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与酒人

元代文人蔡祖庚曾著有《园殇政》酒文一篇，以入木三分的笔锋，用以区分酒人与官人的界线。文曰：“脱略形骸、高谈雄辩、箕居袒跣、嬉笑怒骂者，酒人也；峨冠博带、口说心写、违心屈志、救过不暇者，官人也。故居官者必不可嗜酒，嗜酒者必不可为官。”

笔者初读此文时，虽觉十分过瘾，但对其文最后两句，似觉判断有点过于绝对。之所以有如此认知，因为古人中有许多嗜酒的官人，一生清廉如洗，并留名于青史的，也非没有其人。比如，国人皆知的南宋抗金大将辛弃疾，一生嗜酒如命，酒后还留下多篇饮酒诗篇。笔者还是在孩提岁月，在爷爷手板的严格管教下，就背诵过辛弃疾的“万事一杯酒，长叹复长歌”，以及“昨夜山翁倒载归，儿童应笑醉如泥”的诗词。可是这位爱国将领，并没有因为一生嗜酒，而变成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一代官中之丑；反而在南宋晚期，写下了浴血抗金的英雄乐章。如果说历史上的武将，还不足以覆盖官场，那么文官中也不乏嗜酒者，比如汉代的文相于定国（字曼倩，通称其为“于公”），他少年时随父学法，入朝为官后先后任狱史、郡决曹――直到光禄大夫、平尚书事、丞相、平西侯等高官。据《五杂俎》史料中记载，于公不仅在酒量上超越汉代之前所有酒人，更为奇特的是他醒时即醉、醉时即醒。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说他体内的生物钟发生颠倒，因而只有他在酒醉时，才能清醒地审理各种案件――无论是审处公案或私案，没有留下一件错审和误判的记录，成为有口皆碑的无冤“判官”。因而他称得上酒人与官人的高度谐和，并在官人与酒人之间，走完他的一生。这是笔者翻阅《园殇政》时，对其“居官者必不可嗜酒，嗜酒者必不可为官”论断的一点小小的挑剔。

但是仔细翻阅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官人酒史，集官人与酒人于一身者不少，但酒人能将官运支撑到底的，可谓寥寥无几。因而，蔡祖庚的这篇《■园殇政》文章中，对于官人与酒人的论说，并不因其文尾过于绝对，而失去其真正价值――正好相反，它对官人嗜酒与酒人嗜酒，无论是对古代，还是对今天，都有着极其普遍的参照价值。比如：东汉时期的文官孔融，在他为官的记录中，是个有着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文相，在汉史的记载中，他对完备汉代各种制度，有着突出的贡献。同时孔融也是个酒人，他曾书写过酒功篇章，与曹孟德在宫廷中公开论战，可见其痴酒之嗜非同一般。但其结果并不美妙，一腔热血满腔忠魂并没能挽救其官运――他被贬官回乡，彻底成为一个乡野酒人。晋时有个文相阮孚，在任丞相中郎时，因其嗜酒如命，经常因酒醉而疏离官务，其中被引为酒事一绝的历史典故，是以官帽子上的“金貂”换酒，就是说他喝光了朝廷赏赐的俸禄之后，拿下头冠上的金貂换酒，以满足他的嗜酒之求。尽管帝王对其聪明才智十分赏识，最后还是经受不了同僚们的谗言――他从丞相中郎的金交椅上跌落了下来，先是降为芝麻绿豆官，后来终于滚落黄尘，成为因酒事丢官的另一例证。至于文人进仕之后，因酒后失态（如李白）――特别是因直谏朝政，而被罢官发配者，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不计其数。如果以此为参照系，则能发现蔡祖庚的文章，对酒人与官人不能同流，有着十分广泛的概括性。

中国有句酒事民谚，叫做“酒后吐真言”。官场往往是以帝王意志为罗盘的领地，如果官人不“口说心写，违心屈志”，那么让他吐出真言的烧膛之酒，就会埋葬他的官运。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了明代“七品芝麻官”徐九经的酒事传奇。之所以首先想起了他，因为他为官的地盘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河北省玉田县。相传他祖宗八代都是湖北佬，如果他不到临近京城的河北玉田为官，也许命运不会演绎出他的惊魂故事：当时，京城正逢两个权宦之家的王孙公子，为争夺一名门贵族中的娇女，而对簿公堂。朝中审案官员因畏惧两家权势，而纷纷以各种借口逃避对此案的审理。徐九经不仅能饮善饮，还有断案如神的本领，帝王下了圣旨，召徐九经进京了断此案。徐接到圣旨后大惊失色，因为京城大臣无法了结此案，让他一个小小七品县令去当主审官，等于让他跳进火海。家乡盛传，他在百般无奈之际，第一件事就是摔碎了他平日饮酒的酒坛，以示进京后远离酒浆，以防因酒后口吐真言，而命断紫禁城；第二件事，他叮嘱夫人，如果他一旦发生了意外，把他的尸骨运回酒乡大柳树村下葬（明代这儿是我老家的酿酒之乡），让他在地下九泉做鬼时，也能闻到酒香；第三件事，就是绞尽脑汁，制定了种种在高官夹缝中死里求生的破案之策。一个酒人，要想拒饮是很难的一件事，但徐九经自进京城之后，就言明自己有病，不能沾一滴酒星，以防酒后显形。在历经了无数惊魂的日日夜夜，并多次几乎身陷绝境，最后终以其出人的聪慧，在强权的夹缝中，峰回路转地明断了此案之后（京剧《七品芝麻官》，就是以其故事编写而成的），皇帝为奖励他小蚂蚁搬倒大象的超人智慧，下令官封二品，并留其在京城为官。失魂落魄的徐九经，在高呼“皇恩浩荡”之后，请圣上开恩，准其回到玉田县城，继续他的芝麻官生涯。徐九经荣归故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开怀狂饮，以补京城内丢杯之苦；第二件事，就是坚决辞去县令之职，与其夫人在大柳树村挂起一面酒幌，开了一个“徐九经老酒店”，从官人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酒人。

这种官人与酒人之间的嬗变，是另一种人生回归。他虽然不同于孔融与阮孚，但同样解析了一个真正的好官，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能当酒人的。像于定国与辛弃疾那般，能将官人与酒人双重角色扮演到底的，毕竟是官场中的少数；而历史中的多数官人，是无法将其酒人形象扮演到底的。清官痴酒，常因直言而犯上；赃官贪杯，则酒色财气浸淫于一身，成为一个两条腿的魔鬼！

这就是古人在《园殇政》中，对官人与酒人之间的科学定位。它像是一面镜子，供后代官人在自照中正其衣冠，美其形影。

（王熙利摘自《读书文摘》）