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台班子”何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冷门未免太冷了点，”最新的诺贝尔和平奖出炉后，一位法国读者在《解放报》网站如此评价。或许有人会事先想到，公认的大热门――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可能与大奖擦肩而过，甚至会猜测得奖的或是如昔日意外获奖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联合国蓝盔兵那样的组织，但绝不会有人想到，这个爆冷者会是此前外界从未听说过的名字：“突尼斯国家对话四方机制”（下称“四方机制”）。

“四方机制”作为一个组织或集体在获奖前鲜为人知是毫不足奇的，这不仅仅因为突尼斯是个北非小国，更因为这个组织非但冷门到家，而且严格说很难被称之为一个组织，或者实体――它只是个由四家机构临时拼凑起的应急对话平台。

这四个机构的背景和基本盘存在不小的差异，由它们四家组成的“机制”也很难被认为是有效且持久的。然而，正是这个看上去十分脆弱的“草台班子”，却成功地在“后茉莉花时代”的突尼斯维持了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完成了一次近乎“标准化”的民主政党轮替，绘制并推动着一张“和平解决政治分歧路线图”的出台和一步步落实――当然，还有为自己赢得了一次诺贝尔和平奖。

“草台班子”的杰作

尽管已是明日黄花，“阿拉伯之春”仍令许多人记忆犹新。这场席卷中东、北非，影响力一度波及大半个地球的政治风暴，第一个“沸点”正是北非国家突尼斯。

2010年12月27日，突尼斯西迪布宰德市小贩巴济济遭警察虐待后自杀不治，引发了所谓“茉莉花革命”；2011年1月14日，执政达23年之久的本・阿里下台逃亡，成为“阿拉伯之春”中首个被的中东政权。此后埃及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的“尼罗河革命”，也门导致萨利赫辞职的政治冲突，利比亚导致卡扎菲惨死的内战，以及叙利亚连绵至今的流血，都被公认可追溯到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渐渐发现，在令人激动的“民主自由”口号背后，“阿拉伯之春”的瑟瑟秋风却越刮越猛：所有被或“革命”不已的，都是在上世纪60-80年代君主制上台执政的世俗集权共和国，而倡导、赞助“民主自由革命”，或在本国“革命”中安然无恙的，却是同样缺乏民主、人权却在政治、宗教领域更保守的世袭君主政权。

不仅如此，“革命”导致了社会动荡、原教旨和极端势力猖獗，妇女、世俗派和“异己”宗教、教派信徒受迫害，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如今或动荡不安，或暴力不止，或内战不息，或陷入无政府状态，有些甚至成为输出难民和分子的渊薮。

与之相比，最早的“沸点”突尼斯似乎被人们所遗忘了：尽管没什么特别好的消息传出，但至少也没那么多特别坏的，大家或许早就无暇顾及它了。

但事实上突尼斯并非那么太平：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举行了“后本・阿里时代”首次“一人一票”的普选，原教旨的突尼斯复兴党击败老资格的世俗政党――突尼斯民主进步党（PDP），获得40%以上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权，该党虽然标榜“温和”，但上台后同样试图推行伊斯兰教法治国，并引发世俗反对派的不满和反弹。

自2013年起，突尼斯政治和社会开始充满着不安和暴力。是年7月25日，来自“革命圣地”西迪布宰德的世俗派议员・罗米被暗杀，5个月后另一位世俗派议员贝拉伊德也惨遭不测。尽管复兴党实际领袖拉希德・格鲁希多次强调“与政治暴力无关”并谴责暴力，但反对派中的激进主义者纷纷主张“以暴易暴”，更严重的政治冲突似乎一触即发。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突尼斯将步利比亚、埃及、也门等后尘，成为又一个在“后革命时代”陷入乱局的失败典型。

“四方机制”在这种令人不安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们和世俗派、原教旨派等前本・阿里时代的反对派有较多交集和良好关系，自身虽有不同的倾向却并非政党，没有权力野心，因此被认为可以充当对立派系、利益集团间的斡旋、调停者。

2013年10月，“四方机制”宣告落地，并很快拿出一份“路线图”：第一步，以中立的、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过渡政府取代复兴党政府，以便久拖不决的修宪得以顺利“提速”；第二步，在2014年上半年完成修宪，以便新的大选在新宪法基础上进行；第三步，在新宪法和中立过渡政府的“双保险”下举行新的立法大选，从而完成突尼斯的“第一个民主循环”。

这张“路线图”最初被认为是空中楼阁，注定会半途而废，但奇迹发生了：在格鲁希、PDP领导人等的配合下，突尼斯过渡政府在“四方机制”落地两个月后成立，中立专家约马阿取代了复兴党总理拉拉耶赫。

2014年初，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中，“难产”数年的突尼斯新宪法顺利通过。10月26日，新一届立法选举顺利进行，世俗的突尼斯呼声党上台执政，复兴党和平交权，完成了“后阿拉伯之春”迄今唯一一例“由原教旨回归世俗”的和平政权交替。

地中海和平的需要

如果说几年前国际社会对“阿拉伯之春”普遍抱有“玫瑰色幻想”的话，随着“伊斯兰国”（IS）的崛起、原教旨主义的泛滥，以及“革命”各国普遍出现的政治暴力充斥、极端保守主义和宗教势力盛行、人权和民主原则被普遍践踏的现象，这个名词的“正能量”即便不能说消失殆尽，也已光彩不复。

曾被奥巴马和希拉里鼓励的埃及不仅出现了流血、暴力、宗教和政治迫害，还相继出现靠选举上台的原教旨党派打击异己，和本已交权的军方武装重新夺权的场景；曾被欢呼为“伟大胜利”的利比亚至今军阀割据、四分五裂，不但多次出现“一国二公”的尴尬，更赔上美国大使史蒂文斯的一条性命；同样当过“标杆”的也门也成为内战和“海合会”军事干预的战场，国内冒出了两个“合法政府”；叙利亚则更不用说了，美俄等国竞相飞掠轰炸的战机、肆无忌惮的IS和席卷欧洲的难民潮，足以让一切美好的幻想变成噩梦。

与之相比，虽经历风雨、总算勉强看得见彩虹的突尼斯“茉莉花”几乎是“阿拉伯之春”唯一可以大声褒扬的“模范”：虽有政治冲突但可以用选票解决，虽有原教旨运动但整个社会依然维持世俗主色调，虽然有诸多不情愿、不正常，但原教旨党派会败选、败选了会下台。人们太需要这样一份“正能量”了，否则无法对昔日付出如此之多、寄托如此之大，如今影响又如此之出人意料和代价沉重的“阿拉伯之春”，作出一个让自己和世人都可以接受的交代。

与之相比，“大热门”默克尔之所以成为热门，是因为对“地中海难民”的慷慨，但这个慷慨在德国内外争议越来越大，诺贝尔奖评选者们难免担心重演昔日“预授奖”给奥巴马引发的争议和嘲讽，因此宁愿选择“四方机制”这个“不像组织和实体”的组织和实体。此外，难民潮是果、是下游，而“阿拉伯之春”是因、是上游，如果说默克尔在这个问题上是用息壤不断“堵漏”的鲧，那么“四方机制”更像正本清源，从源头疏解难民潮的大禹。仅从这个角度看，颁奖给“四方机制”，也的确更有说服力一些。

相对的和平

可惜的是，突尼斯的太平也是相对而言的。

尽管经济破坏相对较轻，但革命前曾蓬勃发展的轻工等行业恢复缓慢，恢复较快的旅游业又一再被诸如今年“3・18突尼斯城巴尔多博物馆袭击事件”，和“6・26苏斯省康大维港马哈巴帝国酒店沙滩袭击案”等恶性事件干扰。本・阿里之所以下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一手推动突尼斯高等教育普及，却无力为大学生提供饭碗。这个问题如今更严重了――即便旅游业不被所干扰，其所能提供的也多半是和大学生预期不符的低薪岗位。

“四方机制”之所以大功告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复兴党这个突尼斯原教旨政党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类似政党（如埃及穆兄会和利比亚的某些派系）那样极端、恋栈和不调和。

但这是有原因的：和埃及、利比亚等国家属于“世俗派打酱油，原教旨当主力”不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主力是草根民众和世俗派别，复兴党虽早在1981年成立，但长期遭打压，领导人格鲁希流亡英国20年之久，“革命胜利”后才返回突尼斯，权力基础并不扎实。此外，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最世俗化的国家，如此力量对比迫使他们不得不“温和”，在这种“土壤”里，“草台班子”才能大功告成。

换言之，“突尼斯模式”在其他中东国家恐怕很难复制。不过，这种“温和”同样是相对而言，就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前不足24小时，执政的突尼斯呼声党重要成员尼达阿・图内斯死于政治暗杀，未能和“同志们”分享这份光荣和喜悦。

更让人担心的是，原教旨在突尼斯水土不服并不意味着突尼斯不出产原教旨和，恰恰相反，大量突尼斯籍原教旨分子由于在本国缺乏“成就感”，转而纷纷加入IS等国际原教旨恐怖组织，成为“圣战者”。突尼斯警方今年6月的统计数据称，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地为极端恐怖组织作战的突尼斯人高达2000-3000人，其也是IS内人数最多的外籍士兵群体。IS则在网站上扬言，“有数以百计的突尼斯‘圣战者’领受了使命，回国闹‘圣战’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