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嘴”与“闭嘴”之间

“一个人用两年学会说话，却要用六十年学会闭嘴”，这是海明威的一句名言。最近，关于网络造谣、辟谣、打谣层出不穷，绕着一个“谣”，闭了许多“嘴”。

谣言确实可怕，大家都听过三人成虎的故事。这一天，魏国大王想把太子送去赵国做人质，让大臣庞恭陪着太子去。庞恭心想他这一出国，离大王那么远，搞不好就有人向大王说他坏话，于是向大王进言，说，“大王呀，要是有一个人说街上有老虎，您相信吗？”大王很坚决，说不会相信的。他又说，“大王呀，要是又一个人跑来跟您说，街上有只老虎，您相信吗？”大王有点动摇了。他接着说，“大王呀，又有第三个人来跟您说他在街上见到一只老虎，您相信吗？大王点头，说会相信。庞恭就总结了，说其实街上没有老虎，有三个人说有，您就相信有了，我以后离您这么远，议论我的人肯定不止三个，大王您要明察呀。大王表示心里有数。可庞恭再也没有得到大王的召见。

故事讲到这里，大家都会说，这个大王也太糊涂了，怎么能听信谣言呢！其实，大王很无辜。事情没有验证之前，怎么能知道获得的消息是不是谣言呢。大王的处境其实并不好，他是轻易不能出王宫的，一般也不能跟街上的百姓打交道，也就是说，大王不但不能够亲自去验证信息的真伪，而且获得消息的渠道单一，只能依靠自己信任的大臣。

不过我相信，在有人说庞恭坏话的时候，肯定是有人站出来辟谣的，但是大王怎么最后还是相信了造谣的而不是相信辟谣的呢？辟谣讲求时机。庞恭进言本身就是一种提前辟谣。但是，辟谣辟得太早了，而且是自辩清白，说服力不强。辟谣辟得太晚，等到大王对于庞恭的判断先入为主，也同样起不到什么作用。辟谣其实要讲证据的，而收集证据是要花时间的，因此往往失去了辟谣的最佳时机，而且很多事情是无从查起，查无可查。

但是不管怎么说，庞恭还是很有智慧的人，大王因为谣言不重用他，确实是魏国的损失！假设大王现在明白了，很后悔，觉得有必要整饬一下魏国的舆论氛围，就先从熟悉的大臣下手，把说过庞恭坏话的人都抓去坐牢，再制定一条规定，就是造谣者的听众累计超过500人的，就要被抓去教育。那么，一时之间，好多人就会不敢说话了，闭了嘴。那些有识之士，明白这只是彰显打谣的决心，并不是要每天抓人。但是还有些弄权者就很高兴，说打谣就是个筐，我爱怎么装就怎么装。就这样，呼呼啦啦地扯出好些人来，百姓也不免有怨气。

大王是本着澄清是非、实事求是的目的打谣的，但是谣言越打越多，还打出了一些怨气，这绝对是大王不想看到的，庞恭也不想看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川之道，在疏不在堵。疏则在道，道即为媒。由此可见，让百姓有口难言，就是在堵黄河，任河坝再高，也抵不过黄河之水渊远，决堤是迟早的事。盲堵不行，修道来疏，黄河之水滔滔，却也能化作田边地头的沟渠，润物于无声。道在于通，通则靠媒。

弄权者异议：坏事者媒也，应取缔之。百姓闭目塞听，多不出怨言，有媒为介，谣言四起，官威何在？在任何时代，百姓从没有真正的闭目塞听，不过是不敢言、不能言罢了。百姓内心雪亮，每逢重大转折，必发力创造历史，此为一；媒为台，疏百姓之意，导百姓之情，是疏导民意引导舆情的缓冲地和监测台，拆台必生突变，此为二；三人为众，不怒自威，官威何在？笔者不才，尚知威不在武，若秦二世不亡，威不在位，若陈胜、吴广不反，威不在资，若沛公不胜项籍。威在于众，百姓跟着走，不怒而自威，此为三。

该如何发挥媒介作用，破谣明义？

其一，开宗明义，信息公开。谣言兴起并不可怕，谣言的威力在于跟谣者，众口铄金。跟谣者始于信息屏蔽，想知道的不知道，该了解的不让了解，于是出现了揣测、不满甚至怨恨。于是，一旦有了谣言，就偏听偏信，对于辟谣一概不理。

其二，扩展媒介，健康舆情。谣言纷飞，正说明媒介力量的弱小，其平台不够宽广，参与的角色不够多，发出的声音太过单一。媒介获得信息的源头不多，把握信息的能力不强，传播信息的话语权式微，这都需要加强媒介建设，赋予媒介权利。

其三，赋予媒介独立性，增强监督功能。媒介力量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媒介自身的自和独立性的缺失。“谣言党”的兴起本身就是代表着民意的质疑以及中立监督角色的填充，有社会需求就应该想个好方法满足，而不是漠视需求，打击需求，而毫无疑问，媒介发挥这项社会功能是再合适不过。从与党和政府的渊源、媒介本身的职能、媒介自身的能力等等来看，只要给予媒介更多的独立性，媒介完全可以饱和这一空间，让“谣言党”无立锥之地。

只有让百姓都张得了嘴，造谣者才会闭嘴。在“张嘴”与“闭嘴”之间，媒介应该挺身而出，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