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传花到村长

私人、民企、国企，以致现在的农民阶层都呼拉拉参与到房地产中来了。只要找到胆子更大的人，这个游戏就能够玩下去。

12月2日早上，张华平揉着惺忪的睡眼刚打开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时间是早上7点多钟发过来的，内容如下：

华平，我初步定于下周三连同村××书记、合作社×××主任一起到北京考察，请事先帮忙打听下北京哪些地段还有升值的房子，最好是现房，还有要控制在单房房价300万以内，三个月内比较容易出手。

那是老家村长发来的，张华平脑子还有点蒙，他来不及多想这些人马突然要造访的意图，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一个问题上，地方很小，什么消息都流传得快。几乎全乡人都知道，他是惟一一个在北京扎根的人，刚登记做了股票经纪人。估计再有几天，全乡人也得知道，是他帮着乡里寻找“致富”的门路。

张华平想起来，一年前，村长也发过相似内容的短信，不同的是，那次是让他帮忙炒股。张华平当时委婉地劝告村长，“款压那儿几年，不是今天买了明天卖，倒卖西瓜青菜还怕烂呢，周转期万一变长，那农村的日子还要不要过了?”这一次，张华平犯愁地直揉太阳穴， “全国人民都到北京炒房了，太可怕了。”

村长的过去与现在

几天后，在张华平家见到村长时，村长很热情，并没有对记者遮遮掩掩。陈绍禄(化名)今年四十五岁，四年前的五月当选村长，要说这个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早期，在明清时期，因为地处晋西边陲，与陕北一衣带水，隔河相望，凭借东联西通的地缘优势，乡里店铺林立，商贾繁荣，驰名秦晋，富甲一方。一直以来被冠以的“核桃之乡”，“红枣之乡”，暗示着这里绵延的生命力。

不过，当陈绍禄出生时，他亲眼见证了长期处于自治状态的乡村已被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造。取代了小农经济，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消失了，村子里的道德与权力中心，也从村子里的宗祠转到了公社党委。

陈绍禄的祖上是做月饼的饼匠，要不是那场政治风暴，陈绍禄很有可能继承祖祖辈辈的衣钵。本是小本经营的买卖，他的爷爷却被打人“资本家”的行列，并在“”的高潮中丢掉了性命。陈绍禄在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不招人待见的“黑五类”。即使中国复归正常，他也要担当起家庭衰落的后果。 少年起，他打过各式各样的零工，从木匠到建筑工人，当过民兵，也从本地往外捣腾过核桃和大枣。要不是他偷偷藏下的几个月饼模子提醒，他还真忘了自己也差点成为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他做过各种买卖，凭着兢兢业业，勤劳肯干和脑筋灵活，还在当地开过一个小加工厂。

2005年，他在村长竞选中获胜，当地老百姓都希望一张新鲜的，有活力的面孔。上任后，他发现领导一个村要比运转一个工厂复杂得多。后者的关系简单，一头是买家、另一头是工人，经济逻辑决定着游戏规则。而作为一名村主任，他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世界。

村委会三层气派的办公楼表明了村子里干部繁多的职责。一层接待室经常是各种纠纷的调解处，并处理村民的养老和就业问题；二楼是党政办公室和计生办，后者则说服一心要生男孩的家庭节育仍不是件容易事；三楼有会议室，村支书和村长办公室，他们在此接待上级的各种考察。

计划生育、邻里纠纷、自来水管、义务教育、企业用地，陈绍禄发现自己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农村中的贫富差距，农村凝聚力的减弱，成为了他最忧心的事。作为中国行政权力最底层的干部，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不再有时代的权威，不再控制着村子里的所有政治与经济资源，村民有越来越对他们的命令置之不理；另一方面，他们则必须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没有能力和更高一级别的干部讨价还价；同时，单向度的经济改革，正使各种公共功能被扭曲成经济利益，村长越来越像一个企业家。

就像邻村的黄村长遇到的问题。只因他脑瓜太聪明，所以遭上面某些人的忌怕，一直没有升迁。后来，乡里的乡长调走了，人们以为这一次总该黄村长出头了，谁知又调来个李乡长。黄村长心里非常憋气，实在想不通，与朋友诉苦，朋友指点迷津：穷，还是穷，穷不通官。

几个村的村长不管年龄差异，或许都与他面临着类似的焦虑与困惑。在困境里，他们尝试了大力发展传统种植业――核桃和大枣。陈绍禄甚至雄心勃勃地要兴建一个新农产品市场和食品深加工厂，以解决村里的财政问题。

可是现实的复杂性，让他强烈地感到推进的困难，比如拨款迟迟未来，陈绍禄向上级单位追要这笔款项， “我的急脾气都磨没了”，陈绍禄苦笑地说到自己上任以来的最大收获。这几年，他早就习惯了“村章乡管”、 “村财乡管”的行政化办事手段。而当古时的地缘优势也早已不在时，这里慢慢沦为西部一个荒凉，偏僻，甚至贫瘠的山庄。

陈绍禄反复跟记者强调，官员也有自己的苦衷。“地方官员的任期就是五年，而决定他们能否升迁的主要指标恐怕就是当地的GDP。要建立地方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当地的知名品牌，短期内是拉不上GDP的，这样做不符合地方官员地方利益最大化。”

“我曾经和周围村的几个头头都聊过，大家都认同这样虽然对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但是不能实现地方官员的升迁，反而为下一任的官员做了嫁衣裳，这种冤大头精神是不可思议的。”他说。

宅基地的收入

从2007年起，乡里开始尝试招商引资，可招来的全部是重工业的污染工厂，水泥厂，化肥厂，洗煤厂。“因为水泥厂污染严重，所以不得不按规定关了，吸引不来别的企业投产，想要复耕，但地上的水泥坨子有这么厚，上级部门来看过，也觉得没办法弄。”陈绍禄用手比划着。此时，离他依托大枣、核桃带动百姓致富的梦想已经越来越遥远了。

水泥厂关了，许多村民没了工作。此时，城里的房地产业熙熙攘攘地发展， “随着四周邻县城的发展，他们正在被一环接一环地向外推，终于推到我们这个乡了。”于是村里开始也想在这块地上盖房子。跟开发商的利润五五分成，还要给土地所在的1000多户村民预留出楼房，等着以后老房子拆迁后，补完差价就可以搬进去。

又过一段时间，县城里新来者中的一些人买下了村里的土地，造起两三层的宿舍，然后租给其他在县城附近打工的农民工。

对于卖房卖地所得利润的用途，陈绍禄说， “除了让村委会留一小部分，其余都用在村民身上。”据同来北京的另一名主任介绍，2008年为1000多户村民补贴了供暖费共170万元。同时投入40多万元补贴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适龄人员。乡政府希望将这一模式应用到其他数百个村庄。

“我们外边的马路很干净，村里得给没了工作的村民找活干，现在全村有30个人负责打扫卫生，每个月发给他们450

元。今年这些小区还没正式入住，周围的几个果园的大枣都被买房看地的人采摘光了。”

最近一段时间，陈绍禄开始发愁另外一些工人的去处，因为村里最后一家水泥厂也快关闭了，村里的财政又面临了问题。陈绍禄有一个天生做生意的脑子，他说，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张华平。

在张华平家里，陈绍禄掏出公文包，拿出了在老家就打印好的一摞A4纸，上面用钢笔重点圈这样一行字：从全国的平均数据看，11月房价环比上涨了1.2％，年化涨幅接近15％，个别城市的环比涨幅超过2％，年化涨幅超过25％--这是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份主要经济数据。

“我找人考察过，实际上，北京不少楼盘的价格在11月份环比涨幅应该在10％左右，年涨幅超过100％。”陈绍禄对北京这几年的房价上涨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但下面的话他没往下说――他计划用村里的收入在北京投资房产。为此，他在村里召开了动员大会，为表公开、民主，他还特地让村主任、村合作社主任一同来京。 正如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所言，“村民们开始利用他们的宅基地创造额外收入。”然而，他们只是被高房价影响的数千万人中的一员。房价已经成为城里人“民怨”的枪靶，可在陈绍禄看来，这是全村子人今后生活幸福的赌注。

在这波房价疯狂上涨中，钱从实体经济中抽离，而转入房地产业，房价已经在相当于高速公路的快车道上，而且超速了。张华平后来悄悄告诉记者，他不知道这些资金里有多少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也许有国家的农业补贴没有用在农业上，而投在了房地产上，农民的医疗费、教育费和生活的水准将受到极大的挤压。

张华平不知道如何拒绝村长的请求，他只好一边把房地产中介公司的朋友介绍给陈绍禄，一边对记者感慨， “谁能为大城市的房价高涨踩下刹车?我看政策不能，经济危机也不能，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中国庞大的刺激性支出反而加快了这一进程。房价的真正困惑不在于贵，而在于它还有更贵的预期。弄不好，这帮农民兄弟又成了下一波接盘的人。”

在他这个专业从事证券分析的人士眼中看来，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变成了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跟股票市场无异。私人、民企、国企，以致现在的农民阶层都呼呼拉拉参与进来了，只要找到胆子更大的人，这个游戏就能够玩下去。而且房价就越涨，买房的人就越多，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寓言，他这次反复提醒村长陈绍禄，“问题是，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不是接最后一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