想要男孩的家长常常想方设法通过做B超在产前了解孩子的性别。某些医生为了不当个人利益，也就常常暗示胎儿是什么性别。尤其是私人诊所，往往为了牟取暴利，置有关法律法规于不顾，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提供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而这加剧了性别比的不断升高。

梁中堂也表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两非”行为，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

2011年以来，虽然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总后卫生部、全国妇联等六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共查处“两非”案件1.5万余件，处理各类有关责任人员近1.3万人，对违法违规者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但是，目前在全国各地，“两非”行为依旧广泛存在。

“”没那么容易

到2020年，我国是不是真的有3000万光棍，2030年光棍数会不会上升到4000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认为这样的观点有点过于夸张。他表示到时候就是我国20～4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或者是4000万，但是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

“例如，30多岁的男性在30多岁的群体中找不到合适的女性作为对象，他们可以找20多岁的女孩子谈对象。”陆益龙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真正出现的光棍数量就会比现在很多人所预测的要少得多。

不过一些人口学专家人为，现在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并不高，整个社会逐渐趋向老龄化，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很难通过婚龄差的方式予以解决。

陆益龙也表示，最近一些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中严重的男多女少现实将会导致“婚姻挤压”现象，例如25～30岁年龄组的男性在本年龄组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时，他们就会到20～25岁的年龄组去寻找对象，那么20～25岁年龄组男性寻找对象时就会向更小的年龄考虑，这样一层层往下压，越往后，总体上男性寻找对象就更加紧张。在另外一个方面，城里的男性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们就会到农村去找，农村中条件好的地方就会到条件更差的地方去找，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贫穷落后地区的男性找对象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很多人最后不得不打光棍。

在另外一个方面，在中国近20年的人口流动中，虽然大量的农村青壮年男性都进入到城市谋生，但是现实中的婚姻除了“门当户对”外，还有“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乡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边找到高一层次的男子，从乡村走出去的男子却不容易遇见比自己还低一层次的女人。

“在城市打工者队伍中，一些相貌、个子及个人或者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男性彻底处在社会的最低层，而能够看上他们的女性非常有限，这就让很多人难以找上对象。”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说。

中国未来的男性光棍队伍究竟有多大？陆益龙说很难做出准确判断。

梁中堂则表示，由于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现在有些人说未来我国将出现3000万或者是4000万光棍的说法在学术上很难做出有力的反驳，不过他表示，这种说法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性比比失衡倒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

不普遍利用B超

尹文刚表示，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长期保持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稳定，主要是这些国家在生育上受性别偏好的影响较弱。

不过有专家认为，我国社会就是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如果没有因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广泛存在的、非法利用B超这样的医学技术进行胎儿性别的鉴定并选择性引产的现象，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不会严重失衡。

其中日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位于东亚的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也存在着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但是由于不存在普遍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行为，其出生人口性别均衡性长期良好。资料显示，其于1872年就开始分性别统计出生婴儿，100多年以来其婴儿出生性别比一直比较稳定，平均比值为105.7，并且波动较小。

“统计发现，人类平均每出生52个男孩，就有48个女孩出生，这是人类在千万年漫长自然选择中所形成的一个比值，在完全自然状态下，只是不同民族、不同人种的人在比值上会有一点差别，但是也不会偏离太远。”梁中堂说中国80年代以来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偏高，虽然都起因于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但这种男性偏好若不付诸于生育行为，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

“这种偏好只有通过影响受孕胎儿的性别，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并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保留男胎，让女胎流产，才能出现中国80年代以来总体出生性别比的超常偏高。”梁中堂说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人口男女比例失调，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和加大执法，不仅要禁止利用医疗技术手段测定胎儿性别，还要禁止其他可人为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的技术和药物，对于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医生或者医疗机构也要加大惩处的力度，唯有如此，才能遏制住B超在胎儿性别鉴定中泛滥成灾。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规模不会大幅反弹

梁中堂认为，要根本性扭转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局面，必须要对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予以调整。

“另外从我国的人口增长率上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有了调整的必要，至少应该实行允许普遍生二胎的人口政策。”梁中堂表示。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远远低于上一个10年的1.07%，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经过30多年努力，现在中国的生育水平非常低，每一个家庭生育的小孩非常少。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说法是，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大概在1.5，就是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个子女。这个数字现在在印度是2.7，美国每个妇女生2.1个小孩。中国比这两个国家都要低得多，也低于2.1～2.2的人口更替水平。

并且梁中堂告诉记者，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会导致人口规模的大幅反弹。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

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说法，197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是5.8，到2004年下降到1.8，30多年因为实行计划生育我国少生了4亿人口。但是梁中堂认为就是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生育率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大幅下降，目前生育率降下来并非完全是计划生育的功劳。

梁中堂表示，现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也都达到2.0以下，其中日本仅1.3。另外，30年前，人们普遍担忧发展中国家会出现人炸，而现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下降了，其中泰国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希腊由2.2下降到1.3，伊朗由6.7下降到现在的1.8，都比我们国家快得多。

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实施我们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

“因此，我们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反弹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担心。至关重要的是，政策调整以后，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也会更加趋于合理。”梁中堂说。

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了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研究报告，该报告集纳了20多位人口学者的政策建议，他们在报告中也认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

“重男轻女”的改变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陆益龙对记者表示，我国“重男轻女”的思想除了一些历史遗留的因素，也有一些现实的原因。

现在，尽管中国已经步入现代社会，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导向依旧偏好男性，现实生活中男性和女性相比常常在政治参与、经济收入和精神受益上要更大一些，并且在就业、退休年龄、岗位设置等一些方面还存在着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另外由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维也让很多人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中为新生儿偷偷选择男性。

陆益龙说，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重男轻女”的思想将会有一些好转，而这种状况的改变让我国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状况将会一步步趋于缩小。

不过，陆益龙表示，“重男轻女”思想的改变也不能解决我国大量男性光棍存在的现实。虽然我国婚龄阶段男性比例偏高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大量男光棍的出现并不单纯是这种性别差所致，而是和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贫富不均具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在城市中，部分贫苦家庭中的婚龄男性也将面临这样的问题。

“虽然我国男女性别比的合理化努力可以让我国的总体人口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但是就解决男光棍危机而言，依旧只是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陆益龙说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中，不少女性也都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她们中很多人干脆也将自己叫做“女光棍”或者是“剩女”，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很多男光棍的存在并不仅仅是男女性别差的问题。

陆益龙认为，其实，很多男性娶不到媳妇都是因为地区贫苦以及家庭贫困所致。

梁中堂表示，大量光棍出现并不是我国近些年才有的现象，其实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这种现象都比较普遍，而这也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的重要原因。而在历史上，“买卖婚姻”、拐卖妇女都要比现在严重得多。其根源主要就是贫困及居住区域条件落后。

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才是解决之道

“唯有缩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消除贫困，大量男性光棍的局面才能有所好转。”陆益龙另外表示，如果一些地方贫困落后的状况能够得以改观，其重男轻女的思想也会被逐步弱化。

最近一些年，跨国婚姻也成为一些单身汉的选择，尤其是在我国西南的广西、云南、贵州等一些省份，一些娶妻难的农村青年将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娶新娘作为一种选择。

但是尹文刚告诉记者，作为一种个人行为，跨国娶新娘始终只能是少部分人的个人选择，对我国庞大的光棍队伍而言，这只能是杯水车薪。

中国的男光棍问题有没有比较彻底的解决办法呢？

陆益龙告诉记者，人的婚姻是很复杂的社会行为，要想彻底消除男人打光棍的现象，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另外，就是女性找不到对象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因为按照一种叫做“甲女丁男”的婚姻迁徙链条，女人总是会寻找高一层次的男人，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那么按照该模式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那么最后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

实际上，我国男女适婚人口 “嫁高娶低”婚配模式造成的“婚姻梯度挤压”，已经导致当今社会形成两大现象：一面是农村落后地区“光棍”不断，一面是不少大城市“剩女”的增多。只不过大量男光棍是被动单身，而“剩女”一般多为个人的选择。

“这样的局面是无法避免的。”陆益龙表示。

但是究竟该如何解决大量男光棍的生理需求呢？

“最近一些年，有些人认为我国可以像一些国家一样尝试允许红灯区存在的做法，但是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这是自解放以来一直不被允许的。”尹文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